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对这些轻漂漂的话送上几句冷嘲。但我今天既没法冷，也没法嘲，我只能轻轻地说，强迫我们遗忘文革，并且我们果然遗忘了文革，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
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就未免流于表面。文革绝不只是红卫兵的夺权运动，也绝不只是毛的权力游戏。
绝不是。
它比这个要丰富得多，它是一种奇怪的革命理论在逻辑上所达到的颠峰状态，这种颠峰状态，就是对社会的全面破坏和凌辱，对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毁，对人性尊严的全面敌视和仇恨。
它与一切美好的东西势不两立，与一切人的尊严和权利势不两立，与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势不两立。
一个人，如果对自我有着美好期待，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因为，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
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没有对罪恶进行系统的清算，这个国家只会永远深陷在它过去的罪恶之中，只会沿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滑向罪恶的深渊。
那么请回忆一下吧，可怜的中国人。
回忆一下那天早晨，我们突然被一个红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捆住了头脑，同时被告知，我们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情岁月，从此也就拥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权力。
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代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
回忆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光头吐唾沫。
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这位老人则像一座雕塑那样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额头，也不能说一句话。
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惧战战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样的凌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额头。
回忆一下吧，所有曾经做过错事，或者自以为没有做过错事的中国人，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所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于一个野蛮民族的失望与控诉。
而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从容地走上了一条宁静的死亡之谷。
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
如果说，还有什么中国智慧是超过中国人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天赋的，那么只能是在创造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
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是掩恶取善。
然而，掩盖了过错的功，还能是功么？
掩盖了罪恶的善那还叫善吗？
有意用一种功来掩盖过错，用一种善来掩盖罪恶，这本身就是罪过吧。
所以我想着，至少文革历史可以成为例外，因为它远没有成为历史，它一点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体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
然而，我错了。
才过了区区五十二年啊，就有人试图把一场关乎十四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掩盖并且抹去。
正如我们所知，这场掩盖与抹去的计划执行得相当成功，相当持久。它的成功而持久甚至绝不亚于当初的展开与发动。
为了更好地配合掩盖，为了更有效地从生活的深处将它抹去，我们不能谈论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时侯，它果然就发生了。
我们需要遗忘它的时侯，我们果然就遗忘了。
是的，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已经终结的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就未免太天真。
文革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也将以文革的方式继续，无法真正终结。不仅是因为还有人为文革招魂，有人希望抹杀我们民族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还在于我们就是在这个记忆中成长起来的。
不论是文革的阴影还是文革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都证明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
文革所留给我们的，也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无辜的尸骨，一大堆人格凌辱与创伤，文革还留给我们以灵魂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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