全球民主化浪潮并非始于天安门——临近的菲律宾、南韩在此之前已开启民主化。特别是菲律宾以"人民力量"迫使独裁总统马科斯下台，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即便如此，天安门抗争和"六四"屠城的世界意义仍无可比拟，对共产政权尤其有似末日预言，直接影像到几个月后的柏林墙倒塌，间接促动了"冷战"结束。此后二十年里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都有天安门的身影。面对抗议民众聚集的城市中心广场，除了死于非命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外，各国独裁者没有一个敢于效法邓小平，像"六四"镇压那样对和平示威的民众大开杀戒。
对和平抗议的肯定，对民主化要求的支持，对屠杀的谴责，是当年北京学生和民众在"六三"之夜走向天安门和长安街的根本信念，是世界范围巨大反响的基本态度，也是香港民众当即站出来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最重要原因。"平反六四，还政于民"是香港从未改变从不放弃的呼声。每年"六四"夜，维园点点烛光，总是令我热泪盈眶，感激香港人，守护良知的坚持。这种良知，这种守护，如同"六四"抗暴中民众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远远高于争取大陆民主的具体目标，携带着人性尊严的超越意义，在今日尤其重要。
如今的世界局势与1980年代末期和"冷战"初结束时已有根本不同，民主制度正在面临艰巨挑战。十年前，欧美遭遇"金融海啸"，恰逢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迅速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中共独裁模式高歌猛进，令许多国家的掌权者暗自歆羡。此后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只有局部民主化成功，反倒继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后，令中东陷入更深战乱，且导致流向欧美的难民潮。欧美既有体制一方面以金融救金融加剧内部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拙于应对难民问题，结果在多国引发民粹主义反弹。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当选，以及新近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所遭遇的各种反复和困难，既令人反省现有民主体制的问题，又被威权统治者拿来作为拒绝还政于民的口实，给中国大陆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和渴望"真普选"的香港人民都带来格外严重的压力。
一直以来，威权统治总是在言说和专权两方面同时压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言说方面，北京近年来至少在两点上刻意混淆是非。首先，民主制度遇到的困难，并非是对"主权在民"的否定。即使那些试图扭转民主制现实（如土耳其）或民主化趋势（如埃及）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来盗取统治正当性。在这方面，中国走得最远。北京以及为其辩护的文化精英将中共置于人民主权之上，在严控不同声音下于今年年初通过修宪，企图从"主权在国"更进一步，造成"主权在党"的舆论场域。然而，由于"国"与"党"的现代意涵始终无法彻底清楚掉对全体国民和非党民众的指涉，也无法获得"君权神授"那种绝对"天命"的认定，这正在成为非常冒险的操作。无论怎样诉诸革命历史，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是，必须要运作言说的第二点，即，假设"人民主权"的问题早已解决，目前所需要做的只是争取"高质量"——用儒家传统来说是"选贤与能"，用西方现代宪政传统来说是要固化"代议制"以防止"庸众"劫持政治，用维持精英垄断作为政治体之"头"来防止宪政"身体"垮塌。这个固化了的"代议"精英的"头"，救落实在今日中共这个摄有主权的党身上。结果，这两点言说成了循环论证，通过后者虚置"人民主权"的方式，来论证前者"主权在党"的必要性。这样的论证下，"党"再次落入工具性层次，无法与"人民主权"无可置疑的根本原则相对抗。于是，专权暴政成为必要的补充，决不能允许自由组党，也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指定的人民代表候选人参与选举（虽然选举过场仍然必须要走），必要时就出动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一定要让人民忘记政治参与，忘记自己才是国族"主权"的主体拥有者；一定要让人民生活在持续的政治恐惧中，党才能稍稍纾解自己坐不稳大位的恐惧。
从"人民主权"这个概念刚刚出现在现代历史舞台时开始，就存在着如何确认其代表权和行使权的困扰。民主先行者汤玛斯・潘恩早在十八世纪就提出，执政权力必须每隔一定时期由人民再次授权，才能持续生效。
这个"人民主权"失效的危机，曾经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而独立于中共去参选人民代表，正是"八九民运"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1980年部分开放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曾带来大学校园民主的短暂春天。1986年年底大学生再次游行要求参选，直接导致力图保护学生热情的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以及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出党。虽然无法像1980年那样进行校园公开竞选，但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们没有放弃，在各个宿舍楼里挨门征集选票，最终在1987年将方励之夫人李淑娴教授成功选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说，胡耀邦逝世被视为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大损失，引发学潮和全国性大规模要求民主的社会运动，其实是与人民要求定期确认"主权"归属的愿望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六四"镇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共数次面对挑战选举权的危机，不惜暴力压制独立参选人，恰恰表明传统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后，"人民主权"的实质意义不容回避。
在香港，问题表征有所不同，但实质并无二致。"我要真普选"的口号能够动员起数百万港人参与政治和参与选举的热情，关键就在于，香港回归后，旧的殖民者离去，却没有带来起码的政治解殖程序，一切都被北京代劳。表面上的"港人治港"，从来没有得到过在地的"人民主权"充分授权来认可新治权的正当性。正是因为这种"空降"来的新治权，才会令人听到"五十年不变"的说法时，恍然如见回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殖民主子。内地网民乃至身为名校教授者，讥讽港人"殖民地习气"，则属完全回避了真正的问题。事实上，北京巴不得港人老老实实接受新主子的殖民，千万不要谈论什么文化的或者政治的"解殖"，更不要谈论公民参政的主体性。
世界范围的民主困境和威权上升也告诉我们，仅仅争取"民主"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保有明确的社会愿景。今日的民主困境，与意识形态场域被偏向大资本大财团的新自由主义垄断，有直接关系。在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缩减了必要劳动时间，大部分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却又常常在职场受到大资本挤压。都市青年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但始终没有得到恰切的政治表达。在民主转型国家，则往往是转型前，积极推动的民众将目标锁定在狭义民主化，一旦初步成功，立即匆忙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少保留足够在地空间，难以支持社会内部探讨不同发展渠道并蕴育进步价值。与此同时，今日的威权体制与以往不同，很少再以军政府独裁的面貌出现，反而会充分利用高科技管控社会，实施愚民，而且通常会与跨过资本交好，勇于为（国有）大资本撑腰做打手。这又从反面提醒我们，争取变革本可以从反对资本渗透日常社会生活入手。
"八九・六四"时所发生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主权立场发生正面冲突。从"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痛斥镇压军队是"法西斯"并不断冲向枪口去抗议、阻拦、抢救伤亡者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是在为公民的尊严站出来，是在为大写的"人"而牺牲。纪念"六四"，既是表达我们还政于民、安抚亡灵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们致敬，相信他们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与世界进步力量同在。只要我们还前行在这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就是激励我们的光芒和力量，永远不会被忘却。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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