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多元文化演講導讀
回教徒劫機撞毀美國紐約世貿大樓，許多媒體稱他們「回教恐怖份子」，基督教徒炸毀挪威政府大樓又開槍掃射無辜民眾，幾乎沒有媒體稱他「基督教恐怖份子」；精神病患殺人，媒體標題標出「精神病患」犯案，非精神病患殺人，媒體從來不標出「非精神病患」行凶。
大眾媒體一再重複的差別報導，讓許多人一想到回教徒就想到綁著頭巾的炸彈客，想到精神病患就想到「不定時炸彈」，忘了絕大多數回教徒其實和基督徒一樣愛好和平，精神病患採取暴力攻擊行為的比例甚至比非精神病患還低。
媒體本應促進社會成員的相互了解，卻以差別報導散播社會偏見、強化刻板印象，助長對非主流宗教、種族、膚色、性別、性取向和身心障礙者的誤解和歧視。人們接收媒體訊息，對這些偏見和歧視習焉不察；而非主流的社會成員大多是政經弱勢者，沒有太多資源、機會來破解誤解和歧視，以致社會積非成是、偏見蔓延。
TED邀請非洲人、中東人、精神病患、無家可歸者現身說法，讓我們能從一個個親身經歷、動人故事中，反思媒體偏見的可笑和可怕。
雅迪琪（Chimamanda Adichie）是奈及利亞長大的黑人小說家，她提醒我們注意〈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她說單一故事是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一遍又一遍， 形成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並非不正確，但卻不完整。說單一故事的人常將被說者當成異類，只強調說者與被說者的不同，而非彼此的相同處，結果看不到人類的平等，甚至忽略人的尊嚴。
雅迪琪十九歲到美國念大學時，室友被她嚇壞了。「 她問我去哪學這麼標準的英文，聽到我回答，奈及利亞的官方語言剛好是英文時，她還一臉疑惑。她請我放放我的『部落音樂』，結果看到我拿出瑪麗亞凱莉的時候，整個大感失望。 她想當然地認為我不會用爐子。我突然意識到，她還沒見過我就已經可憐我了。她對我這個非洲人的預設立場是可憐、好意的憐憫；我室友對非洲有個單一故事，就是它充滿災難。在這單一故事裡，容不下非洲與她有任何相似之處，容不下除了憐憫之外的態度，容不下同是人類則生而平等。」
她曾到大學演講，有個大學生說，奈及利亞男人真可恥，都像她小說中的角色一樣暴力。她反諷地回應：「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說，書名是《美國殺人魔 》，真是可恥，美國年輕人都是殺人魔」。她強調我們不會讀了一本殺人魔小說，就覺得美國人都是殺人魔，也不能因為一本小說裡的奈及利亞人暴力，就覺得所有奈及利亞人都暴力。
她因此想要推動「故事的平衡」。她和出版商在奈及利亞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要建立圖書館、替學校添新書，還要開設課程，教人讀書寫字，讓人們說出自己的故事。 她說：「故事很重要，多元的故事很重要。 有些故事被用來醜化現實，但故事也可以用來激勵強化人道精神，有些故事能奪去人們的尊嚴，但有些故事能讓人重拾尊嚴。」
邪惡軸心國喜劇聯盟，以〈邪惡軸心國喜劇巡演〉來破除人們對中東人的刻板印象。
這個聯盟由三個在洛杉磯工作多年的喜劇演員組成，他們分別是伊朗裔、巴勒斯坦裔和埃及裔美國人。他們希望講一些正面的故事、推廣中東人正面的形象，讓人們知道中東人不等於西方媒體描繪的「炸彈、百萬富翁、肚皮舞孃」，「 不是所有的中東人都是憤怒的狂熱份子，想要殺光所有的異教徒」。他們在中東推廣脫口秀喜劇，而且大獲成功，連約旦國王都親自來看他們表演。
他們從自己做起，希望糾正媒體上中東人形象的偏誤。「 很顯然的，這裡面有許多錯誤必須導正， 我們從自己開始做起， 至於其他國家的人，我只希望他們能以正面形象來描述出現在他們故事裡的中東人。多給我們一些鼓勵，去看看我們的慶典，上網看看，這樣就能幫助我們。 讓我們一起改變現況，一起來糾正故事裡的錯誤。」
布蘭頓（Becky Blanton）分享她〈無家可歸的一年〉親身體驗。
