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廣府人亦愛踩低別人以抬高自己，為突顯自己作為炎黃苗裔的尊貴身份，而貶斥其他嶺南族群為蠻夷。屈大均眨損舟居河流港灣的蜑家人 「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而於17世紀後才遷居廣東中西部的客家族群，亦被廣府人視為蠻夷。光緒版《四會縣志》指當地客家人 「其來不知所自，雖習土音，而客家話久遠不改。初來時耕山移徒，亦類猺犭民。」。後來客家人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舉兵反清，更令廣府人與客家人的矛盾白熱化，於1850至1860年代釀成土客械鬥。大批客家人因這場民間內戰流亡海外，使客家族群遍佈海外。而客家知識人為回應廣府人的岐視，亦染上自抬身價的惡習：客家裔香港學者羅香林甚至「考證」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是粵東紫金的客家家族的後人。
然而近年研究卻指出嶺南族群主要是原住民後代，雖然他們的父系血統比較多漢族承傳，但母系血統卻都源自百越族。南遷的漢人移民一直只佔嶺南人口少數，只是這個優勢族群的男性移民能夠三妻四妾，把父系基因迅速傳播。後來嶺南嶺北經濟因宋帝國重心南移而融合，原住民為求生計也得學習中古漢語，卻出現「母語干擾」的狀況。他們將侗傣語系的發音、詞彙與文法，不知不覺間融入其半桶水的中古漢語中，而粵語就是從這種克里奧爾語演變而來。這就像低地蘇格蘭人自13世紀起為與英格蘭貿易，改學上古英語和中古英語，卻又戒不掉蓋爾語的口音而變成低地語。年前到蘇格蘭旅遊，在格拉斯哥遇到講低地語的公車司機，別說是問路，就連買張車票也苦無辦法。雖然本人欠缺語言天分，年少時上英文課又不專心，但畢竟是在殖民地的英文學校成長，以往用短句加手勢也能溝通啊！當年宋人遇見粵人，大概也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
廣府人與蜑家人同為原住民後人，族源並無明顯差異。只是廣府人家族拓荒圈地的過程比較順利，能夠把競爭對手趕到水上，為其貼上蠻夷標籤以鞏固勝局。而客家人則是粵閩贛邊界畬人的後代，到15世紀才與南遷漢人融合、逐漸漢化。嶺南人自命華夏正統，是因為自知有異於嶺北漢人，所以自卑地「崩口人忌崩口碗」，生怕被人岐視而不敢誠實自報家門。
然而，部分本土派卻條件反射地抗拒這些學術考證。比如謝孟謙曾於《明報》批評拙著《香港，鬱躁的家邦》的嶺南族源論。他堅持「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拙著「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則「立論危矣」。他認為香港若不自命為華夏正統，香港「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也就是說，本人「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自取滅亡的墜落香港人。
肯定本土身分，卻自相矛盾地固執於華夷尊卑的迷思、以文明正統自況，其實只是渴慕虛榮的貪嗔癡。這種「我祖先巧威威」的顛倒夢想，不就是就是崇拜黑道的年輕人之心態？在《97古惑仔之戰無不勝》中，陳浩南如此質問這類年輕人：「點解入黑社會？巴閉（威風）囉！英雄主義、疊馬（手下眾多、聲勢浩大）。」這種因自卑而自大的心理，常見於剛踏入青春期的少年人，他們想要建立自尊卻時刻感到迷惘，他們或是靠標奇立異突顯自我、或是借用老大的權威肯定自己。網絡用語稱之為「中二病」。建基於「華夷變態論」的自豪感，卻是無法持久。本土意識者，本應是休戚與共的群體認同。看到香港的優點，固然可以自豪；但見到香港的缺點，也必須勉勵自己力求上進。若本土自豪感是靠威風維持，終究只是看風使舵，「勝利球迷」面對挫折，恐怕也只會蟬過別枝。
