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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5 April 2012

还原真实薄熙来

现在网上对薄谷事件的讨论到白热，多数人是报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来关心这件事，也有人是所谓的STAKEHOLDER，有意地在讨论中添油加醋，想导引相关舆论：要么是支持新左，要么反太子党，要么是想在中国划几个阶层，挑起些事端。也有个别的盼着这个事能在中国也引发一些春天、或者这花那花之类的行动和革命（操，其实是白费力气，中国人的智商比中东一些地方的人高太多了，没那么容易就着道上当）。因为对薄谷的事有一些了解，只想还原这个事这个人的真实面貌。

其实，薄也是人，不是什么西南王，也不是什么大陆小马哥，但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特殊背景的人，这个特殊背景造就了他的性格，就是鬼异多变、残酷、多疑、自负及对下属的不体恤和不怜悯。他一出生，就是在保姆、司机、园丁、厨师、警卫、勤务、秘书、保姆等等一大堆人伺候和服侍下，即便上了学，有老师同学，有什么人敢对他说不字吗？这样的环境首先造就了他的傲气和跋扈。觉得自己最聪明，除秦皇汉武，舍我其谁。

一个字，就是牛B，没服过谁。包括比他层级高的。（在辽宁挑战闻世振，因为没有受到有效震慑—虽然一度被冷藏，后来胆更肥了。）

另外，薄家曾家道中落过一次，就是文革中挨整。这又给他性格中增加了另两个因素，一个是善变和见风使舵，另一个是多疑。可以想象，那么多平时还经常笑脸相迎的叔叔阿姨和老师同学，转眼就成了他和他家的揭发者和批斗者，内心应该是多么不解和痛苦。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他内心达到极致。

也是一个字，就是斗。内心斗争哲学的顽固达到偏执，没有斗争创造斗争也要斗。（这很附合毛主席的理念—-反过来一想，操，好象美国人现在也这德性，老在找敌人，不是苏联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要么就是外星人。）

上面两方面特点是中国高级干部子弟–所谓太子党–中很多人的致命弱点，妨碍他们建设性地参与到中国的权力建设。

文革期间老薄家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家里几个大小伙子手持大棍子把来抄家的红卫兵吓得没敢进门。没有核实这个事的真伪，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家子还是很团结的，另外也比较有不信邪那种劲。

其实最早这家比较能折腾的不是薄老三，而是老二熙成。他文革后是北京景泰蓝厂的厂长，老爷子归位后，他当了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代表团来访问，要求参观景泰蓝厂，这位老兄没多想就同意了，结果小日本拿着摄像机把全部工艺拍回去研究，使这项传统皇家技艺被泄秘，他也被去职。后来他又陆续挑头开了北京有名的白孔雁艺术世界，以及六合兴饭店管理公司一类的企业，现在还在任海泰发展的独董。总之，确实经商的料。

薄熙来后来从大连瓦房店开始政府工作，头角逐渐显露。要说他完全是靠权谋和后台也不对，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据大连当地兄弟说，他每次出国必带一专业摄影的，把国外好的市政建筑拍下来，然后在大连如法炮制，所以大连市建十分欧美化。这种注重城市形象的做法一方面使大连在北方城市中脱颖而出，一方面也使薄得到个人声望。插一句，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形象工程都是以这个路子在走，但动机越来越多元化，领导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求得个人政绩，还能以工程寻租获得经济利益（本人在北京的小区外的公共绿带每年都被园林部门大整治一两回，好象他们钱花不掉很难受）。反观欧美发达国家，这种事早就被法律屏蔽得干干净净。所以本人忠心拥护家宝总理倡导的政改和法制。

薄熙来在大连的另一个故事就是喜欢整治干部，注意啊，是整治，就是把干部看做一帮小蚂蚁那种感觉，玩你，修理你。经常半夜突然打电话给中层人员，一来就问，那小谁，你干什么呢？你说，我在家呢，您有指示？屁的指示，就看你在哪呢。然后就挂了。有的人可能说，这是为了管束干部，更好工作。其实，这种作用只能是反向的，让干部们反感。这种事在一个法治的，理性的国家可能吗？

应该说，薄在大连辽宁还是做了些正事，特别是市建。但是非议不断，诟病不断，比方在大连一个广场上放华表（如果不知道是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查，这是皇家专用的仪式器物，故宫门前有一个），让人传到北京，立即引起巨大猜测；比方接待其他地方来的领导，或都记者（比方凤凰卫视的某位许姓记者），活动结束后，人家前脚出门，后脚老薄就和周围人说，这个傻B，问的问题怎么这么弱智（你别以为他是大领导，说不出脏话来，我接触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比方那奇迹般生长出来的搞房地产的、塑钢的、软件的企业（那个所谓的软件企业这么多年搞出什么比GATES牛B的东西了吗，其实就是一个干房地产的）；比方女主播的故事；比方大连服装节上那些洋模特的故事……

