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在前線充當調解員的區諾軒前議員，被裁定「大聲公襲警」罪成；一向堅持法治是香港最後基石的戴耀廷教授，高呼「法治已死」。關於普世「法治」與中式「依法治國」之別，身歷其境，已成為common sense，不少法律學者也不時介紹。以下來自石永泰大律師的文字，深入淺出，最適合引用：
「在一些沒有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被任意執行的體制，法院跟政府『合作』，以確保法律按政府喜歡的方法詮釋，用來打壓一些令當權者不悅的人或組織。這往往被包裝為「法治」(Rule of Law)，但說穿了其實就是「我以『法』來『治』你」(Rule by Law)。所謂「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而對其他元素避重就輕或隻字不提)，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熱衷於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不是用法律約束自己的管治的方式。」
不同法律體系，有大量不同定義，但如何具體理解、感受，通過國際案例，始終最容易。由最人治到最法治，我們可以層遞列出如下：
在七種地方感受「法律」
1. 政府根本失效，連基本秩序也不能維持，遑論捍衛法律，日常生活大抵按叢林法則運作，是為failed state，例如索馬里、阿富汗。
2. 政府存在，法律存在，但沒有認真執行法律的高效政府，政府部門和各種勢力都可以利用法律便宜行事，叢林法則半主導秩序，例如巴基斯坦（印象很深的是在巴基斯坦期間，當地警察朋友居然以警車載我四出遊走）。
3. 政府存在，法律存在，政府強而有力，一切「依法治國」，但法律制定過程由上而下、沒有制衡，政治正確、經濟關係等潛規則天天影響執法，日常生活觸碰禁忌會「依法」秋後算賬，例如中國（和新香港）。
4. 政府存在，法律存在，政府強而有力，法律制定過程有一定民意基礎，但同時充滿威權色彩，執行上對政治社會自由空間頗多禁區，但經濟上真正尊重法律、也不訴諸潛規則，令國際社會信任。這是不少威權政府夢寐以求的情況，但在現實世界，極難做到，即使曾短暫出現特例（例如1970-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然而不是迅速民主化（南韓、台灣），就是迅速「依法治國化」（例如新香港），長期保持這平衡的只有新加坡。
5. 政府存在，法律存在，政府能有效管治，日常生活「無民主、有自由」，政治上暢所欲言，經濟上廉潔高效，只是行政立法缺乏問責，依靠「明君」，例如六七暴動後至1997年之間的英屬香港。
6. 也是民主國家，法律由民選議會制定，執法過程有法可依，司法獨立，人權有基本保障，但部份法律和國際法／基準有明顯差異，令部份人受到不公平對待。例如以色列，2018年通過的《基本法》強化「猶太國家」身份，授權具有相同信仰和國際的人組成社區、以維護該社區的專屬性，國內阿拉伯裔感到歧視，境內衝突時有發生。
7. 完美法治國家，符合學者Tom Bingham 定義八大原則（法律清晰可預測；依法而非酌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為法所限；人權受法律保障；提供有效的解決紛爭渠道；公平審訊、國家遵從國際法），或另一學者Joseph Raz 定義的八大原則（法律透明清晰；體系相對穩定；立法原則清晰透明穩定；司法獨立；自然公義有公信；司法獨立；法庭與民為善，法律成本可控、程序不長；執法者不會在執法期間釋法）。北歐系國家（挪威、瑞典、芬蘭、丹麥）為典型。
跑步回到「依法」時代