而且我們何以必須用華夏的標準評價香港？香港雖剛好位處東亞大陸以南，開埠後卻一直受西方現代文明薰陶，又與東亞沿海和東南亞緊密連繫。若然偏狹地將香港等同於華夏的堡壘，就是否定這家邦繽紛燦爛的歷史。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之聲譽乃取決於香港人當下對普世社會之貢獻，而非祖先早已逝去的威榮。以華夏標準而言，大部分地球人的祖先，都是不懂文明禮教的蕃人。難道他們都沒資格抬起頭做人？我們務要切記鄭南榕的至理名言：「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是我們是好國好民。」
東亞大陸確曾有過璀璨的文明，本人每次造訪臺灣，都會到故宮博物院欣賞這些文明的遺產。但范寬畫《谿山行旅圖》、文徵明畫《關山積雪圖》之時，世間那有現代意義的中國？「中國」一詞，初見於公元前11世紀的何尊銘文，惟其詞意含混：「中國」於古籍，可解作「中間那堆文明國家」、「中原列國中間那個國家」、「世界中心的那個國家」、「本王國」或是「本帝國」。要到1689年清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中國」才開始指涉一統整片海棠葉的政治實體。東亞大陸那一連串的帝國，其疆域、內涵一直在演變。清國人穿越時空遇見唐國人，很可能彼此視對方為異邦人；中國以外越南、韓半島等地，卻曾是大陸帝國的屬土。東亞大陸的眾帝國，不能直接等同於現代中國；這些古帝國的文明遺產，當然是普世文明之公產，又豈能讓中國私有化？眾大陸帝國的文明史，不能簡化為中國史，反倒必須視之為東亞史和世界史。近日臺灣調整歷史課綱，將中國史放在東亞史的框架下教授，乃尊重歷史、撥亂反正的德政。王瀚興等華頭華腦之流硬要反對，其實也只是一群「中二病」拿「唐漢風範」集體自我安慰。普天之下的文明人，都有權享受東亞大陸文明遺下的果實，那又何須為攀附華夏而作賤自己？
以「華夷變態論」為基礎捍衛本土尊嚴，乃是寄望能從傳說中的光輝歲月取得力量，藉此抵抗強鄰。這種自衛心理雖情有可原，但仍舊極不可取。如此不過是為虛榮心而謊報身世，終究有損誠信。以謊言作為方法，終必引致表裡不一；表裡不一，就是「唐心之意」（からごころ） ，此乃奴役之開端。
悲壯的擴增實境社運
港式「華夷變態論」的始作俑者，乃筆名陳雲的民俗學家陳云根。其寫作動機，當然不能和「中二病」的追隨者同日而語。陳云根生於新界農村，父親原是仰慕共產中國的馬來西亞歸僑，卻因政治迫害而逃亡香港。於農村成長的經歷，使他自小就被各種傳統民間風俗吸引；其父親被迫害的親身體驗，亦使他對中共黨國國族建構深感厭惡。他認為中共為促成黨國集權，就以「國家標準」的名義消滅地方的語言習俗。1989年六四慘案後他前赴德國格丁根大學攻讀民俗學博士，與流亡當地的民運人士組織反共抗爭，卻發現中國開明人士亦同樣主張中央集權、輕視地方民俗，因此甚為失望。陳云根學成歸國後，除了撰寫與香港語言風俗相關的著作，亦曾與嶺南大學的同事和學生一起參與「本土行動」的保育運動，想要保護舊社區的民間風俗。但這一連串的抗爭卻屢戰屢敗，他對進步人士的抗爭路線漸有微言。
2009至2010年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運動期間，港中矛盾日趨白熱化，而陳云根亦趁勢成為本土思潮的追浪者。他於2010年撰寫 《走出政府總部 : 做個快樂的抗爭者》 和《終極評論，快樂抗爭》，指出香港政治將步入終局，並勸勉讀者要忍耐地「快樂抗爭」。他隨後與故友分道揚鑣，批評他們的路線為「失敗主義」，並全情投入鼓動反中憤恨的網絡政治。進步人士視他為叛徒，指責他在煽動仇外民粹；陳云根卻聲稱自己要「引導民粹」，是要善用既有的抗中民憤，借民氣對抗中共與資本家的欺壓。他於2011年將網上評論擴寫成《香港城邦論》，是為港式「華夷變態論」之濫觴。
