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學教通識，每課都在和同學們看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要寫這封信給你，同學們當然希望我可以寫一些關於教育政策的話題，向你反映。但下筆之際，我發現無話可說。的確這幾年有很多關於教育政策的議題。但問深一層，我發現這些議題都和教育無關。
學生常說新學制壓力大，但從來香港的學習環境壓力都大，然而他們會說IES、SBA、OLE、OEA這些東西以前都沒有。我嘗試告訴他們，在舊制裏你們也會像IES的研究報告評核，舊制也有課外活動，只不過現在你們要有系統地記下來罷了。
說 完之後，我才想起，這句話我聽過，是教育局向學校解釋為甚麼這幾年文件要求多了的原因：這些工作你們也在做啊，所以只是每次希望大家也紀錄下來吧。在一個 事事要求問責的社會，其實我相信在制度的層面，是應該有合理的檔案制度。每個改革都期望減輕學與教的壓力，提升質素。但最終為甚麼都會回到原點？
第 一、很多政策沒有關心裏面的人是是甚麼。教育政策裏有很多一個個看上去沒有意義的簡稱，像SEN（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MOI（教學語言）、ESR（校 外評核）都似乎告訴制度裏面如何非人化。而拿SEN為例，這個政策部門很特別，要處理的「個案」不同國籍到不同智商到不同妨礙學習的身體缺憾都有，那麼， 他們到底有甚麼相同的範圍之下？不知道。但他們通通都放在同一個政策之下聲稱已被照顧。
第二、很多政策沒有關心導致問題出現的外圍原因，只在政策範圍裏鑽。學生和老師說壓力大，於是就隔年才搞TSA（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減輕學能測驗的壓力。學能測驗的壓力，在於影響學校的派位質素，所以學校要學生操練題目。而為甚麼要有學能測驗？是因為不想有升中試的壓力。但為甚麼現在TSA要隔年搞呢？原來TSA和升中派位、學校質素評核又有關係，所以又有學校要學生操練。那麼，問題是在TSA、學能測驗、升中試，還是社會普遍希望可以透過針對操練，提升相關評估成績，從而提高入學的機會？如果是這樣，問題就不在TSA本身，而是因為文憑社會業已形成，社會競爭已在人生還未開始時已開始，教育作為保障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大學作為人生的單程路之類的迷思，已經不可逆轉，才會有TSA、直資名校爭議、大學學位不足等等的問題。
因為這兩點，我才會說教育問題而教育無關。這些不會是一個官員需要的好解釋，因為這都不是改變制度可以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的出現卻是與政府的思維有關。而教育政策不是孤例，其他政策看待市民如出一轍，將特殊的群體揪出，放在一起。打開施政報告，所有「新來港人士」都放在同一個 政策之下，但內地移民、南亞移民和政治難民都可以有一個政策處理嗎？而解決劏房問題，就是取締劏房，政策一點也不理解劏房的出現，正是反映低下階層房屋需要，這又豈不是只在政策範圍裏鑽？一方面不關心人，一方面視野狹窄，也許解釋到一些政府如何立心做好的事，最後到會不得善終。
久經訓練，也許我們都慣對政府失望。社會學家BAUMAN說過類似的東西1：一般人的人生脆弱和無常，所以他們需要政府，政府卻在市場力量崛起的時候洗手退場，理由是市場經濟教曉人們要自求多福，努力上進。這種思維，和香港政府多年來鼓勵市民「增值」﹐不要依靠政府一模一樣。而作為教師，在教學上我已學會如何丟開昂貴的參考書，走自己的路。但BAUMAN問下去，那麼政府還有甚麼角色？還有甚麼作為可以建立她的認受性？一條路是極權主義，將自己變成人民脆弱和無常的根源；另一條路是福利主義，政府包攬起所有的問題。這些路香港人一早已經否決了。原本，有一個很根本的角色香港政府做得很好，那就是球證的角色。可是隨著地產霸權、種票疑雲和政治檢控之嫌，這個公平的角色也開始被質疑。政府還能為我們做甚麼？這是之後這五年我想看到的。
from johncoal's Xanga http://johncoal.xanga.com/757820481/%e7%b5%a6%e4%b8%8b%e4%bb%bb%e7%89%b9%e9%a6%96%e7%9a%84%e4%bf%a1%ef%bc%88draft%ef%bc%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