其实很早就能看出来，薄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已的人，内心和肉体上总是在冲动着，而且经常人前一套，人后另一套，反差大得让你无法相信。还是那个结论，中国高干子弟很多都是这样，谷开来也是一个例子，外语流利，教育良好，让很多老外开始认为她是中国JACLINE，自己还写书，怎么看都应该是个有休养的人，你能想象她会找凶杀人吗？（当然这种双重人格在西方也有，象前面那个被免的IMF的总裁，靠，你丫那么高的职务还干这事。但人家出这种人比例不那么高。得，说远了）

总之，错不在他们，环境造就人。生活在一个靠假象和诳言编织的地界，他们就只能是这样。所以需要改变的是环境，就是要法制，要透明。

薄离开辽宁的时候，已经和省一把手闻书记的矛盾很大了。中央调他到部委也是看到他确实和闻尿不到一壶里。你想他能服闻吗，靠，老子是谁，你老几。此公确实是头上是角身上是刺，自打他从中国政治圈上来，我有这种感觉。

在辽宁普遍传说的一个笑话就是，老薄被调中央部委后，闻在大会上说，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对辽宁改革开放工作的一大支持。这话说得很绝，一细琢磨就很有意思。

薄到商务部后，也是在东北那股作风，干活猛，不惜人力。上来先干了大工程，把机关大楼修了。（其实委曲薄部长了，人家在大连想上什么工程上什么工程，来北京只能玩这一幢楼了）据机关的兄弟说，很多建筑图纸都是老薄自己在办公室亲自画。

另外，唱红这件事一定要说，绝不是老薄去重庆出的新招，在大连和商务部时就已经这样了，有场合时就要吼两嗓子，也张罗让大家唱那些老歌，红歌，他本人唱得尤其陶醉。你想想也有道理，人生最有活力的时间就是唱着这些歌渡过的，年长以后再唱当然有种时光倒流，活力重现的感觉，就好比现在的一些小朋友很多年后唱五月天，飞轮海时就会理解老薄的心境。但这种娱乐活动在他去重庆后被一些谋士设计成一种政治宣示性举动则是后话了。

其实老薄去重庆也是迫不得也，因为他忽视了主席说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总是不断地在张扬、掩饰的交错中得罪干部，即包括下级的，也包括政治层面的。他在商务部干劲如此之大以致于当时北京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出租车司机纷纷传说长安街上新开一歌厅，生意巨火，半夜一两点人还呼泱呼泱地进进出出，后来一打听感情是商务部。一兄弟说，确实，那两年加的班海了，经常干到半夜。有人要问了，老薄是铁人吗，关键他老人家作息和别人不一样，昼伏夜出。不光是他的书法，在作息上，薄也是模仿主席。早上很晚起床，十点以后（有高级会议除外），然后工作，下午要从一点午休到三点，然后工作到半夜，他经常在晚上八九点开会，弄得一些司局干部苦不堪言。（丫睡的时候你还在干活呢，丫醒了你上班时间到了）
另外，他和一些同层级部委领导甚至上级关系也紧张，以致于原来想象的当国务委员的打算由于几位总理级人物的杯葛而告吹。只好去了重庆，中央给的理由没有地方一把经验。

很多接触薄的人都对其印象超好，认为其反应机敏、学识广博、待人热情。确实，薄的形象、谈吐、教育素养应该都具备了好的国家领导者的条件，但由于他所生长的环境、历史背景，形成了那种厚黑的官场哲学和内外不一的行为方式（号召大家都唱红，遵循那种革命的道德约束，但对自己和家人却采用另外一个标准），这对他是致命的。象他这样的干部如果真进入中央，对国家也将是致命的。

其实用不着反对官二代或所谓的太子党参政，他们有的家庭背景和政治阅历对他们都是好的基础（这种例子在日本和欧洲都有例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日本近期几位领导人的背景）。但如果没有好的法制环境和舆论监督，经常会由任人为亲变成家族甚至帮会政治。

不管是二代的还是三代的子弟们都应该好好想想，你们即便转移了资产出去，有什么意义吗？瓜瓜就是个例子，虽然有钱，能够开好车，开PARTY，但你成绩不行，学习意志品志都赶不上其他中国留学生，还是会受到洋老师和同学的鄙视和嘲笑。（瓜瓜居然都没有拿到正式毕业证，失败到家了）而且他们永远都进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流，将来的命运无非是呆在当地象寄生虫一样在外面享受父母的黑金，要么回国继续接受父母的阴蔽。（这两种情况的人我都遇到过）

所以你们唯一的好的选择是学习西方人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去独立，自主选择人生，这样你们自己也不必在国内冒牢狱之险去搞什么不义之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