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幾年，在香港民主派的支持者中，出現了一場因本土論述而引起的論爭。本土派認為，香港是一個與中國大陸有異的城邦，在過去六十年兩地長期分隔，走上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是以，兩地的文化差距越來越遠，而中港的利益亦不再一致。因此民主派需要做到中港分隔，以香港的利益為優先，而不會動不動就以民族主義衡量中港關係。對於大陸的事，他們則認為香港應獨善其身，主力要放在防止大陸介入香港人的政治社會生活。而比較愛國的老一輩民主派，則堅持香港的民主，無可避免要建基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他們亦有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感情，認為爭取民主是愛國的表現。
在近幾個星期，民主支持者的內部就是否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意見分歧。支聯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口號，令不少本土意識較為強烈的朋友嘩然。一些本土派的中堅分子，亦於面書或網上媒體中呼籲民主支持者不要再參與六四晚會。
這可能是民主運動發展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撕裂。不過細心觀察，我們可以發現這也可能是一場世代之爭。這是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派，與在麥理浩時代之後長大那代熱血青年的首度交鋒。
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歷程
在戰後至六十年代出生的嬰兒潮一代，生來就註定是矛盾的一代。他們一方面是第一批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他們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那樣，只視香港為臨時謀生之地，期望賺夠一筆之後便可以衣錦還鄉。在中國赤化後，中港兩地之間的人口已不能再像之前那樣自由流通。嬰兒潮一代既斷了回鄉的路，其人生經歷亦與同期的中國人大相逕庭，如此令他們產生了以香港為家的本土意識。而然，這一代人亦親眼目睹殖民統治壓制及腐化的一面。到他們踏入青春期以至是上了大學時，中國國力漸強，令他們印象深刻。而同時左傾思潮席捲全球，令關心社會的新一代對赤色中國產生了憧憬。他們亦因此投入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學運，比如是七十年代的釣魚台運動，並以批判香港政府的殖民統治為己任。
在學運分子中，國粹派將焦點放在認識祖國，主張關心中國的問題，認為只有先解決中國的問題，才有望解決香港的問題。與他們相對的，是主張關心香港社會問題的社會派。兩派於學運中爭持激烈，但他們同樣的主張中國民族主義，都反對香港的殖民制度，亦對左傾思潮有好感。他們與國粹派的分歧，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如說是策略上的分歧：國粹派認為愛國反殖要由中國開始，而社會派則認為是要由本土開始。
當時麥理浩大幅擴充政府功能，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與政府服務或社會福利有關的職位空缺。不少社會派的同學，都修讀了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學科。他們在畢業後，投身於社工、醫療、法律等專業。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能與商界及工商專業分庭抗禮的服務專業階層。他們在工作崗位上，與社區上的基層多了接觸，了解到社區居民日常遇到的問題。於是他們利用在搞學運期間得到的經驗及人脈，組織居民搞社區抗爭。在抗爭過程中，他們意識到要解決社區問題，最終需要令居民有份參與制定與社區有關的政策。社區運動最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雛形。
在民族意識及民族意識的驅使下，嬰兒潮的民主派在中英談判期間，公開支持香港民主回歸中國的方案。根據羅永生等人的口述歷史，當時學運及社運人士在提出民主回歸方案前，一直都有接觸中國的統戰人員。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方面利用了嬰兒潮民主派的愛國熱誠，誘使他們提出支持回歸的方案，增加中方於香港前途談判中的籌碼。就這樣，嬰兒潮民主派與中方短暫結盟，與堅持香港要維持現狀的商界抗衡。可是事與願違，中國在香港回歸已成定局之後，認為民主化發展會損害其對香港的控制、並深信英國會籍民主化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因而反對香港政府推行憲政改革。為了對抗民主化的潮流，中國與早前仍然親英的商界結盟，決定於回歸後延續官商共治的格局。民主派力爭一九八八年引入立法局直選，但英國方面終決定向中國屈服，令民主派的期望全部落空。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了八十年代末陷入了低潮。
六四事件令香港的政治局面扭轉過來。香港市民先是因為民族情緒同情北京的學生運動，並產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到了北京血腥鎮壓後，香港人驚恐慌張，意識到北京的殺人獨裁政權將會是七年後的宗主國。這時候民主派期望能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而香港的代議政制，抗衡中國未來對香港的干預。為挽回香港人的信心，英國決定加快政制發展的步伐。由於商界及土共在六四的衝擊下一度與中共關係疏離，中國需要英國幫助令香港平穩過渡，逐與英國進行秘密談判並稍作讓步，容許香港立法局於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五年引入更多的直選議席。
