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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成为统治者甚至被统治者的共同骄傲，也成为一个对传统经济学、非传统经济学乃至任何经济学的巨大挑战。即便是最激烈的持不同意见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宏伟“政绩”，而只能尴尬地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无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我从来不敢对这一“中国奇迹”苟同。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与常识的成年人，都会对这个奇妙的“千年盛世”问一个为什么。（自然，他必须还葆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是社会制度先进吗？是科技教育领先全球吗？一概不是。
可以简单而不失深刻地说：“中国奇迹”并非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因之也并非任何一种经济学可以解释，因为它完全溢出了经济范畴，而是一场这个星球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抢劫。
抢劫的核心点，在于资源与环境。
本文试图简略地勾画出其大项。其中最大一项，即是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变卖。
第二大经济体：钱从何而来？
目下，媒体称中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计算，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尽管这类纸上游戏可信度不高，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已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应该真实不虚的了。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英国之总合，更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和前苏联。即便扣除印钞机的贡献，这巨量的人民币、美元、欧元和黄金是一种结结实实的物质的存在。
这些钱从何而来？
去查一查各级政府的账本就知道了：倒卖土地——卖地收入高达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以上。（最高的数字是占年财政收入的71.68%。）然后才是产业——以盗卖土地为源头而拉动的房地产，再由房地产拉动的钢铁、水泥、制造、能源、运输等。其关键词仍然是“土地”。
譬如：
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3.15万亿；
2012年2.7万亿；
2013年4.1万亿；
2014年4.2万亿；
2015年预计近4万亿。
按官方的帐薄，这5年卖地收入加起来高达18万亿。
土地制度沿革：从暴力土改到让步政策
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依仗暴力把土地从最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手中夺走，分给乡村贫民，以诱使他们参与中共革命。1949年1月31日，史大林派米高扬在西柏坡同毛举行了一周秘密会谈。在谈及土地政策时，米高扬委婉地表示，把没收来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太可惜了。按照马列主义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毛的解释是：农民分到了土地才会真正感到翻身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我们就是因为有两百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才有可能夺取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帮我们打了二十年仗。”
所谓“共产主义”、“共产党”，就是要剥夺私有产权，消灭市民社会。深谙统治术的毛泽东早在延安窑洞中就透彻地洞悉了这个秘密：“有财产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立，有人格，没有财产就没有这一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56页，《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米高扬完全没有必要提醒他。
全国“土改”结束于1953年。接下来，庄稼还没收第三茬，“合作化运动”开始，然后又一日千里地推行“公社化运动”，土地国有，土地又从农民手中收走，成为党国所有。从此，中国农民沦为没有土地、耕牛、马匹、犁铧，因之也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没有人格的农奴。
在农民的持续怠工和反抗下，毛逝世之后的中共领导集团作出某些让步，开始在全国推行承包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人身自由，并由此而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发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情。
被掠走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欢欣鼓舞，张开怀抱迎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只有极少数头脑清晰者看懂了这是一个经济怪胎。
“这种土地制度的产生……实际上是权衡各种利益的结果。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占有土地出产物的欲望，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土地所有权的继续集体所有符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统理解。对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主义分配又迎合了农民的传统意识。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成功之处，或者说它的不成功之处，是在不触动土地集体所有权、缺乏产权保障和不存在土地市场的制度环境下，和平地完成了土地在农户中的重新配置。……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也使大陆农村保留了以前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某些制度要素，这自然减少了党内、政府内一部分人对责任制的激烈反对。”（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1994）
曾广泛参与过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汉逊（D.Gall Johnson）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简单地说，……改革并未改变农地的所有权。到底谁拥有土地的问题，至今仍如公社时期一样含糊不清。假如有人问起土地的所有权归谁，他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国家、生产队或村。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模糊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主要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干部的利益。很明显，清晰地定义土地的产权将会大大限制各级干部任意干预的权威——不管他们是村、乡、县、省一级还是中央一级的。”
在这里，文贯中与约翰逊两位教授以及任何经济学家都未能注意到一个已经开始蔓延的可怕的灾难：土地产权的模糊化以及使用权和所有权之“两权分离”这种“权宜之计”，开通了中共政府及其官员大规模侵占土地的道路。
深圳官员的发现：把土地变成黄金
春江水暖鸭先知。
就在推行“土地承包制”同时，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圳发生了一件具有标志性的“土地”事件。关键性的人物是当时深圳房管局副局长、后来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房集团的创办者。
