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在香港受關注度遠低於同期的青春校園作，可在台灣本土卻氣勢如虹，
電影講述日治時期，台灣賽德克族原住民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壓迫，
不堪家園被佔，被迫反抗幾至滅族的悲壯歷史。
台灣人夾在一中一台、本土外來的複雜環境，對族群認同問題分外敏感，香港人卻未必有這種共鳴。
人類歷史上，不同族群互相欺壓屢見不鮮，
雙方勢均力敵時可能是戰爭，但更多是權力不對稱下的壓迫，受害的豈止賽德克族？
由印地安人到澳洲土著，「保家衛族」四字對全世界的弱勢社群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也具有強大道德感召力。
香港也有原居民（哪個地方沒有？），近日享有丁權的新界原居民，
面對清拆僭建物的政策，就提出「保家衛族」的口號，
認為城市人侵犯了他們的傳統習俗，連行會成員劉皇發也鼓勵集體反抗。
正常人都會感到，同是「保家衛族」，
原居民的處境恐怕和賽德克人大不相同，這種直覺應該如何解釋？
自文藝復興以來，「人皆生而平等」逐漸成為普世價值，即使獨裁強權也不敢公開反對，簡單而言，就是不論血統、階層、性別等，每個人都是平等而獨立的個體，享有平等的基本權利。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不過是血統不同，為什麼有些人生生世世享有經濟特權？現况和上述價值的落差，相信是城市人把丁權視為封建世襲特權的根本原因。
政治世界的說法不止一種，也有許多人支持原住民應受特殊保障，這講法大概可溯源至影響當代政治面貌甚深的社群主義理論。少數族群的特殊保障在西方國家是很熱門的當代政治議題，可說是討論至「爛爛哋」，但對於社群較單一的香港卻頗陌生。
少數族群保障港較陌生
西方一班社群主義哲學家，包括最近開講出書大談社會公義的沈代爾（Michael Sandel），多年來不斷批評上述甚為個人化的正義觀，被稱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之一的泰勒（Charles Taylor）就曾指出傳統自由主義的不足，指若把社會正義建基於人是絕對獨立的個體上，無疑將人類當作分開的一粒粒原子，但人是社會動物，不可能脫離社群自給自足，社群代表了個人的身分認同，另一社群主義者沃爾澤（Michael Walzer）就認為，確保每個人有一席之地，而且每一個社群都能自主，才是對人最重要的價值。
既然個體公平並非最重要，反而應想着確保每一個社群都能夠自主和傳承，即「保家衛族」才是最重要，由社群主義出發給予少數群體一些特殊保障，有何不可？
丁權本身並非古已有之，是當年港英政府開發新界新市鎮，為取得原居民配合而設計的政策，當然，在鄉議局和政府的文宣上，都宣稱原居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是一種傳統，說丁屋有助保存文化認同自無不可。
倡不放棄文化換接納
社群主義在澳洲、加拿大、美國等地的原住民被驅趕、侵略、屠殺的歷史脈絡下崛起，侵略者是一種外來強勢文明﹕歐洲人。加上西方近年移民眾多，少數社群被欺壓、被同化的現實，激發社群主義者反思該如何自處。他們倡議原住民保留地、母語學校等措施，目的在於令經濟較弱、被白人歧視的弱勢族裔，可以不用向強勢主流靠攏，痛苦地放棄原有文化認同，換取社會接納，反之能自主地選擇回歸既有文化，但不少社群主義者都明言特殊保障只適用弱勢族群。因為這種人文關懷令社群主義有一定道德感召力。
到底香港原居民的處境和賽德克人有多相似？香港以華人為主體，絕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香港人」，自我認同差異遠比印地安人、澳洲土著、白人、賽德克人、日本人之間少，城市人政經上沒有壓迫原居民。發叔出將入相，一眾鄉紳身家顯貴，全盤接納城市生活甚至成為上流階級，城市人自會質疑，他們的文化認同是否真的和社會主流很不同。