在六四效應的影響下，民主派在十八個直選議席中贏得了十六席。社會上的悲情與選舉上的勝利，令民主運動重新得力。代議政制的發展令香港民主派有了政治發展的空間，他們利用了在議會上的新的空間向政府施加了前所未見的壓力，以爭取改善社區及社會上的問題。這樣令他們產生了香港人治理香港事的本土意識。然而，由於六四正是所有事情的轉機，香港民主派又覺得他們與中國民主運動分享著共同的命運，甚至產生了倖存者的罪疚感，這又進一步加強了其大中華情意結。
本土為先的年青一代
而將要從嬰兒潮民主派手中接棒的年青一代，包括了呂大樂教授所指的第三及第四代人，卻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們一出生，即經歷了由麥理浩改革所帶來的好生活。那時候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走上與中國不同的軌跡，亦已經發展出一套與別不同的本土流行文化。他們或縱然曾與家人回鄉探親，但卻只會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鄉，反倒與所謂的故鄉格格不入。在他們的眼中，香港是一個獨特的東亞社會，是傲視同群的東亞四小龍之一。在香港與中國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除非他們是活躍於政界或社運界的一群，因而受到了學運及民主運動傳統的薰陶，否則他們比較難產生大中華的民族認同。
對於新一代來說，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是開明而進步的。他們沒有見過四大探長的腐敗，亦未見過威利警司的警棍。他們一開始就見到廉潔而有效率的法治，很早就見過因此而帶來的社會及經濟發展。當他們開始留意社會及政治議題時，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已開始踏上軌道，還有幸見識到彭定康親民的風采。而與此相對的，中國則代表落後、腐敗、老套，新一代很早就看到中國對香港的民主進程諸多阻攔。對他們來說，中國就如一位陌生而兇惡的後母。主權移交後的種種政治亂象，更印證了他們對中國的壞印象。是以他們會懷念前朝，或會舉起殖民地時代的旗幟。這不代表他們視自己為英國人，他們擁抱的亦不是殖民主義。他們只是想做個完完整整的香港人，能夠繼續因他們自小已接觸到的文化、見得到的成就而自豪。偏偏這一切，在主權移交後卻一點一點地流失。
他們對六四也有感覺，不過觸到他們深處的不是愛國熱情，而是天安門學生挑戰權威爭取民主的勇氣。新一代在那一個星期日的凌晨，看見大人悲愴的表情，認識到香港正式成為了亞細亞的孤兒，被英國遺棄予一個殺人如麻的獨裁國家。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是香港人的成人禮，自那一天起香港人就只能靠自己。在這一代到了能夠作公民參與的年紀時，正好要面對主權移交後種種的問題。新一代的香港自主實踐意識，使他們比上一代人更容易投入與公民社會的運動之中。他們記念六四，不是因為愛國，而是因為欣賞鄰近地區昔日那群學生的道德勇氣，也是在紀念他們自主實踐意識誕生的那一個傷心星期天。
民主運動本土化，大勢所趨
兩代人在人生經歷上的分別，令他們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嬰兒潮民主派也認同本土，但他們始終認為香港人也必然是中國人，縱然那只是一種與其他中國人格格不入的中國人。他們相信只要堅持民主自由的價值，會有機會感動到其他仍然接受專制的中國人。新一代則對中國人身份沒有概念，他們看到自己珍惜的香港文化及制度在中國統治下漸漸被侵蝕，因而感到中國是掠奪殖民者而非祖國。他們相信若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要與中國抗衡，爭取香港的自主空間。
本土派的新一代固然有值得令人憂慮的地方。畢竟身份認同難以強求，以咄咄逼人的態度質問他人的本土認同，只會引起反感及反彈，反倒對本土運動的長遠發展不利。而舞弄族群情緒，亦容易擦槍走火。然而，嬰兒潮一代的大中華情結，其實亦不是真的建基於與其他中國人的共同經歷。他們置身於香港，與身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的人生軌跡截然不同。他們接受自由流通的資訊，與資訊封閉的大陸人，其實並未一同建立過同時同地的概念。嬰兒潮一代的中國想像，其實也不過與西方人對古希臘或羅馬帝國的憧憬屬同一性質。他們在看《讓子彈飛》是能否不加思索就開懷大笑？他們看《非誠勿擾》時又能否完全投入？我想他們大多寧願不用腦的去看《雙星報喜》或《逃學威龍》，又或者對王家衛電影中的金句琅琅上口吧。在骨子裡，嬰兒潮一代始終是香港人，那是無容置疑的。
如是者，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其實終究也是兩代香港人的最大公約數。六四慘劇對於嬰兒潮民主派及本土新生代來說，均是刻骨銘心的經歷。六四經驗乃是本土意識不容抹煞的一頁，而每年的悼念活動，亦凝聚了全城堅守自由民主價值的力量。因此，紀念六四的活動無可避免會本土化，而六四的記憶要承傳下去，整個運動也必須要本土化。與其與年青一代鬥氣而高呼愛國不愛黨，倒不如把大中華情結藏在心中，默默堅守。畢竟，在身分認同的形成過程中，總容得下曖昧的空間。求同存異去為本土的自由、民主及福祉而奮鬥，方為正經。
參考資料：
So, Alvin.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馬獄。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from 徐承恩網頁 http://sytsui.wordpress.com/2013/05/23/local_id_and_generation_g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