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記憶的負擔（三）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續前文）
故事三：兩個（非）猶太人學生
參 照祖母名字，被命名為芝莎萊（Gisele）的她，在巴黎土生土長。她是個活潑又性急的女生，回應人家的第一句話總是「不」。儘管那個頑固的「不」，又或 者恰恰因為它，她是個優秀的學生，卻少有老師能夠容忍。父母在每方每面都放任她，當她忽爾決定要學習神聖語言的時候也一樣。他們希望她成為一個科學家，她 卻執意要到以色列生活。她在索爾本大學唸哲學，同時學習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她選擇意第緒語，因為那是她從未見面的祖母說的語言；選擇希伯來語，因為她希 望她將來的孩子說這種語言。
她父親曾被囚禁在集中營。主要是靠著德裔囚友的幫忙，他獲救了，有幸於戰後重返巴黎。他母親芝莎拉 （Gisela）跟他一起在1942年夏天被帶走，卻從德朗西（Drancy）直接被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沒有活下來。他加入法國社會 黨，結識了日後的妻子。他們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的名字是芝莎萊。
在中學時代，芝莎萊已經是一位奔放的無政府主義者，跟六八學運的傳奇團 體餘部有聯繫。到十七歲，她突然宣佈自己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那年頭，還沒有很多法文書籍是關於法國猶太人在納粹佔領期間的命運，她只能屈就著看關於那個 時代的一般著作，看得如饑似渴。她得悉很多集中營倖存者都往以色列去了，但祖母芝莎拉已然殞命。芝莎萊尋找跟她境況相返的猶太女性，準備進行「回歸」 （aliyah）。
1976年冬天，她報讀了猶太人辦事處在巴黎開辦的希伯來語密集課程，老師是個急躁又敏感的以色列人。她的提問讓他感到煩擾，亦從不放過在刁鑽的動詞變位上糾正他。雖則她的尖刻發言令他不爽，她作弄他他卻沒有還以顏色：她是班上最好的學生，他無法不尊敬。
那一年年末，芝莎萊忽然不再來上課，那個希伯來語老師思疑是不是自己在某次堂上爭執時冒犯了她。幾星期後，課程快將完結，她忽然現身，比一直以來更高傲，眼裡卻帶著一抹憂傷。她知會他，她決定停止學習希伯來語。
芝 莎萊到過猶太人辦事處安排以色列之旅。那邊說她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讀，也享有一般移民的福利，但若不改宗猶太教就不會被視為猶太人。芝莎萊向來 堅持自己是猶太人，以她典型的猶太姓氏為榮。她知道母親（即使全心認同丈夫）是個外邦人，也知道在猶太教中子女的宗教身份繼承自母親，但她以為那不過是微 不足道的官僚瑣事。既年輕又不耐煩的她，堅信父親家族的歷史足以成為自我身份的確據，預料這些事情可以輕鬆解決。
她傲岸不遜地用法語質問 猶太人辦事處的官僚是否信徒。不，他回答。接著她問他為何一個當自己是猶太人的不信者可以叫另一個當自己是猶太人的不信者去改宗，好加入猶太人民和猶太人 民的國家？那位猶太人民的代表冷然應曰此乃法律規定，再添一句：假如在以色列她父母根本不能結婚，因為只有宗教婚姻才被許可。霎時之間，芝莎萊明白了她就 是——可以這麼說——一個民族雜種。即使她當自己是猶太人，而自從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後旁人也視她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政府來說她要當猶太人還不夠格。
芝莎萊拒絕改宗。她無法忍受教士的任何游說，也聽說過改宗正統派猶太教過程裡的尷尬和偽善，在厭惡中卻步。她性格上仍殘餘著少許基進無政府主義的痕跡，很快就將以色列從理想目的地的清單裡剔除。她決定不移民往猶太人民的國家，放棄學習希伯來文。
她用法語跟以色列人老師最後一次對談，對談末了，以帶有濃重口音的希伯來語作結：「謝謝你的一切，再見，也許不再見了。」
那 個老師覺得在她的聲音裡辨識到意第緒語的腔調，不管怎樣，她學過意第緒語。他再沒有聽過她的消息。多年之後，他在巴黎一份有名望的報章看見她的名字。她寫 了一篇關於以色列在佔領區所作所為的文章；在她名字下面，注明了她是個精神分析學家。毫無疑問許多法國猶太人馬上將她歸邊成「自我憎恨的猶太人」，而反猶 主義者可能認為她是個典型的猶太尊業人士。
