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台灣學
228中的一位名人，林木順先生，是台灣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最早提倡台灣獨立的一位前輩。從維基百科摘錄下來：
林木順（1904年4月3日－不詳），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出生於南投小半山，後遷居草鞋墩月眉厝363番地（今南投縣草屯鎮）。
林木順於1922年就讀台北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1924年遭退學，便前往上海入讀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國民黨（依據Russian State Archiv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in MoscowРГАСПИ 532/1/462/20記錄）；1925年底到達蘇聯莫斯科，先入學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後因語言問題，與謝雪紅改進東方大學日語班。在第三國際〈一九二七綱領〉的指導下，林木順被賦予籌建台灣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從此正式與日本共產黨領導者建立密切的關係。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建黨大會在上海召開，林木順成為主要領導人之一，獲選為黨書記長，並負責黨的組織工作，手擬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與有關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的對策，日後並將「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的概念引進台灣，影響臺灣政治運動的發展。
底下這篇是林炳炎前輩整理 林木順 先生所藏有關俄羅斯與台灣歷史文件的心得。這是非常寶貴的資料，有益於理解21世紀強權爭霸下的世界結構將走向何方。
非常感謝再感謝椰子樹下的常客林炳炎前輩提供此資訊。他是 林木順 先生的繼子。
來源：http://pylin.kaishao.idv.tw/?p=4112
本文發表於2012年04月11日
阿公給我的不可能作業，最近邁進尾聲。一直在回憶阿公與我的關係，只有一次而已。那是在大廳我抱著他大腿吵著要吃屋後柚子樹上的柚子，嬰兒時期的我，要在眾多哥哥（4人）與姊姊（4人）之前，爭奪阿公一絲絲關愛，那是不容易的。在我心目中，由於阿公不理我的吵鬧，所以被我列入不愛孫子的人。他在眾多孫子中點名版主，讓我成為林木順的繼子，沒有法律上的支持。小時後，就因此也淪為不被父母疼愛的兒子。
在處理林木順的資訊時，必須面對俄文資料，要克服語言的障礙，只能把所有資料收集，然後花錢請人翻譯，才有辦法理解。《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譯本241~242有有趣的資料，令人著迷。它共有7件如下：
1. Sakharniye plantatsii obagrenniye krov’yu krest’yan – Mezhdunarodnoe rabochee dvizheni.1926. 5: 12-14. 『被農民的鮮血染紅的蔗園』在《國際工人運動》雜誌上。
2. Pletner, O. K agrarnomu voprosu na Fromose –– Na agrarnom fronte 1927. 5: 75-84. 普萊特納『台灣農業問題』在《農業戰線》雜誌上。
3. Formosa . Rabocheye dvizheniye - Mezhdunarodnoe rabochee dvizheni. 1927. 47: 13-14. 『台灣․工人運動』在《國際工人運動》雜誌上。
4. Assagiry. Rabocheye i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ye dvizheniye na - Mezhdunarodnoe rabochee dvizheni. 1928. 18-19: 22. 朝霧『台灣․工人聯合運動』在《國際工人運動》雜誌上。
5. Nikkel. Sovremennaya Formosa . –Mirovoye hozyaistvo i mirovaya politika. 1929. 2: 83-89. 尼科爾『當代台灣』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雜誌上。
6. Assagiry. Rabocheye i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ye dvizheniye na Formose - Mezhdunarodnoe rabochee dvizheni. 1929. 34: 7-9. 朝霧『台灣的工人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在《國際工人運動》雜誌上。
