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mes Mann
日期：201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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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夏天，總統奧巴馬對於惰性如何在某些時候阻礙美國捨棄不再切合目前形勢之舊想法給出了一個精確的描述。
他說：“有時候，我們任由自己被一些特定的辦事方式侷限。我們沒有必要被過去困住。當有些東西沒有效用了，我們能夠—也可以—改變。”
總統在說古巴。但是，他也應該把這些話語以同等力度應用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上。
在華盛頓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週來訪作準備之際，在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概念看來成為了美國對華想法的框框。可是，從那時起，中國起了華盛頓中人鮮少料到的變化。它對外變得更獨斷，對內變得更高壓，經貿手段比人們在20年前設想的更趨重商主義。那時，美國領袖經常預言，貿易和繁榮會使中國變得更開放，成為一個會融入由美國領導成立的現存國際體系的國家。
可是，儘管中國走進了新的方向，我們談論它的時候仍然在用過去的思維。我們繼續沿用尼克松(Richard Nixon)時代的想法—即使看來尼克松本人假如還在世的話對中國的取態也可能會比1972年強硬得多。
阻礙新方針形成的智力陷阱有好幾個。
首先是“接觸” (engagement)的想法。這概念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之後的時期出現，當時的總統老布什(George H.W. Bush)不採納和中國領導人斷絶一切聯絡的提議，反而推出了“接觸”的政策—意思是，他的政府會和中國領導人會面，期望可以改變他們。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延續了“接觸”的做法，那個詞成為了對美中兩國的差異分歧採取綏協、非懲罰性方針的口號。
但是，“接觸”除了會晤和面談之外，想要達成什麼卻從來都不清不楚。現在，天安門過了1/4世紀之後，沒有人提議切斷聯絡了，“接觸”卻失去了所有曾經有過的微細意義。
同樣，那些抗拒任何政策轉變的人常常說，由尼克松開始，接連8位總統的中國政策都大同小異，所以這些政策不應該改變。這個想法也有其歷史沿革。自尼克松時代開始，好幾位總統—最為人所知的是雷根(Ronald Reagan)和克林頓—在競選時承諾會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但上任後實行的卻是另一套。
但是，歷史並不是那樣簡單。舉例說，奧巴馬的改弦更張就截然相反了。開始時，他想要避免衝𥤮，後來，在上任一年之後，他的態度轉趨強硬。更基本的是，一如奧巴馬有關古巴的說話所示，幾位前任做了什麼事回答不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應該怎樣做的問題。尼克松本人繼承了他四位前任的對華政策，但是他很正確的改變了那政策。
其次是重重覆覆的“兩國集團(G-2)”呼籲。有時候，有人建議中國和美國應該達成一種廣泛的戰略性遷就和諒解，從而使兩國得以一同指導世界事務。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成為美國最強大的經濟伙伴時，這個想法得到強化。最近，習近平一再提倡的“新型大國關係”看來就像是“兩國集團”這個老調的變奏版本。
但是，這些提議忽略了更重大的現實。它們含蓄地貶低了美國盟友 (例如日本、印度、南韓和歐盟)的利益，這些國家對於美國撂下它們和中國結盟的構想自然而然會感到受威脅。這些提議也漠視了兩國在價值觀和政治體制上的根本差異。這些提議的倡導者是不是在指望美國對中國嚴重壓制異見等的議題保持緘默？
基本現實是，冷戰後期使美國和中國走在一起的那種戰略利益一致性已經不復存在。而在1990年代主導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的美國商界對於在中國從事貿易和投資的渴望也起了變化：近期，美國商界到白宮大都不是尋求拓展貿易的幫助，而是希望政府就知識產權和網絡偷竊等議題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在這樣的氣氛下，延續舊有美中關係的努力便顯得日益和現實脫節。
事實是，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在政府的執行層面和基層起了變化，但是我們對於這一關係的主導思想卻沒有跟上。在未來幾年，一個新的美國對華政策必然會出現，但它的出現可能會是自下而上、逐漸成形的。
隨著美國新對華政策的出現，一些簡單的想法也許會有人重新提及。其一是，應該以對待其他國家的同一套規則對待中國。其二是對等的槪念：當中國懲罰美國的公司和媒體時，美國應該對中國的實體施加類似的限制作為回應。我們應該建立一種更務實的方針，揚棄個人化外交和戲劇性公報可以恢復過去那種特殊關係的夢想。
美國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是時候確立一些不會徒勞無功地重覆過去的政策和想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