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中贸易摩擦升温，中国股市跌至熊市之际，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三个看点：一是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提出“以牙还牙”之说，让国际社会侧目；二是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最后，中国最近举行高规格外事工作会议，齐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地方要员，确立所谓“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在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之际，习近平的“以牙还牙”之说，有多大的底气支撑？作为中国国策的“中国制造2025”，为何突然上了宣传部门的黑名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急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造势？
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说，习近平现在是骑虎难下，而且习近平也有些人们常说的“二愣子”风格，比如当年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时就说过，我们不输出革命，不输出贫穷，你们西方有什么好折腾我们的。习近平今天面对着中美危机，这种危机甚至已经引发中国社会、经济和内部权力间的各种冲突，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发句狠话。但这掩饰不了他内心感受到的在外事方面所面临的整个风暴和危机。他可能以为，以强压和硬挺的办法可以扛过去，但他到底能否在这场综合危机中生存下来，还值得怀疑，也值得观察，我们拭目以待。
夏明表示，“中国制造2025”计划之前吹嘘过头，现在成了笑话。该计划本来是中国用来凝聚士气和民族希望的东西，给大家鼓劲，让中国的科技在未来十年有大的提升。而现在的客观效果完全相反。中国的过度吹嘘和过度狂妄阻碍了中国谦虚地发展。另外，这种过度吹嘘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毕竟现在中国是美国在军事上的对手和竞争者，美国的警觉会导致它在各种尖端技术领域里对中国“关门”，进行更多控制。中兴公司事件暴露出美国技术在中国工业领域的关键性作用，使得中国所吹嘘的“厉害了，我的国”变得非常空虚。所以，一方面，中国政府现已认识到这不仅成了外界嘲笑的口舌，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成为美国攻击它的依据；另一方面，这也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场所。我相信现在中共内部已有了权力的重新集聚，这可能成为一个权力重新运作的突破口，未来说不定会有反攻。这里边预示着更大的政治斗争。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认为，习近平向欧美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发狠话，是想让他们产生恐惧，希望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加强游说。这当然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希望这些企业高管能够通过商务部这个渠道进行游说，遏止以纳瓦罗为代表的这批人的强硬作风。但这种做法忽略了美国整个经济制度运转的基本现象。这些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背后的基础都是股东。中国现在的这种做法完全忽略的美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一切都是公开和公平的。这些上市公司虽然组成复杂，但其根本还是在于股东。而很多股东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把钱放在了不同上市公司里头。所以，现在习近平恐吓这些高管，其实就是在恐吓这些小老百姓，因此效果有限，一旦被搞清楚底细，可能还会收到反效果。
魏碧洲说，最近中共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看上去这是要把“习近平思想”注入到外交工作中，但具体如何运行和结合，我还是深表怀疑。但我认为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针对川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伟大”，这是针对美国的一个新的大布局。中国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判断，大概认为川普总统推行的这些事情，特别是他的外交政策大致已经成型，基本不能逆转。所以在这个关口，中国必须要出凝聚一个方式出来能够化解和应对“美国优先”这样一个结构。你看美国居然可以咬牙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想见川普的“美国优先”思想是如何贯彻到了整个外交系统。我们现在甚至不能排除美国将来退出联合国的可能。美国交这么多会费，负担这么多事情，但整个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案来抵抗美国，那美国要联合国的意义何在？美国说不定另外号召一批真正为自由民主人权奋斗的国家来做这个事。所以，中国应该已经清楚认识到川普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中国在外交上注入习思想确实是配合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我觉得真正的目的是应对川普主义在国际事务上的发挥。从中国提出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三观也可看出，中国就是想让自己的角色适应美国所引领的这个国际社会。
程晓农认为，要理解美中在贸易战当中各自的姿态和策略，就需要分析双方对贸易战各自的损益评估。简要来讲，美国行政当局认为，在贸易战当中美国短期受损有限（出口减少），长期减损明显（避免高科技和军事科技被进一步大量拿走），所以不在乎中国如何反击；而中国政府则明白，让顶同输（让步和对着干都是输盘），唯有绝地逢生（或许这样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姿态越来越强硬。在这样的损益评估背后，两国政府对本国的国内、国际承受力的判断完全不同。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在上行通道，整体民意支持率上升，部分美国公司和对华出口农民的意见不会影响大局。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经济已处于下行状态，对美国让步也无法挽救经济，但中国民众容易被动员，所以采取强硬姿态至少不亏；同时，通过对美国国内各利益群体的各个击破，对世界上许多搭美国便车的国家拉拢分化，或许可以让川普当局短命，那就一举摆脱贸易战了。中国判断的最大风险在于误判美国选民的基本盘。
程晓农说，中国过去几年中对外的姿态越来越高，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变成“国强亮剑”。“韬光养晦”的潜台词从来就是“国强亮剑”，只是以前觉得时机未到，先把“剑”收起来，“收剑”是为了早晚一天的“亮剑”。所以，中共不可能永远“韬光养晦”，当它觉得，国内国际的政治需要有必要“亮剑”时，它不会犹豫。中共最近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与角色观。但官媒的报道只介绍了历史观和角色观，这些内容并不新鲜；没报道的是大局观，这不是对国际社会讲的，而是针对大使馆内部讲的。过去十多年外交系统贪腐问题积重难返，军方、国安、外贸、对外金融等部门在驻外大使馆内早已习惯独立行事，大使基本管不了。这次外事工作会议是巩固外交整顿的结果，用大局观要求各使馆内不同部门的人员听从统一指挥。