另一位學生叫拉莉莎（Larissa），1984年生於西伯利亞一個小鎮。蘇聯瓦解後 不久，她父母在1990年代初移民到以色列，被送往上加利利一個所謂的開拓城鎮。拉莉莎在那裡的移民和以色列孩子之間成長，看來融入得不錯。她開始像個撒 巴拉（譯按：Sabra，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般說希伯來語，滿足於自己在以色列的日常生活。偶爾她會為了被喚作俄羅斯人而難過，也曾因為一頭金髮而被取 笑，但那就是本土少年對待新移民孩子的做法。
2000年，她十六歲，到內政部的辦事處領取第一張身份證。一位女性文員親切地接待她，遞上 一張申請表讓她填寫。來到國籍那一欄，她天真地問可否填寫「猶太人」。文員看了一遍她填好的資料，像護教地解釋說不可以。她會跟母親被歸為同一類別，因此 負上被嘲弄的「俄羅斯人」銜頭。事後她說那一刻感受到跟初來月經時相同的痛楚——某種與生俱來而永遠無法擺脫的東西。
拉莉莎不是鎮上唯一背負該隱印記的女孩。在學校裡面，她們甚至組織了非猶太裔女生的同學會，互相掩護，嘗試塗污身份證上的國籍資料使它無法辨識卻辦不到，不得不繼續帶著那張罪證。到十七歲，她們人人爭著考取駕駛執照，因為上面不會列出詳細國籍資料，又可以代替身份證。
然 後學校前往波蘭死亡集中營的「尋根」之旅來了。問題出現了，若要取得護照，拉莉莎必須帶身份證回校。害怕班上所有人發現自己的秘密，父母經濟能力又有限， 讓她放棄了那次旅程。因此她沒有去看奧斯威辛，那裡已逐漸取代馬薩達（譯按：Masada，相傳是公元一世紀猶太人反抗羅馬統治的遺址）作為塑造現代猶太 人身份認同的記憶地標。不過，她還是被徵召去服國家兵役，即使她嘗試過用她的俄羅斯國籍迴避入伍——甚至寫了一封長長信件給徵兵辦事處去談——她的要求被 否決了。
實際上兵役為拉莉莎帶來了一點好處。在宣誓入伍的儀式裡摸著聖經，她顫抖流淚。有一陣子，她忘記了小時候離開俄羅斯之際，從外婆 手中收到的小小十字架。穿上了軍服，她覺得有了歸屬，相信從今以後將會在所有事情上面被視為以色列人。她背棄了父母那可厭又衰頹的俄羅斯文化，選擇只跟撒 巴拉約會，避開俄羅斯男生。別人說她看起來不像俄羅斯人最讓她高興，儘管她頭髮的顏色很可疑。她甚至考慮過改宗猶太教，還真的去找隨軍拉比，卻在最後一刻 斷念。雖然她母親不算虔誠，但拉莉莎不想將她丟棄到一個隔絕的身份。
服完兵役，拉莉莎移居特拉維夫。適應這個活潑無憂的城市很容易，她產 生了一個新感覺，覺得身份證上的國籍無關緊要，自己長久以來的劣等感不過是主觀地一廂情願。只是在某些晚上，當她跟某個人愛上，憂慮卻纏繞心頭：有甚麼猶 太人母親會想要一個外邦人媳婦，一個外邦蕩婦（shickse），為她生下非猶太人孫子？
她開始在大學修讀歷史。她感到那裡很美妙，喜歡到學生飯堂打發時間。在第三學年，聽說了那邊的講師不太嚴厲課業亦不艱難，她選修了一門叫「現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課，不久發現尚有其他東西引起她的好奇心。
上 第一課的時候，老師問課室內有沒有同學被內政部登記為猶太人以外的其他東西，沒有人舉手。她懼怕講師會瞪著她，但他只是看起來有一點點失望，不再說甚麼。 課程吸引了她，縱使課堂有時沉悶，教授又傾向嘮叨重覆。她開始懂得以色列身份政治的獨特性質。她剖開成長裡經歷過的種種情境，重新審視；她明白了在意識 上，若非血統上的話，她其實是以色列國內最後的猶太人之一。
學期稍後，為了選擇學期論文題目，她悄悄去找教授。
「你還記得你在第一課問的問題嗎？」
「甚麼意思？」
「你問班上有沒有學生不被歸類為猶太人，我應該舉手的，但我辦不到。」她微笑補充：「或許你會說我再次出櫃失敗。」
「那麼，」他說：「就寫一篇論文談談是甚麼逼使你『假裝』。說不定它會鞭策我開始寫一本書，關於一個假裝是流浪種族的迷惘國族。」
她的論文取得很高分數，成為衝破焦憂與掙扎的最後一推。
至此，你大概已猜到拉莉莎在特拉維夫的歷史老師，也就是芝莎萊在雨中巴黎的希伯來語老師。年輕時，他是電梯師傅馬茂德的朋友，同時也是成為巴勒斯坦民族詩人的馬茂德的朋友。他是巴塞隆拿無政府主義者班拿度的女婿，也是羅茲共產主義者舒歷克的兒子。
他也是現在這本麻煩書籍的作者——除其他原因外，寫這本書是為了嘗試理解埋藏於前述的個人身份認同故事底下，貫穿其中的歷史邏輯。
（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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