在深圳设市之初，骆锦星受命在一年之内建成240套房子，作为科级以上干部的宿舍。但政府没有钱，让他自己去找办法。骆锦星从一些香港友人处得知：在香港，土地就是黄金。在禁止土地买卖的中国，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提示。——直接的思路就是卖地。但宪法条文阻止了这条“平地揭饼”“空手套白狼”的生财之路：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骆锦星去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要政策”，任仲夷让他学会走“边沿政策”，自己去找理论依据。骆锦星在朝鲜当志愿军时学过政治经济学，记得《列宁选集》有记载：苏联在经济最困难时期曾经把土地租了出去。这时候又适时地出现了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港商刘天。骆锦星到市政府研究如何变通，市政府的人说：“你来得正好，港商刘天就在里面，这个家伙胆子大，和你谈最好。”刘天确实胆大，明知违法还敢干。说“我出钱你出地，建房子在香港卖，卖的钱我们分。我知道你们困难，赚的钱你七我三。”骆锦星对香港行情略有所知，便跟刘天讨价还价，刘立即让到八二开，骆提出85/15分成，对方爽快认可。这个分成比例，显示了土地的惊人价值。
1980年初，骆锦星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同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并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
骆锦星总结道：“就这样，我们把土地变成了黄金”。说得更准确一点：深圳官员发现了一个秘密：土地是黄金，并找到了绕过意识形态和宪法把这黄金兑现的方法。由于政府对土地的不讲道理、不受监督的超级垄断，中华民族最大的一笔财产开始化为党、政府及其官员的私产。
哄抢土地：官府街与空心村
在深圳政府率先“出让”公有土地之后，稍迟一些，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中国形成过三次官员大建私房的浪潮。每省官员所建私房一般为两三万户，多的在七八万户以上。房子档次较高，不是党政官员凭工资收入就能盖起来的。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城，也同样出现了民众称之为“官府街”的成片干部私房，与一般简陋民房形成鲜明对比。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干部盖私房，但屡禁不止。但官员们做好动工前的各种准备，一旦有人带头冲破禁令便大干快上，转眼之间就形成大建“官府街”之热潮。
同样是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中国农民也掀起了占用耕地大建新房的全国性浪潮。这就又出现了一个新词汇——“空心村”，即在原有的村庄周围大兴土木，另建新村，旧村的房屋任其闲置亦不拆宅还田。其原因，既可能是受“官府街”之启发，也可能完全是自发。虽然土地承包制拒不放弃土地所有权公有，但毕竟有所松动，把所有权的一个子权利——使用权还给了农民。那么，有谁不愿意借承包（即经营使用权）之名，在公有的土地上蚕食下来一块属于私人的宅基地呢？新占的宅基地上盖了新房，但旧房不拆，因为那是一块传统上属于自己的、已经到手的土地。因此之故，实行这种“灰色”土地制度的头几年，农民建房势不可挡，如春风野火，瞬间席卷全国，其数量竟等于1949年建政以来三十多年之总和，其占用的耕地，至1990年已达到2.42亿亩。
深圳政府“出让”公有土地和“官府街”、“空心村”席卷全国，在时间上一概在全面推行土地承包制之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都是在土地制度松动之后，政府、官员与农民不约而同地哄抢土地。但是，政府迅即制止了民间的带有恢复正义色彩的哄抢，而把土地变成了自己武装守卫的金库。
八九民运失败：疯狂圈地开始
同样在八、九十年之交，1989年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以“反官倒、反腐败”为口号的全国性民主运动。所谓“官倒”、“腐败”，其来源就是“价格双轨制”。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样，这个“双轨制”也不是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其思路是这样的：既不能坚持原教旨的政府控制经济，因为必将导致经济崩溃，是死路一条；又恐惧市场调控的商品经济，因为共产党将会失去权力，是绝不允许的；剩下的，只能是一条中间道路，即在坚持统治权力的前提下，部分引进市场机制。不管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能看出这必然造成普遍性的腐败。果不其然，“双轨制”立竿见影式地产生大规模社会腐败，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89民运。政府当局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以及随后东欧、苏联相继垮台，使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遭到普遍性怀疑。邓小平的对策是继续硬干下去，以刺激经济发展来缓和民愤，以钱来换取统治合法性，其口号是“坚持改革开放”。他在南巡讲话中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这个讲话之后，土地制度方面的“继续改革开放”就是土地审批权下放，到处疯狂圈地，房地产业井喷式发展。全国房地产公司从过去的3千多家暴增到1992年底的1.2万家，再继续暴涨到1993年底的3万家，是两年前的10倍。
——“官府街”与“空心村”这种自发式的耕地流失，现在汇入了新的狂热的动力。
最后一个扭转国运的机会：政治局内激烈斗争
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著名的改革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坚持要求会议讨论原订议题之外的农业问题。田纪云大声疾呼：农业的严重局面刻不容缓，这次会议上非讨论不可。执政党的会议如果总是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问题为唯一重要内容，而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总有一天政权会出现危机。在万里、乔石和李瑞环等的支援下，会议临时改变议题。田纪云列举了种种农村危机之后，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数名省级领导赞成的“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认为：过去写进宪法的关于土地方面的有关规定已经产生了无穷的社会弊端。田纪云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
田纪云的汇报还没结束，已经忍无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断他的话，指责这种建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这时，首先支持凤阳小岗村“秘密承包”的改革派万里支持了田纪云，他说：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下面就有同志提这样的建议。另外，还有地方干部建议是否可以采取动员农民出钱购买他们已经承包的土地，这样至少可以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加一大笔收入。我建议在农民中搞一个调查。没想到大多数农民并不赞成。他们说：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向我们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万里建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占有土地者，无论个人或企业，每年都要给国家缴纳土地税和所得税。这样就理顺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对万里的意见，甚至最后说到“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不能被你们当成宣传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场所”。
在这场中共党内罕见的剧烈争论中，江泽民李鹏不表示任何态度。最后乔石表态说：党内会议提倡有批评意见，但批评应该以理服人，不能乱扣帽子，不能用“无限上纲”的手段对待提出自己建议的同志。最后的结果是，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被搁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李鹏坚持了所谓的“土地公有制”。——二十年过去，我们眼睁睁地看见这个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一步步蜕变为“官员抢劫制”。
如果实行了田纪云的变法，如果中国的土地有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主人和守护者，今天就不会有对土地的疯狂抢劫，不会有官员的腐烂、暴富，不会有剧烈的社会对抗，不会有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无可逃遁的环境、资源、经济、道德总崩溃。现在看来，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最后一个扭转国运的机会。遗憾的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一定会准确无误地选择最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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