陳云根的轉向，可說是將快樂抗爭推往極致。他以曖昧的「城邦」 兩字，一方面回應民間抗拒中國殖民的情緒、另一方面又能把香港描述成「復興華夏」的「反攻基地」。他的網上言論頗多怪力亂神之語，比如他曾指出連繫港中交通基建都是中國佈下的「毒蛇風水陣」，為此還與支持者上鳳凰山開壇作法，聲稱已施法釋放「大鵬金翅鳥」、收編「護法金龍」，能以神獸之力抵抗中國。然而，香港雖偶有「性交轉運」騙案，宗教氣氛卻遠遠比不上臺灣。以黑房技術修鍊成「宇宙光明體」，並騙倒朝廷命官的事，在香港不可能發生。
陳云根的追隨者，也不一定相信「法術」，而只是以「中二病」的心態參與，覺得這是一場有趣的遊戲，既能突出自己、又能影響社會。陳云根將神怪之說與現實世界的社會運動串連，支持者就能以玩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遊戲的心態參與，一面玩樂、一面抗爭：就如《精靈寶可夢Go》那樣，參與者須以肉體上山下海尋找虛擬的精靈，只是皮加丘出現在隨機設定的位置、「大鵬金翅鳥」卻一定現身於抗爭現場。這種做法雖令人側目，卻能招聚一群因投入「快樂抗爭」而誓死效忠的支持者，或已開創擴增實境抗爭之先河。
「城邦」一詞雖引發香港獨立之聯想，但陳云根只是想借用民間的抗中情緒，本身並無爭取港獨的打算。他的參考對象，其實是德國中世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國自由城市(Freie und Reichsstädt)。也就是說，「城邦自治」不過是要在在帝國內部確立都市自治權，再以華夏的詞彙將這源於德國的想像，比附為周王國城邦林立的封建制度。《香港城邦論》出版之時，中國經濟發展開始放緩，陳云根因此預期隨後的經濟危機會令現有體制難以延續。他之所以要以奇怪的方式招聚少數死忠支持者，是透過比例代表制晉身議會。如此當中國陷入危機，他就能以香港立法代表身分與中共談判，遊說中共考慮採用「華夏邦聯」的新封建制度。在陳云根構想的協議中，中國一方面會放權讓香港民主自治，從而保護香港既有的語言習俗；另一方面則以邦聯形式的間接管治解決中國族群省藉等內部矛盾，這樣中共雖無力再以經濟發展收買人心，仍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統治權。
陳云根甚至認為香港將成為華夏邦聯的棟樑。他於一篇獲《紐約時報中文網》轉載的文章，指出 「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差距……代表了對華夏正統的不同闡釋。今天的香港文化比中國大陸的文化更為現代，也更接近華夏正統……」而一國兩制亦為華夏邦聯奠定基礎。香港雖然 「……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實際上更像是個聯盟性質的實體」。只要略為改革，香港和中國就能「在一個同時包含港澳台和中國大陸的正式華夏邦聯中，成為相互平等的成員」。陳云根指出，「……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漢薩同盟的城邦是現代歐洲國家的基礎，同樣，現在處於準國家狀態的香港也可被看做是華夏邦聯的前身」。香港不論是文化上、還是制度上，都能成為幫助中國解除黨國國族建構枷鎖的鑰匙 ，亦能協助中國解決內部民族問題。長遠以言，港中平權的華夏邦聯，也能為和平統一臺灣、解決周邊分離主義帶來契機。
但畢竟陳云根曾與「本土行動」的進步份子共事多年，雖則早已反目成仇，但仍難免沾染「虛擬進步主義」的惡習。他雖然匠心獨運，想將進步人士的虛擬升級成有實際功效的擴增實境。但當《香港民族論》直接了當地提出將要把香港建設成國族國家、梁天琦等政治人物亦公開主張香港獨立，曖昧不明的「華夷變態論」就會顯得故弄玄虛。如此陳云根的佈局再精密也只能破功，他的政治豪賭最終還是失敗。他於2016敗選後，就整日「清算」梁天琦等獨派，怨恨獨派和舊盟友在拖大腿。但誰又能怪責他呢？畢竟他為了珍愛的民間風俗，已經輸掉了一切。