7. Lukyanova M. Yaponskoye vladychestvo i bor’ba s nim na ostrove Formosa . - Krasniy internatsional profsouzov. 1929. 6: 445-449. 朝霧『日本統治與台灣的反抗』《赤色國際工會》。
翻閱《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譯本108~110頁， 有如下一段讓人冒冷汗的文章，值得關心台灣的朋友閱讀：
· 共產國際工作中的「台灣方向」
1928 至 1930 年，台灣逐漸進入共產國際活動的軌道。蘇聯研究者開始研究台灣，駐紮於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著手收集關於台灣革命運動的資料。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各殖民地的工作被列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首要任務。此時正值 1920 年代末，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在亞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方面的活動都變得積極起來。此種局勢促使了蘇聯實用東方學的發展。這些年裹，蘇聯分析家們對台灣的關注增多了。對台灣的興趣之增強既與該島社會氣氛的緊張程度有關，也與那裹工會運動、農民運動的發展有關；依據共產國際的任務來看，台灣的此種局勢提升了這塊日本殖民地的前景。
莫斯科掌握了哪些關於台灣的資訊？依據這些資訊可以做出什麼樣的結論？從當時蘇聯科學院的研究者以及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的工作人員的研究報告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概念。
綜合這些研究報告的內容，可以復原那時蘇聯學者建構的台灣形象。他們認為：台灣是一塊經濟迅速發展的殖民地，那裹的居民遭受日本資本家的積極剝削，日本殖民當局是日本資本家的保護者。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日本經濟的需求決定的，這一發展導致了一個很大的社會階層的形成，這個社會階層的人不在農業中就業，而是在工業、運輸業等部門工作（這個過程的一個側面是，台灣居民中無產階級的人數穩定增長）。
在這些出版物中，經常探討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之處。作者們在使用「中國人」、「日本人」這兩個詞的同時，使用「台灣人」這一概念；他們不認為「台灣人」是「中國人」，而是中國移民的後代。有一篇文章直接了當地寫道，台灣存在「兩個民族的工人 ─ 日本人和台灣人」。”在上述所有研究報告的語境中，這一點明明白白：共產國際的分析家和工作人員理解「台灣獨立」這一思想，認為這一思想是完全自然的、理性的。有一篇以筆名「尼科爾」署名的文章是個例外，此文強調了台灣和中國的聯繫。
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表述了俄羅斯「台灣學」最重要的理論觀點（後來，在 1930 年代的蘇聯「台灣學」出版物中，這個觀點得到發展）之一：台灣在日本向南方的擴張中具有很大的戰略意義。從 1920 年代末開始，蘇聯的分析家們就把台灣看作日本向中國南部擴張和向東南亞進行經濟滲透、繼之以軍事滲透的基地。「荷屬東印度」（印尼）被視為日本將進行擴張的主要目標，它今後可以成為日本的原料來源地。印尼的石油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將來在戰爭時期可以滿足日本軍隊在燃料方面的需求。
這千字文標誌2個主要名詞：東方學與台灣學。東方學容後再說，先說台灣學。由於李登輝總統對露西亞採取積極的態度，1992年，台灣宣佈已與俄羅斯就互設代表處問題達成協議。緊接著1993年5月近史所陳三井所長，帶領幾人前往去遠東研究所參觀，並簽訂學術合作。《 俄羅斯研究》1995年第3期黃繼蓮的『俄羅斯漢學界與台灣』，她提出新詞『台灣學”（Тайвановедение）』。10年之後的2005年郭杰與白安娜為台灣學作進一步連接，台灣學是共產帝國首都莫斯科所產出的，這表示共產帝國對台灣的性趣。
· Orientalism可以譯成東方學、東方主義、東方主義者，端賴以什麼角度來看。
1978年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出版《東方主義》一書，他在的中指出，19世紀西方國家眼中的東方社會沒有真實根據，而是憑空相象出來的東方，「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種微妙卻非常持久的偏見」。薩伊德認為，西方文化中對中東和東方長期錯誤和浪漫化的印象為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提供了藉口。這本書已經成為後殖民論述的經典與理論依據。他同時也嚴厲地批判阿拉伯知識精英內化（internalize）了英美東方主義學者對阿拉伯文化的觀點。
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引起爭議，比如我說，一個生活在十九世紀末的印度或者埃及的英國人對這些國家的興趣，從未遠離存在於他頭腦中的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與埃及。這樣講又與下面的說法非常不同，也就是，所有的有關印度與埃及的學術知識都浸染了，或說受到了以上提到的野蠻的政治現實的褻瀆。——然而，這正是我要在這本東方學裡面要提出的說法。（Said, Orientalism 11）
