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目前運動的問題意識，相信與很多經歷過大抗爭丶小抗爭的朋友一樣，無論是在心入面，抑或相互討論中都會扯到這個問題：反送中革命如何避免像雨傘革命後期般慢慢衰敗？
會有這樣的擔憂，一來是因為恐懼，害怕一輸就會輸掉整個香港，上次一敗，隔了五年才能好好振作，今次如果一敗，我們還有五年嗎？二來是，不少跡象都顯示出集體行動的戰術（tactics)及劇碼(repertoires) 快要走到盡頭：當聯署、唱聖詩丶唱歌丶集會、遊行丶登報、默站、靜坐丶悼念丶圍堵、佔領、快閃丶人鏈丶火魔法、攻擊、衝擊丶連濃牆丶擠提丶塗鴉、破壞、跳閘丶觀星筆，不合作運動都用過，比雨革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政府依然故我，下一招應該是什麼呢？究竟做什麼才能讓一個獨裁政府全面讓步？
McAdam的政治過程理論
美國《自由之夏》作者、美國Stanford大學社會學教授Doug McAdam 曾經提出過政治過程理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應用於社會運動，解釋有哪些因素導致該社會運動興衰（圖一）。
在政治過程理論中，Doug McAdam認為社會運動得以持續的關鍵有二：政治局勢能否讓政治機會結構有誘因而繼續轉變、政治局勢有否令組織力量有誘因而更強盛。因為政治機會結構轉變將會直接影響能否建立運動中的集體認同；組織動員力量是否強盛又會直接影響政權的鎮壓會否成功。
他引述黑人民權運動的例子，冷戰下的政治局勢（Broad socioeconomic processes)，創造了對美國很大的國際壓力，再加上美國民主黨需要急速鞏固當時黑人選票的成長，是黑人民權運動在1961-1965年極盛的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ies)有利因素。再加上，當時候的黑人教會、黑人大學、民權組織在組織動員(Organisational strength)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了這兩者，才會發展出及後如此強大的黑人身分認同（Collective attributions) 、及政權無法完全鎮壓(Level of social control)。你總不能因他們稱自己為黑人及讀大學、上教會而鎮壓他們，對吧？
相反，美國在1966年-1970年出現越戰等其他議題下的政治局勢，政治機會就會減弱，就會令民權運動越漸不利。
McAdam更否定傳統資源動員理論下運動必須需要依靠菁英資源才能存活的假設，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創造自有的組織資源（Indigenous organisational resources)。
圖一：哪些因素會導致該社會運動興衰
政治過程理論應用：反送中和雨傘革命
在政治局勢上，反送中得益於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已經為中國帶來龐大的經濟壓力，中國經濟增長再度放緩丶失業率上升、豬肉價格上漲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台灣總統選舉在一月舉行，香港局勢越緊張，將更有利於蔡英文連任，對中台兩岸來說，香港發生的衝突，正正示範一國兩制模式是如何沉淪失信，「發不了大財」反倒賣了個便宜，對中國來說不會是件好事。
所以，在政治機會結構上，反送中的先天有利形勢是雨傘革命無法得到：在2013年，習近平新官上任執政，到2014雨傘革命，中美雙方仍處於觀察期，中美以至歐洲仍然對中國抱有寄望，以為習近平會繼承胡溫時代的經濟自由政策，進一步開放中國，實現「現代化」理論下的兩個現代化：由經濟現代化到民主現代化。
2019年反送中難得的政治機會結構，也得力於美國歐洲認清中國是赤納粹（Chinazi)的本質，才能有一系列的人權法案措施助攻；「香港人，加油」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更在運動發展中根深柢固，就如梁繼平所言：想像他人痛苦共同體已在手足之情間萌芽，一個不能少是運動集體的共識，也是香港人的認同象徵：政權開槍射殺，義士的離逝，使同作為香港人的「我們」感傷，手足情感已經烙印在所有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中，所有人都很明白，傷的是香港人，死的是香港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儘管素未謀面，但「我們」的情感已在同時性上（simultaneity）相遇連繋，意思是說，在開槍鎮壓逃亡的恐懼與憤慨、感知友好死亡的瞬間，我們都只有一個身分：我們是香港人，或者說，我們是流著同一血脈的近親民族。
而回到問題，當政治機會結構在現時的運動比雨革更有利，反送中革命仍會否像雨傘革命後期般慢慢衰敗，關鍵我認為在於McAdam的政治過程理論提到的組織動員力量(Organisational strength)的問題，運動有否成為一種自有的組織資源（Indigenous organisational resources)。
先說明一下，我並非指反送中的去中心化「無大台」就等於無組織。相反，反送中運用的兩種主要平台：連登、Telegram，在運動中頻繁的動員上，事實證明創造出的動員能力比雨革透過Facebook甚至內部社會網絡的動員方式為高。在自有的組織資源上，612基金、Telegram消息頻道丶法律支援、學界代表丶罷課關注組丶急救團隊丶社工丶記者丶國難五金，再加上市民自發的各種捐贈物資，早已形成一個有小型分工的微型社會（micro-society)，即使沒有大台，也不見得沒有組織動員力量。
然而，在各種假新聞的出現，美國領事館集會的爭議，甚至因爲開學後，運動的組織動員開始看見明顯的衰退：一是因為動員疲勞，太多活動同時舉行反而分散注意力；二是主力被削弱，被捕再加上受傷人數已經超過二千人，若加上抄牌的數字，更會遠超此數。警方故意濫捕，就是要塑造以刑法秋後算帳的白色恐怖社會，企圖透過拘留48小時，定期向警方報道及守宵禁令，去監控每位異議者的行動，要突破困局，必須有技巧地避過被捕。
在進入街頭巷戰的遊擊時，戰場（field)已經是非特定而是流動的，戰場可以是地鐵站、可以是一條街，也可以同時間出現幾個地方的，Telegram 頻道和記者即使即時發佈信息，信息量之多讓各小團體無法即時查看自己所屬地方附近的佈防，導致資訊不流通而落單，被警方突襲成功。
政權鎮壓程度源於組織力量是否夠強，如果要防止重演失敗，運動需要更強化組織能力，在戰場要有更明確的分工，必須組成三至四人小組形式，當中必須一位要做比較後援角色，用電話負責接收篩選資訊，或是一位離場的朋友做雲端的角色，協助整隊小組在各種佈防信息中，篩選有用資訊。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不被捕以外的其他初心：不分化 不篤灰 不割蓆，只有核彈都唔割，才可以繼續和勇合一，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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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題為「政治過程理論：反送中革命如何避免像雨傘革命後期般慢慢衰敗？」。）
教大言論自由關注組成員丶工學同行成員。前教大學生會副會長丶前教大關注勞工權益陣線召集人。現就讀於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合辦之中國研究碩士學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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