「超克國族新帝國」的虛妄
陳云根雖然敗得悲壯，但復興華夏的豪言壯語絕非偶然的瘋言瘋語。替帝國翻案的恢復封建論，近年在學術界蔚為風潮。一些學者反思歷史，認為現代國族國家問題叢生：民族自決論承諾的解放未竟全功，卻迎來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數不清的族群滅絕慘劇。中世以前的舊帝國，與此相比反倒顯得寬容。這種主張「超克國族」的「帝國肯定論」，亦頗受趙汀陽等中國親共學者歡迎：他們認為西方人曾以武力強迫中國加入國族國家體系，如今大國崛起，就當重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一些外國學者對他們稱霸天下之野望置若罔聞，也以進步的姿態附和起來。比如柄谷行人在其《帝國的結構》如是說：
「現在不管到哪裡，小規模的國民國家都已經到了窒礙難行的狀態。世界各地過去曾經有過世界帝國的地區，接二連三地形成廣域共同體。首先開始的是歐洲共同體……所以，在世界各地，看起來彷彿過去的世界帝國正在復活……唯獨中國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因為清朝這個帝國沒有分裂，留到現在。以規模來說，中國超越各地的國家聯合體。中國所需要的，是自覺到這樣的情況。換句話說，中國應該超越國民國家的觀念，以創造積極意義下的『帝國』為目標。」
這些怪論貌似進步又能批判現狀，卻完全忽略現代國族國家世界體系與中世以前舊帝國體系之根本分別。舊帝國於公元前24世紀初見於兩河流域，當時交通運輸極為不便，是貿易往來只限於少數權貴獨享奢侈品、以及像鹽、銅、鐵、錫等分佈不平均的必須品。當時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局限在被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稱為 Gemeinschaft 的小社群內。在這種莊園經濟體系中，小社群都盡可能自給自足。與此同時，由於管理技術和資訊流通皆未發達，帝國當權者只能控制交通幹道上的據點，也未能將物資盡歸中央調撥。帝國核心無法直接介入小社區內部運作，就只能利用身份尊卑分明的分封制度，透過層疊交錯的中間人間接操控。他們只要求小社群效忠上一級的領主，並定期進貢物資和人力。至於小社群的內部管治以及語言風俗，帝國核心也只能放任為之。由於只須得到封建領主投誠就能擴張勢力，帝國版圖在核心強勢時可無限擴張、反之則迅速收縮：如此帝國猶如處於世界中央，既沒有明確疆界、在得勢時亦有無限擴展的動機。
舊帝國的封建制度，必須靠等級之間的尊卑分明去維持。雖則此乃不平等的制度，但小社群與帝國核心因間接統治之緣故，在大部分時間皆沒有交集。而在遠離交通幹道的地區，帝國的力量亦鞭長莫及。「帝力於我何有哉」，乃舊帝國平民生活的寫照。而舊帝國的相對寬容，正正是因為帝國核心雖然專制獨裁，物理及管活架構的距離卻使他們力有不逮。
但自公元10世紀以來，運輸通訊技術日益精進、而貨幣經濟亦日趨普及，新興區際貿易網促成小社群之間的分工，從而將眾多小社群整合成滕尼斯稱之為 Gesellschaft 的大社會。種種諸如文官體制、土地測量、人口普查、驛站制度、運河網絡等新技術，都使當權者得到直接制裁個別臣民的能力。隨著地圖上的未知之地不斷萎縮，世界也再沒有帝力不及之地。由於統治者能以「數目字管理」直接接觸大社會中任何一人、亦以相同的客觀標準治理不同的地方，自此凡人如何介入政治，已非少數城邦居民獨有的煩惱。