她是一位跑過廿二年新聞的資深記者、自由作家，在父親過世後決定離家一年，開著旅行車四處看看。她每晚將車泊在不同地方，避免警察發現，惹來爭執；她在流浪中發現「社會把『固定住房』， 即使只是很狹小的房間，與『人的價值』掛勾」，而且，人們的負面批評會對無家者產生巨大的、實質的影響。布蘭頓漸漸「無力掌握自己的生活了」。
她說：「我甚至不明白甚麼時候，為何會這樣，但那過程之快，從我作為一個有才華的作者，一個新聞從業員，變成一個住在車裡的無家者，這簡直是快得難以置信，我絲毫未變，我智商沒降，我的才能、尊嚴、價值觀，一切關於我的都沒有改變，但某程度上我已經不同了我在沮喪的漩渦裡越鑽越深」，最後有人介紹她到為無家者開設的健康診所去，診所給她的抗抑鬱藥有副作用，讓她有自殺傾向，「我記得當時在想 『即使我自殺，沒有人在意』」。
直到有一天，朋友告訴她，有位知名記者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中談到她寫的一篇文章，「當我發現提姆羅斯，《與傳媒會見》前主持人竟然在談論我的文章，而我卻在一輛泊在超市外的旅行車裡過活，我開始失笑」。此後，她逐步重拾寫作、回到新聞崗位、回到自己的公寓，「我不再無家可歸，我不再被忽視」。
她以親身經驗提醒大家：「人的價值，不是由他們的住處、不是由他們睡哪裡、不是由他們某時期的生活狀態來決定；三年前，我住在旅行車上，停在沃瑪超市的停車場內，而今天我卻在TED演講。『希望』永遠永遠會找到出路！ 」
罹患躁鬱症的搞笑藝人華特斯（Joshua Walters）講述他「瘋得剛剛好」的哲學。
他十六歲發病，以為自己是耶穌基督，被送進精神病院，出院後唸完高中，「我有個機會抉擇，我可以排拒我的精神病，或者是擁抱我精神病症的『優點』，我換個想法把它當成件好事，因為我在舞台上越瘋狂，我就越有娛樂性。」
他認為每個人其實都介於躁跟鬱之間。「你們知道嗎，也許根本就沒有發瘋這回事。即使被診斷出精神疾病，也不代表你真的瘋了，或許這只意味著，你比較敏感，對於多數人看不到，或感覺不到的事物敏感。或許沒有人真正瘋，而每個人都有那麼點狂，而你有多瘋狂，就要看你離躁鬱的兩極有多遠；而你離躁鬱的兩極有多遠，就要看你多幸運了。」
此外，西弗斯（Derek Sivers）在〈古怪還是不同〉演說中，提醒我們注意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差異。
他說，在美國「街區是沒有名字的。 街道有名字， 而街區只是被街道包圍，沒有名字的空間。」在日本「街道是沒有名字的。 街區才有名字。 街道只有街區與街區中間沒有名字的地方。」日本人到美國、美國人到日本都可能滿懷困惑。
他又提到：大部份的音樂中，我們認為第一拍是重拍， 是音樂段落的開端。一、二、三、四。 但在非洲西部的音樂， 「一」被認為是音樂段落的完結， 就好像是句子的句號。 你不只可從它們的段落中聽到，而且從他們數音樂的方法聽見：二、三、四、一。
他因此表示：「你有時需要走到世界的彼岸，才會注意到連我們自己都不自覺的，先入為主的觀念，了解到這些觀念的反面，也許也是對的。有句話說，關於印度，無論你如何陳述一個事實，其反面亦為真。 所以，請不要忘記，不管你在 TED或其他任何地方，你想到或聽到的任何出色的點子，其反面亦有可能是正確的。
非洲人、中東人、精神病患、無家可歸者的現身說法，讓我們看到媒體刻板印象的可笑與可怕。這不只是國外媒體的問題，也是台灣媒體的問題。台灣大眾媒體對原住民、移民新娘、外籍勞工、精神病友、街友遊民的報導，同樣充滿「單一故事」、刻板印象，同樣忽略多元面向，同樣欠缺同理心。覺察、反省、批判、改正大眾媒體裡的族群偏見，是媒體素養、媒體改革不可或缺的環節。
更重要的，我們可以像雅迪琪一樣推動「故事的平衡」，台灣近幾年方興未艾的公民新聞運動，就有助於促進「故事的平衡」。公民新聞運動激勵許多原住民、農人、工人、同志、街友、離島居民、身心障礙者建立自己的部落格，講述自己的故事，與其他社會成員對話；這些故事不一定像大眾媒體的報導那樣深入、客觀，卻能呈現長期被忽略的訊息和觀點。
誠如人類學家湯普森所說：「要讓長久受到壓制的聲音釋放出來，必須從特定角度的主觀揭露開始，才不致使這樣的聲音在假客觀下，再度被壓制進黑暗中。」
（本文同步發表於「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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