透過薩伊德的東方學，我們就很方便的看到共產帝國的眼睛所看到的，及眼光所閃爍的欲望之火。1926~1929年用俄文所寫下的有關台灣社會動態，正是蘇聯共產帝國想要掌控台灣的先驅，作者們都沒有台灣經驗或學習台語。其實，戰前約10篇與台灣有關文章，充滿列寧主義的偏見，妄圖以第二手資料，建構莫斯科的台灣學。正是薩伊德的東方學所批判的對象。
【註】本頁所使用的影像是俄文版Mezhdunarodnoe rabochee dvizheni. 《國際工人運動》雜誌封面，將它支解成3片。感謝Ms. FY Kao與Dr. Carole Huang在美國幫忙收集俄文。
回應 針對 “共產帝國之眼及其欲望—論莫斯科的台灣學”
黃繼蓮的『俄羅斯漢學界與台灣』 寫道: 2012-04-11, 2:20 下午
《 俄羅斯研究》1995年第3期黃繼蓮的『俄羅斯漢學界與台灣』，她提出新詞『台灣學”（Тайвановедение）』台灣學—俄羅斯學界與台灣
近幾年來，俄羅斯漢學界興起了一個新詞“台灣學”（Тайвановедение）。
與此同時，俄羅斯漢學界與台灣之間的人員交往也逐步開始，並日趨頻繁。僅俄羅斯科學院所屬研究所及分院就有10來人於1992年─1994年間應邀去台灣講學、訪問和參加研討會。俄羅斯漢學研究力量最集中的兩個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和遠東研究所分別於1992年成立了“台灣研究中心”。
在1992─1994年間，全俄漢學界發表的關於台灣問題的論著已超過此前蘇聯時期幾十年的總和。這一引人注目的情況是俄羅斯漢學界的一個重要動態，它從一個重要方面折射和展現了俄羅斯對台關係發展的現狀和俄羅斯對外關係的新走向。
1979年11月30日，台灣決定可以和南斯拉夫、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5個國家進行直接貿易，台灣民眾可以去共產黨國家出席國際會議。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台灣當局立即“迅速調整策略，改以各共和國為發展政經關係物件。”12月27日台灣已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作為“發展貿易關係的首要目標”。
1992年9月2日，根據俄羅斯總統的命令，建立了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簡稱МТК）。這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在台北對應的是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9月8日，台灣宣佈已與俄羅斯就互設代表處問題達成協議。在外國報刊紛紛發表了有關新聞報導後的9月15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一項“對台關係法令”，重申：“俄羅斯仍然認為，只有一個China，台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通社─塔斯社還援引總統府發言人的話說：“同台灣的關係一直由個人、非政府組織和私人公司維持在非官方的水平上。”與此同時，在台北，官員們說，一個由俄聯邦總統專家委員會主席率領的俄羅斯高級代表團將於9月16日抵達台灣。
1993年7月12日，台灣在莫斯科開設了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辦事處。一年後，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尚未在台北開設辦事處。所以，1994年8月間，台灣提出，“期待俄羅斯方面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在台北開設辦事處”，並希望開闢台灣俄羅斯之間“直接的航空和海上聯絡途徑”。
到1994年6月止，當年的俄台貿易額已接近10億美元。這是1986年全年台灣與東歐貿易總額的7.7倍，發展速度是相當快的。此時，台灣在莫斯科開辦的公司已有10多家，還有不少台灣企業者已在中俄邊界地區投資；俄羅斯實業家們則在台灣積極地活動。在開設了兩個俄羅斯公司駐台北的代表機構後，俄通社也在台北開辦了記者站。就在1994年上半年，前政治家也一個接一個地應邀從莫斯科飛往台北訪問。
雖然俄羅斯人知道，在台灣“俄語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用不上”，但俄台之間文化、藝術和體育方面的接觸步經貿之後，也積極開展起來。俄羅斯的文藝團體經常去台灣演出，俄羅斯棋手和網球手經常去台灣參加比賽。
學習漢語的俄羅斯學生也開始出現在台灣的大學裏。據稱，台灣的一位百萬富翁已決定從自己的土地中播出200公頃地皮在台灣建一個名為“俄羅斯村”的文化中心。1994年8月16日出版的俄羅斯《新時代》週刊登載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台北的‘新俄羅斯人’”。（以上摘錄自黃繼蓮在《俄羅斯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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