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据香港大学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指数录得10年以来的新高，愈年轻对“中国国民身份”愈没有自豪感。有学生领袖表示，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人对本土身份认同愈来愈强烈，而身份认同亦影响年青人参与社运的取态。不过，多位学生领袖都认为，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后，都未能争取任何改变，令新一代的社运陷于低潮。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上星期二（6月19日）公布，以电话随机访问1001名市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觉最强烈，由0至100分的“身份认同指数”计算，录得83分，较上次调查高4.1分，亦是自2008年有关指数开展以来的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亚洲人”的认同为74.1分，高过“中华民族一份子”的68分、“中国人”的66.6分，“世界公民”的63.5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排行最低，只有56.3分。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6月26日）公布，以电话访问1000名市民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上升4个百分点至38%，“没有感到自豪”的比率下跌5个百分点至57%。
深入分析显示，香港市民年纪愈轻，对成为中国国民感到自豪的比率愈低，对北京的香港政策评价亦愈负面。其中18至29岁组别有7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因为“成为中国国民而感到自豪”，只有16%表示有；30至49岁组别亦有6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只有31%表示有；50岁或以上组别则有51%的受访者表示有自豪，44%表示没有。
19岁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区倬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结果反映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人对本土身份认同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趋向认同自己是纯粹的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说：“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强烈的本土身份认同，是同2014年的雨伞革命有关，当时雨伞革命期间，我会见到很多香港人一心一意为香港的前途及民主自由的价值去付出，甚至愿意牺牲，再加上看到中国的政制发展以及文化，都会觉得香港与中国在各方面都有、无论是政制文化也好，还是社会追求也好，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在当中，更会觉得香港人与中国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20岁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彭家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的身份认同是香港人，他认为香港人的语言、文化、集体回忆都有别于中国人，尤其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对自由民主的看法都与中国的见解不同。彭家浩又表示，政府都应该注意为何香港年青人会有身份认同的转变。
彭家浩说：“彭家浩说：其实是不是可能中国政府对香港那种文化的干预，或者身份认同尝试强行去付诸一些中国人的情怀，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未必认同，可能有些核心价值同香港人也有出入，譬如法治、自由、民主，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政府尝试进行打压，或者很明显同香港人的期望有出入，譬如香港人是希望有普选特首、行政长官，在2014年的雨伞革命提出有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但是中国政府以”8-31决定“不容许有这件事情出现，很明显有价值观的出入。”
彭家浩表示，近年香港年轻人对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感觉愈来愈强烈，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而身份认同亦影响香港年轻一代参与社运的取态，亦反映在近年香港学界不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晚会。
彭家浩说：“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就不可以用同胞或者中国人这个身份去包装，而出席这个（六四烛光）晚会。”
19岁的香港大学生会会长黄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是对六四这件事的感受，而是对于责任关系，他认为身份认同与责任最有关系。
黄程锋说：“我们常常会说责任这件事情随着身份而来，我想你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比较少人会说自己、即是我们对于中国人这个身份有一个比较少的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好像以前的论述一样，就是说随着六四事件引伸出来的建设民主中国这种责任，究竟我们认不认同，我想是这个”位“，我们同以前的人，或者特地讲，同支联会有距离。”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区倬僖表示，香港人对社运的取态以路线有世代差异，可能上一代亲身经历过六四事件，他们在那个纷围下长大，民主意识的追求都是由八九民运那个时候开始，六四事件对于上一代香港人而言，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启蒙，但是对他们千禧世代的香港人而言，政治启蒙可能是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或者2014年的雨伞运动。
区倬僖表示，他们这一代对六四事件已经没有太大的情感牵连，他们会用理性的角度，纯粹是一件历史事件的视角去看待。
区倬僖说：“我们同支联会或者那些人的差距、差异，是雨伞革命后衍生出来的路线的不同。可能在雨伞革命的中、后期，本土意识不断在澎胀，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更加倾向于本土意识当中，都会见到雨伞革命之后，各界的大专院校都陆陆续续由以前比较温和的泛民主派的意识型态，转变到去本土派的思潮，令本土派与泛民主派的路线的差异更加显现出来。”
区倬僖又表示，经历过雨伞运动以及2016年的旺角冲突之后，很多香港人都会觉得，这么大型的社会运动，或者自己投放了这么多时间心力，都未能争取任何改变，甚至现在香港的政制各方面的发展都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迹象，会令很多香港人变得灰心，他坦言目前学界处于社运低潮。
区倬僖说：“譬如一些学生领袖在牵动一些学生运动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例如（浸会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刘子颀占领语文中心，跟着就面临停学，（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之前围堵校董会，要求副校长任命有比较公正的过程，跟着被校方报警处理，其实都会见到无论对于社运也好，或者对于学运也好，其实近年的打压相当严重，可能令到很多同学因此而却步，而不敢出来参与学运。”
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香港大学毕业生梁天琦，因为参与旺角冲突，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最近被重判入狱6年。香港大学生会会长黄程锋表示，法庭的判刑不会影响港大学生会日后参与社会的事务，他认为参与社会事务是作为大学生的责任。
不过，黄程锋表示，年青人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小了，但是港大学生会参与社运的方式不会有太大改变，他坦言经历过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后，香港社运目前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
黄程锋说：“现在的确是香港（社运）是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即是似乎过去很多的抗争方式、或者很多的形式、渠道都试过，我想一方面是我们要思考究竟抗争方式的正当性，而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时间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一些过去的抗争方式，或者渠道失败了而令到我们却步，完全不去参与社会事务，在这个时间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坚持继续参与社会事务。我会说因为一些失败的经验而令到我们却步，是一样最不明智的决定。”
17岁的中学五年级学生、追求香港独立的中学生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瀚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一年暴动罪的勇武抗争者起码被判3年左的监禁，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者例如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反新界东北发展的13名抗争者等年青人，都会被判监禁。
钟瀚林强调，法庭对抗争者的判刑不会影响他参与社运以及追求香港独立：“即是现在见到无论是勇武抗争也好，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抗命也好，其实一样都要去坐牢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事情可以去怕，即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不再走出来，我们是不是以后都不为着我们自己的理念去发声呢﹖这个是我自己绝对接受不了，自己是因为这些畏惧而躱在家里，不再走出来，这是过不了我自己那一关。”
不过，钟瀚林坦言，旺角冲突至今，本土派仍然处于低潮，而在中学校园宣扬港独主张，亦受到教育局及校方很大的阻力，他认为本土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钟瀚林说：“梁天琦判囚6年，黄台仰去了外国、游蕙祯入狱、梁颂恒这些全部有刑事案件在身，已经没有余力再去发起一些大型的行动，本土派真的没有什么有号召力的组织，或者有号召力的政治人物可以去再带领本土派。”
今年民阵以“结束一党专政”为主题，连续第15年发起7-1大游行，钟瀚林表示，由于路线分歧，学生动源不会参与7-1大游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区倬僖表示，学界未有共识是否参与7-1大游行，如果有足够人力，中大学生会会参与。区倬僖又表示，7月1日晚大专学界会在香港大学举办论坛，探讨一国两制及香港前途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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