「如何控制利維坦」，此後成為整個社會的關鍵議題。民間開始討論怎樣的統治者才能獲得社會認受，他們先是提倡「君權神授」、以神權限君權；隨後又演變成「君權民授」、提倡世俗化的普羅主權論。由於統治者無須透過中間人就能直接管治，政治不再視為少數貴族的專利，平民也開始主張人人有權發聲的平等政治。隨之而來的民主化過程，帶來 We the people 的公民共同體意識；而「我們是誰」的意識，則演化為國族主義。如此再加上各公民共同體平等交往、並清晰界定共同體疆界的國際秩序，就形成現代國族國家體制。據研究國族主義的歷史社會學家管禮雅(Liah Greenfeld)考證，英國平民於玫瑰戰爭後取得參政機會後，就自覺為新興的在地精英群體。而「在地」拉丁文 natio，亦於此時轉化為英文的 nation，也就是「國族」一詞之詞源。
現代化的過程當然不是線性發展，以上文的講法不過是以「舊帝國」與「國族國家」兩種理念型(Ideal type)，為求理解而將複雜的前因後果略為簡化。比如維繫國族國家國際關係的西發里亞體系，乃源自新興國族國家與舊帝國間簽訂的和約，是以理應確立國族國家體系的國際法，竟有視舊帝國為法人的奇怪狀況。而現實中更有可能出現的，是揉合舊帝國及國族國家的混合體系。即是說當權者以「數目字管理」直接管治的現代技術壓榨屬民、又要求屬民以國族國家的標準移風易俗。但與此同時，當權者又堅持身分等級分明的帝國制度、又要像舊帝國那樣無限擴張其疆界。在批評國族國家體系失能之先，我們得先承認這類兩種體系壞處兼得的混合制度，至今仍然相當普遍。
而東亞大陸的帝國，正正就是最早設立混合制度地方。在唐宋變革後，文官體系以「君臣共治」之方式，奉行壓制地方的中央集權制度。此時貨幣經濟也取代莊園經濟，東亞大陸區際社會分工日趨精細。在元明易代後，朝廷更以保守的道學禮法為官定意識形態。此後中央儒官與曾加入文官體制的地方士紳聯手，以「道德教化」為名控制基層社會，藉此填補官僚體系力有未逮的空白。雖則如此，此時與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士紳，仍然可算是在地精英，他們仍能在禮教容許的範圍下，盡量尊重民間既有語言風俗。到1927年後，黨國體制取代士紳，自此黨中央直接介入基層管治，亦開始以「國家標準」改造社會。不過在關乎民主與平等的議題，中國仍舊是舊帝國；中國對領土疆域的主張，基本上也完全承襲清帝國的舊制。
在21世紀，讓舊帝國能保持包容的種種前題，早已不復存在。當代中國的黨國科層已是失控暴走的巨獸，其直接管治的制度及技術亦登峰造極。中國政府已經掌握世界一流的資訊科技：人工智能的「天網」近年一直全天候監察中國人的一舉一動，如此配合較早前推出的社會信用評級，政權已能掌控全國人民生活所需的社會及經濟活動，並以此為制裁異議者的手段。如今世人眼看中國變成《1984》的反烏托邦，進步學者仍想著以新帝國達成「超克國族」的解放，那不過是癡人說夢話矣。
我們應當有甚麼的身份認同，從來都不是因為某種認同能帶來顯赫的家世。「我是誰？」要回答這千古之問，就必須挎問自己的靈魂：究竟一生之中，能令我同歡笑、共哀哭，使我願意同甘共苦的，是那個家邦的人呢？縱然這個家邦有百般不是，但若誠實面對自己，就知我與家邦的生命早已密不可分。亦因如此，家邦的不足反倒是發奮圖強的動力。因著這一份認同，「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
《上報》．2018年10月3日
from 徐承恩網頁 https://sytsui.wordpress.com/2018/10/03/%e7%99%bd%e7%9b%ae%e5%8f%89%e7%87%92%e5%8c%85%ef%bc%9a%e8%8f%af%e5%a4%8f%e8%bf%b7%e6%80%9d%e6%98%af%e7%a8%ae%e4%b8%ad%e4%ba%8c%e7%9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