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論壇 2014年2月13日
《亞洲週刊》2014年2月2日的封面專題「冷戰心態綁架香港 警惕白色恐怖寒蟬效應」讀之令人深感不安。它認為《明報》員工對更換總編輯一事表現出的顧慮是無中生有，而社會人士對《明報》員工的支持和聲援則純然是「麥卡錫主義」式的「獵巫」心態，「造成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而無視《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顧慮是合理的。
在八千多字的專題中，出現了3次「法西斯」，分別是「法西斯」的聲音、語言和欲望。4次「白色恐怖」，9次「麥卡錫」主義。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關心《明報》、關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就是要搞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向麥卡錫主義招魂。《亞洲週刊》這種莫名其妙的聲討，對《明報》同仁、對守護香港新聞自由的朋友，乃至對自己的讀者都十分不公平。
為什麼《明報》這次更換總編輯，會引起軒然大波？坦白說，這還得從《亞洲周刊》自身談起。早在更換總編輯事件發生前，已經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傳媒學者在2013年5月發表題為《亞洲週刊裡的薄熙來和重慶》的研究論文，他以該刊在2009-2012年對間對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為藍本進行分析，試圖回答「媒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影響？遇到重大突變事件時媒體如何做出獨立的分析」等問題。
這位傳媒學者注意到：
「亞洲週刊在做重慶模式系列報導時，……文章語言所蘊含的濃烈感情色彩已並非該刊一貫之風，比如同年11月15日，週刊再度推出「唱紅打黑」封面專題，……據統計，「紅」這個字眼在整篇文章中出現十餘次，……作為持中立立場的港媒，何以突然一夕之間『祖國山河一片紅』，不免令人心生疑竇。
他又注意到，該刊在2011年第一期報導習近平在重慶調研的文章時，對習近平的大力吹捧。他說：
「細
讀此文的用語就更令人大感訝異，大段大段標準的黨媒風格，也好像被『染紅』了一般。文章大力稱揚習近平，著力塑造他『近民、親民』的形象：『近距離接觸重
慶民眾，多次主動下車走近民眾聊天拉家常』，『多次應邀在群眾中即興演講，展示領袖的魅力』等等。此時距十八大換屆還有近兩年，此文卻一再強調習的施政理
念，似在為其未來執政造勢。
作者提出他的疑問。他說：
客觀地說，有關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是非常棘手和複雜的題目，不可輕易評述好壞對錯，
然而行將落筆時，心中仍存有一個未解之謎：週刊到底有沒有受到上層力量的影響？
那些「紅色」的文字如何解釋？筆者尚未得到答案。週刊有過不少不畏強權秉持正義做報導的先例，而且，身處香港的它，相對於內地，自然所受的政治鉗制要小很多，但是沒有直接的管制，會不會有間接的壓力？
他在論文的結論部分，試圖提出一個解釋，他說：
週刊屬於明報集團，其掌門人張曉卿為馬來西亞華人富商，而張的常青集團在內地專案頗多。據官網介紹，常青集團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總投資近20億港元，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張曉卿曾於2009、2011年兩赴重慶，分別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和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均受到時任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會見。2011年9月19日，常青集團與重慶市南岸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啟動在當地建設「世界華文傳媒中國西部中心」的計畫，中心將成為文化產品交易平臺和傳媒創意產業基地。[1]
另外，網上搜索出一份「2011年8月7日常青中國重慶發展思路彙報」的檔，稱「在重慶的「佔位」是常青在國內發展最重要的戰略之一。」而其在重慶打造的世界華文傳媒創意產業總部基地的計畫中，眾多華媒聯盟成員分支機搆將入駐，其中就有常青旗下的明報、星洲日報和亞洲週刊。
作者最後說：
「這些資料，是否能反映出一些蛛絲馬跡呢？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
此
文發表後不到一年，就發生了《明報》更換總編輯的事情。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件事，印證了這位傳媒學者的觀察，即「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
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在這個背景下，《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關注，正正是這位傳媒學者的建議：「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這些
捍衛「媒體獨立的理想」的努力，為什麼在《亞洲週刊》的眼中卻變成「法西斯」、「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而大肆鞭撻呢？
薄熙來是在2007年11月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亞洲週刊》是在2009年2月15日率先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短短15個月之間，重慶的面貌難道就真的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致《亞洲週刊》有足夠的理由來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薄熙來履新才一年多、還未有足夠的時間來累積一些很實質的業績時就提出「重慶模式」，最少說明《亞洲週刊》的結論是輕率的、不審慎的、不專業的。
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亞洲週刊》是鼎力支持的。它在2009年11月15日推出專題，強調 「重慶打擊黑勢力，不僅要保護紅色政權，更要讓紅色政權為百姓服務。」針對社會上對「唱紅打黑」的種種質疑，《亞洲週刊》主筆的回應十分堅定：
「如果這種紅色的『作秀』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就值得推崇！這樣的『秀』在全國、在全世界越多，老百姓就越歡迎，越幸福。」[2]
我們姑且不懷疑其動機，單從這些文字看，《亞洲週刊》的政治識別能力和政治判斷能力都出了嚴重問題。道理很簡單，「紅色」真有這麼好，鄧小平也不需要改革開放了。
《亞
洲週刊》在「重慶模式」這個關乎國家發展道路的重大問題上，表現出「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都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由
此觀之，它對現在「香港的新聞自由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的判斷、對《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共同出來維護新聞自由貶之為「白色恐怖」、「法西斯」和「麥卡錫主
義」的定性，也同樣是「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的這個錯誤的翻版。
走筆至此，不妨透露一件小事。薄熙來垮臺後，北京曾經派人來港調查他是如何動用海外力量來為其個人造勢。據筆者了解，調查重點是「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刊物是《亞洲週刊》，因為它首次提出「重慶模式」這個名詞；學者則是某大學教授，他把重慶模式上升為「社會主義3.0版」。顯然間，這「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
正是《亞洲週刊》在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報導方式，以及其介入中共權鬥的可能性，使人們對屬同一個集團的《明報》突然更換總編輯一事產生憂慮，不是很正常嗎？
[1]世界華文媒體中國西部中心落戶南岸重慶市南岸區網站，2011.9.20
[2]媒體觀察家談「重慶模式」：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重慶日報，20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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