原居民社群之中當然有弱勢者（哪個社群沒有？），保障這些弱勢個體相信城市人異議不大，但作為一個社群整體，有多少人會認為以發叔為首的一眾鄉紳，現時缺少政治、經濟資源，像外國原住民般無法享有真正的社群自主？
在標榜理性秩序的香港社會，「哦，你犯法」是必殺技，哪怕只是塗鴉，警方即可出動重案組偵查，一眾鄉紳近日的「公民抗命」加上執法當局束手，即可反映他們的強勢，當年和天星示威者對話的林鄭局長，在另一個文本下頓時變成弱勢的一方，我見猶憐。
新界原居民人丁眾多，擁有法定機構、特首選委、委任議席、龍蟠虎踞多個區議會，丁權更是巨大土地資源，勢力龐大，令新界非原居民隱隱有被壓迫之感。這種高級保障需動用大量社會資源，難道本城沒有自主或自保能力比原居民更低的社群嗎？新界非原居民、新移民、南亞裔等地位均比原居民低卻沒有特殊保障，獅子山下，誰比誰更公平？
港弱勢地位較鄉紳低反沒保障
事實上即使原居民背棄傳統，放棄做中國人，和外國人結婚生子的後代，按法例竟也享有丁權，鄉議局網頁簡介指出，村民是因為生活困難才被迫到海外謀生，為保障他們日後回港定居的傳統生活，丁權必須保留。上一代港人生活艱難，可以理解，但今日苦况已過，為何仍假設下一代仍視香港為家園，而沒有被其他文化同化？這些脫離土生社群的人居然仍代代享有保障的詭異處境，進一步挑戰城市人道德直覺。
可惜的是，這些考慮似乎從來沒有進入主流視野，於是不難理解為什麼政府會容許丁權以各種方式買賣，甚至有人建議把丁權證券化，把丁權剝離傳統意義變成商品，那些人為什麼不建議男丁一出生政府就付帳呢？
回看歷史，鴉片戰爭後中國割讓香港及九龍半島，而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和新界卻是租借出去。當年在清政府治下，原居民的地權屬於永久土地（Freehold），但港英政府卻把這些土地變成租借地（Leasehold），原居民說這是掠奪，丁權只是補償，他們也沒有城市人的住屋福利。至少，這種補償明顯不對稱，公屋、居屋一來有資產審查，二來兩者的經濟價值無法和建獨立屋相比，有限土地權利蝕讓換來永續權利血統，發叔，換轉是你肯交換嗎？
筆者不是地政專家，但由政治哲學出發，訴諸產權卻是道德含量最低的說法。如果要數業權，當年的清朝治下任何人的土地都屬清皇帝一人所有，辛亥革命正是推翻這種家天下體制的革命，雖然最終格局只是由家天下換成黨天下，但理論上整個國家的權力、資源分配都要重新按新體制即理論上為人民的民主共識下去設定，產權是社會共識下的產物，界定必須服從社會的正義原則。如果是港英政府欠了原居民（即當年居港的中國人），那賠償是港英和殖民地人民的雙邊協議，香港回歸中國後，如果原居民仍自認為中國人，宗主政府和原有人民之間，再非掠奪者和受害者的關係，理應如其他中國香港人一樣，服從新中國裏香港人民的共識，當初和港英的協議自當失效。
回歸後與港英協議應失效
當然香港回歸後，基本法延續了他們的特殊保障，這是出於北京的現實政治考慮。當然仍可訴諸條文，堅持特權，但如果特權只是一種權力爭衡的結果而沒有道德內涵，那只要民主來臨之日，民意足夠之時，和現實政治共生的特權立即會消失。
同被港英掠奪地權，原居民村落九龍十三鄉的最後一條村衙前圍村，今年在地圖上被抹走，他們一直不能享有任何特殊保障，在地產發展壓迫下，應驗社群主義者口中弱勢社群的下場，除了考慮現實利害，這個城市又曾否關注他們？
對於和人文價值有衝突的傳統文化是否值得因為「傳統」就去堅持，美國哲學家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曾總結，當上一代和下一代訴說民族社群的歷史、傳說、節日時，很難想像這些傳統內沒有平等公義等人性善良的一面，事實上正是這些內涵令傳統成為人類的寶貴資產，而非其陰暗面，而縱觀人類歷史，傳統是會慢慢汰壞留好。只要擺正心態，傳統絕對不是包袱，而是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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