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明報專訊】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電視台以六集《河殤》震動了不少大陸青年。就連香港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熱熱鬧鬧地談了一陣子「黃土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分別。回想起來，那套紀錄片的主題其實簡單得很，無非就是指出中國人總是背對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黃河這條「母親河」，結果閉關自守，困處黃土之中，成了一個封閉保守的內陸文明。
只要轉身一看，我們不難發現大海之外別有洞天，那便是開放大膽，冒險進取的歐羅巴「藍色文明」了。我還記得其中一集談到了深圳，稱讚這個新生特區的實驗精神，宣稱鄧小平的偉大眼界總算「終結了幾千年來背向大海的歷史」。
說來奇怪，當時我們一群香港年輕人明明天天對著蔚藍色的無敵海景，怎麼也會相信《河殤》的誇誇其談，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閉又保守的「黃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這就和某些可能一輩子都沒在黃河流域生活過，但又動不動就把可黃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樣，覺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黃河水，卻，渾然忘記了自己身處南海之濱的現實。
二○○九年，香港導演陳德森推出了《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被許多香港影評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讀，因為片子裏犧牲掉的許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軀，卻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義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倫理。換句話說，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證了那種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實的香港傳說﹕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標，只知道做人要講義氣重感情，而且為了義氣感情可以放棄平日腳踏實地的經營生活，做出驚人的非常之舉。
再一次地，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也忘記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那種「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這部電影在每一個人倒下時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貫，強調他們來自全國各省，好營造出八方豪傑會香江之氣勢的做法一樣不真實（事實上，當時在港參與革命活動的幾乎全是廣東人）。回顧當年，如果說連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國也就沒有第二個地方的人會曉得這些名詞的意思了。
「中國不能說有一個好的政府，它與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相差很遠。中國當權者有成千上萬，據說，從最高層到最基層，只有極少人在履行官職時誠實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並公正地對待百姓……公認的意見是﹕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官員，全都是敲詐者。勒索他們能抓到的每一個人。如不給他們行賄，幾乎無一人能掙脫他的手指頭而滑走」。
上述這段話出自一個十幾歲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島摩利臣山的「馬禮遜學堂」的學生（「摩利臣」就是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的港版翻譯）。舉目中國，除了香港和澳門，當時不太可能還有他處少年能具如此見識膽氣。
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孫中山、楊衢雲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經不用贅言追溯，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關係也早有太多人說過。我不是歷史學家，只能在這極有限的篇幅裏面大膽地簡化歷史，提出一種角度甚或偏見去激活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討論。那個偏見便是﹕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我所謂的「南方海洋中國」（或者「大南洋」）是一個和《河殤》裏的「黃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廈門、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縣、珠三角、港澳、海南、馬尼拉、河內、芽莊、會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泗水、萬隆，然後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區和港埠。這片區域裏的華人不止親近海洋，而且習慣異族。他們在出海即被視作「奸民」的年代裏就視王法於無物，冒險泛舟。他們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羅，以至於荷蘭、西班牙和英國、法國等西方各殖民帝國之間，靈活機變。而且這些碼頭彼此往來密切，形成了一大串從中土至海外的流動網絡。今天香港的《星島日報》、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其創辦人皆為緬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陸佑堂」紀念的是馬來亞錫礦大王陸佑，廈門大學則是新加坡的陳嘉庚。在東南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以前，這些人來去穿梭，輕鬆得就像《花樣年華》裏的梁朝偉，說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買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沒比大嶼山遠多少似的。
華僑「愛國」的笑話
今天說起這片區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習慣地加上「愛國華僑」這四個字。具體談到辛亥革命，在分析「華僑」何以為「革命之母」，孫中山的革命經費又何以有八成來自海外華人的時候，大家也還是不經思考地就說那是「因為他們愛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愛國會愛到要不就君主立憲，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當時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會用這種方式來「愛國」嗎？為什麼革命的財源幾乎盡出南洋？像陳少白、胡漢民、汪精衛這些最早發動革命的領袖，為什麼全是廣東人？就連溫和一點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還是我們廣東老鄉。
至於說這一大片地帶的人有「向來愛國的傳統」，那就更是笑話了。首先，宋元之後，福建廣東兩省出海討生活的百姓從來就被中央王朝敵視，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順手抓捕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國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員卻教佔據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當地經商的華人死活不關北京的事，你們愛怎麼對待便怎麼對待。其次，歷史上這些人也一直沒有太重的國家觀念，唯一重視的只是原鄉宗族之情。他們在海外以語群和地方為基礎的會黨械鬥，其慘烈尤勝於與異族相爭。直到近世民族主義興起，他們才一一愛上遠在北方的中國（妙的是，他們也很可能比北方華人更早形成民族國家的觀念與認同）。
「私通外國」有一手
最後，這些人「私通外國」的歷史特別。唐朝如此開放，皇帝還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廣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難馴的廣府人，別讓他們老是和住在當地的十二萬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雜種。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謂的東瀛浪人，主事者卻多半來自閩南，所以深入內地破城劫掠的時候特別熟路。倭寇以後，海盜繼續幹着這種勾結外人的事業。例如鄭成功的老爸鄭芝龍，手下艦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華東及南洋水域的海盜霸主。他的艦隊裏就有日本人、朝鮮人、新畿內亞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門上學，受過天主教洗禮但又崇拜媽祖的他，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劍道的高手，興致一到還能在海上來手西班牙結他，與眾同樂。鄭芝龍的夫人（即鄭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盜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號Captain China）有過同性伴侶的關係。鄭芝龍一會兒歸順明朝一會兒歸順清朝，當然說不上愛國；可他又打劫荷屬東印度公司，逼得後者退避三舍，回頭則救濟福建百姓，號稱中國東南的「海上長城」。你說這是一個「黃土文明」的產物嗎？這種角色，北方人大概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到了清朝，與南洋聲氣相通，而民間自主之風甚盛的東南地區更是中國的造反大本營，先有組織擴及整個東南亞的天地會，再有孫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話一句，影響洪秀全思想極深的梁發，也是馬禮遜的廣東弟子）。同時這一帶又是引進西學的思想震央，出過福州嚴復和珠海容閎等力圖革新以挽大清國運的文士。請問，革命如果不從這一角發起，又豈有他處？特別是海外華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傳統士紳，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反就是換人當皇帝的老實百姓，無論是君主立憲抑或民主共和，你和這些南洋客一說，他們馬上就明白，理解毫無困難。畢竟他們真的活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見過其他的制度選擇；甚至在婆羅州上自己建立過一個比美國還要早的「蘭芳共和國」，自治共和。
於是，正當北方義和團還在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從南洋傳到廣東福建的觀念新潮已經一浪疊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後來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軍，南方革命之勢遂成，不可退卻。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凱在發給張謇的一封電報上說﹕「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國日報》在回顧武昌起義時也提到﹕「倡義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國民黨北伐，這種「南新北舊」的印象仍是時人共識，所以才會有許多滿腔熱血滿腦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們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卻見群丑一時「勸退」，一時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賢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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