程晓农表示，所谓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那就是川普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涉及到改变或调整美国对国际组织如北约、WTO、联合国的义务和责任；但中共强调的“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止这种改变，以防止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中国没有能力提出或形成另一种全球治理体系。
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说，习近平现在是骑虎难下，而且习近平也有些人们常说的“二愣子”风格，比如当年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时就说过，我们不输出革命，不输出贫穷，你们西方有什么好折腾我们的。习近平今天面对着中美危机，这种危机甚至已经引发中国社会、经济和内部权力间的各种冲突，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发句狠话。但这掩饰不了他内心感受到的在外事方面所面临的整个风暴和危机。他可能以为，以强压和硬挺的办法可以扛过去，但他到底能否在这场综合危机中生存下来，还值得怀疑，也值得观察，我们拭目以待。
夏明表示，“中国制造2025”计划之前吹嘘过头，现在成了笑话。该计划本来是中国用来凝聚士气和民族希望的东西，给大家鼓劲，让中国的科技在未来十年有大的提升。而现在的客观效果完全相反。中国的过度吹嘘和过度狂妄阻碍了中国谦虚地发展。另外，这种过度吹嘘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毕竟现在中国是美国在军事上的对手和竞争者，美国的警觉会导致它在各种尖端技术领域里对中国“关门”，进行更多控制。中兴公司事件暴露出美国技术在中国工业领域的关键性作用，使得中国所吹嘘的“厉害了，我的国”变得非常空虚。所以，一方面，中国政府现已认识到这不仅成了外界嘲笑的口舌，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成为美国攻击它的依据；另一方面，这也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场所。我相信现在中共内部已有了权力的重新集聚，这可能成为一个权力重新运作的突破口，未来说不定会有反攻。这里边预示着更大的政治斗争。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认为，习近平向欧美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发狠话，是想让他们产生恐惧，希望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加强游说。这当然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希望这些企业高管能够通过商务部这个渠道进行游说，遏止以纳瓦罗为代表的这批人的强硬作风。但这种做法忽略了美国整个经济制度运转的基本现象。这些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背后的基础都是股东。中国现在的这种做法完全忽略的美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一切都是公开和公平的。这些上市公司虽然组成复杂，但其根本还是在于股东。而很多股东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把钱放在了不同上市公司里头。所以，现在习近平恐吓这些高管，其实就是在恐吓这些小老百姓，因此效果有限，一旦被搞清楚底细，可能还会收到反效果。
魏碧洲说，最近中共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看上去这是要把“习近平思想”注入到外交工作中，但具体如何运行和结合，我还是深表怀疑。但我认为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针对川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伟大”，这是针对美国的一个新的大布局。中国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判断，大概认为川普总统推行的这些事情，特别是他的外交政策大致已经成型，基本不能逆转。所以在这个关口，中国必须要出凝聚一个方式出来能够化解和应对“美国优先”这样一个结构。你看美国居然可以咬牙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想见川普的“美国优先”思想是如何贯彻到了整个外交系统。我们现在甚至不能排除美国将来退出联合国的可能。美国交这么多会费，负担这么多事情，但整个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案来抵抗美国，那美国要联合国的意义何在？美国说不定另外号召一批真正为自由民主人权奋斗的国家来做这个事。所以，中国应该已经清楚认识到川普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中国在外交上注入习思想确实是配合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我觉得真正的目的是应对川普主义在国际事务上的发挥。从中国提出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三观也可看出，中国就是想让自己的角色适应美国所引领的这个国际社会。
程晓农认为，要理解美中在贸易战当中各自的姿态和策略，就需要分析双方对贸易战各自的损益评估。简要来讲，美国行政当局认为，在贸易战当中美国短期受损有限（出口减少），长期减损明显（避免高科技和军事科技被进一步大量拿走），所以不在乎中国如何反击；而中国政府则明白，让顶同输（让步和对着干都是输盘），唯有绝地逢生（或许这样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姿态越来越强硬。在这样的损益评估背后，两国政府对本国的国内、国际承受力的判断完全不同。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在上行通道，整体民意支持率上升，部分美国公司和对华出口农民的意见不会影响大局。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经济已处于下行状态，对美国让步也无法挽救经济，但中国民众容易被动员，所以采取强硬姿态至少不亏；同时，通过对美国国内各利益群体的各个击破，对世界上许多搭美国便车的国家拉拢分化，或许可以让川普当局短命，那就一举摆脱贸易战了。中国判断的最大风险在于误判美国选民的基本盘。
程晓农说，中国过去几年中对外的姿态越来越高，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变成“国强亮剑”。“韬光养晦”的潜台词从来就是“国强亮剑”，只是以前觉得时机未到，先把“剑”收起来，“收剑”是为了早晚一天的“亮剑”。所以，中共不可能永远“韬光养晦”，当它觉得，国内国际的政治需要有必要“亮剑”时，它不会犹豫。中共最近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与角色观。但官媒的报道只介绍了历史观和角色观，这些内容并不新鲜；没报道的是大局观，这不是对国际社会讲的，而是针对大使馆内部讲的。过去十多年外交系统贪腐问题积重难返，军方、国安、外贸、对外金融等部门在驻外大使馆内早已习惯独立行事，大使基本管不了。这次外事工作会议是巩固外交整顿的结果，用大局观要求各使馆内不同部门的人员听从统一指挥。
程晓农表示，所谓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那就是川普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涉及到改变或调整美国对国际组织如北约、WTO、联合国的义务和责任；但中共强调的“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止这种改变，以防止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中国没有能力提出或形成另一种全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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