假如港英後期的法治有第五級（起點高，這是為甚麼在不少排行榜，香港法治評分依然較高的原因），一般香港人自然期望1997年後可以逐步到達第六、七級；但政權明顯希望固化在第四級「新加坡模式」，結果卻在22年間跌落第三級別。關於為甚麼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另一篇文章已詳細講述；至於香港是怎樣跑步回到「依法高壓」時代，這些特徵可以給國際朋友詳述：
1. 古法復刻：任何法律體制，都有可供政府使用無限權力的非常條文，例如「叛國」，但在太平盛世，一般備而不用。在行普通法的地方，數十年沒有相關案例，約定俗成已成常態，但當政權豁出去在太平盛世「激活」古法，例如公安條例、甚麼「煽動意圖」，人人可中招，數十年的社會契約，就瞬間瓦解。
2. 新法強推：須知納粹也是「有法可依」的，納粹掌權之路固然有一定民意，但通過國會縱火案贏得大選、再以非常手段在老總統興登堡病逝後廢除民選總統，很難說是真民主程序。納粹通過歧視猶太人的《紐倫堡法案》，正是在全面掌權後的新國會，然後種種悲劇，已是歷史，但當時威瑪共和的法律依然存在，「行之有效」。香港的立法機關22年來都由少數派壟斷，政府法案主導一切，以致任何爭議新法都缺乏認受性，強推23條、或乾脆立全國性法律之時，正是certified之日。
3. 演繹性執法：在過去大半年，香港警察公信力跌入新低，連林鄭月娥也承認是斷崖式下跌，執法過程除了出現大量暴力，也明顯存在選擇性執法。親政府鼓吹暴力的人逍遙法外，社交媒體轉載資訊的區議會主席卻深夜被捕；連抗疫條例的1.5米距離規定，也成為警察騷擾黃店的憑藉。這正犯了剛才引述Raz所言：「打擊罪行的組織（例如警察）擁有的斟情權不會傷害法律的原意」這大忌。
4. 動物農莊：「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都平等」，正是此刻一般市民對香港「法治」的觀感。為甚麼警長在中國成為微信KOL公然鬧上司，不算是延後利益，也沒有違法公務員紀律，但公務員公會集會卻被警告？「政治正確」的人，無論品行多不堪，往往逍遙法外；至於投訴警察的後果如何，有目共睹；去年至今所有警暴居然無一人被捕，被捕示威者卻超過七千人、新任區議員也有數十人，極其荒謬。
5. 三權合作：根據一國兩制的最新官方演繹，不再是「河水不犯井水」，任何事情需要時都可以變成「一國」（也就是香港法律不再適用），無論是經濟層面的中聯辦購地，到政治層面的美國記者在港工作簽證，都如是。假如一切公開透明，起碼有個說法，但很多事情都是「你懂的」，例如武漢肺炎疫情早期，林鄭月娥為何不能封關，真正原因就是「你懂的」，但必須東拉西扯，去迴避紅線。這類禁忌與日俱增，自然不是法律所能理解。
6. 神秘執法：除了「特區動物農莊」內部持份者「同股不同權」，香港作為中國特區，每每令人擔心已不能完全控制執法機關。例如據《路透社》報導，去年運動期間，大量武警曾公然到港；而類似元朗721、到立法會候選人周永勤突然棄選案一類操作，有沒有境外人員有任何角色，「公道自在人心」。
7. 白色恐怖：《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自由，是否落實，並非靠條文，正如連北韓法律也保障這些自由，甚至還有「一人一票真普選」。香港人遊行示威本來毫無包袱，甚至是嘉年華表達訴求，現在卻連出席和平集會也被「篤灰」，動輒被召見、訓斥、甚至解僱，個人資料也會被放上「暴徒網」、再供中國網民批鬥，然後連在私人社交媒體發言、上載照片，也有同樣效果。法治破產的特徵，正是這種白色恐怖。
8. 商業政治化：不少企業以為，普通法的刑事法和民法之間只要有防火牆，就是警政多麼高壓，也不會影響商業活動。但國泰過去一年的遭遇，已經證明香港失去了防火牆；日前連匯豐不派股息這純商業行為，也被有勢力人士上綱上線批判、要求匯豐的香港董事辭職。沒有了法律免於恐懼的保障，在威權政體下，誰還敢繼續安分守己做生意？
在「依法治國」的香港，Come on, James，你還相信有「法治」嗎？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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