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做壞事的人，總會有一副如梁振英陰險的嘴臉嗎？看着林鄭月娥、DQ「決策者」選舉主任兼D2政務官鄧如欣、又或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照片，她們那平庸的香港女性面孔，如非新聞人物，大家根本不容易留下印象。
念政治哲學的朋友，都看過Hannah
Arendt 的作品，也一定聽過她對「邪惡」的獨到分析：「Banality of
Evil，我們譯作「平庸之惡」，不少人照字面解釋以為是平凡的人會做壞事，但「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即是壞事多數由沒有善惡觀念的普通人來完成，而非由大奸大惡一手包攬，她的名言是：「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good or evil.」
Hannah Arendt 的故事曾拍成電影。
平凡之惡
Hannah
Arendt的睿智觀察來自一場公審，納粹猶太人大屠殺主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擄回以色列舉行審訊，她當時代表《The New
Yorker》雜誌，旁聽這場公審並撰寫一份歷史記錄。坐在犯人欄內手上滿是血腥的艾希曼完全沒有她預期的惡魔形象，只是一個平凡人，一般的會計師模樣。控方一直想將艾希曼打成早有預謀、充滿惡念的大壞蛋，但Hannah
Arendt只是見到卻一個平平無奇的人，在庭上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去執行命令。對她而言，艾希曼完全不是大怪物，平庸如一般上班族，那種「撲克臉」就像每天在政府總部出出入入、眾人一面的平庸公僕。這場審判令她反思「邪惡究竟是甚麼？」平凡人究竟是否早已深植邪惡的本質。
之後她在《The
New
Yorker》雜誌發表文章，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她提出的一連串詰問，集中營囚犯為何不集體反抗？猶太委員會（Judenrat）為何屈從與納粹合作，是否加深了猶太人的苦難？倖存者是否選擇了袖手旁觀才得以倖存？其後她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此書爭議不息。其實，Hannah
Arendt不是為加害者開脫，而是要我們深思這些邪惡災難的成因，亦因為像艾希曼如此「正常」，如此奮發向上，盡力地執行任務的人更顯其「恐怖」。邪惡的平庸面向就是普通人放棄了善惡的判斷，放棄了思考，不再考慮自己行為所造成的後果，這種集體心態所造成的災難，遠比「邪惡源頭」的希特拉、毛澤東、史太林更邪惡。這就是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的觀點，是受德國哲學家雅思培（Karl
Jaspers）的啟發，在納粹戰犯紐倫堡大審判時，她苦思納粹德國的災難，希望解答納粹邪惡本質何在？但雅思培告訴她，應將邪惡視作日常可見的平庸瑣碎之物，就如細菌可引發亡國的流行病，但說到底，細菌仍只是細菌而已。今天流感高峯期，就是這些平平無奇，千千萬萬的細菌病毒，每天奪去了香港人的生命。
我是個努力工作的人
林鄭月娥、張建宗、鄭若驊、鄧如欣的平庸，一如你我，一如中環、鰂魚涌地鐵站六點下班時間洶湧的上班族，她們努力工作，每天都很忙碌，盡忠職守，認真思考姚松炎訪台時，在時代力量座談會上那一句說話充份顯示他有港獨傾向、翻查陳國強的社交媒體，找尋港獨蛛絲馬迹，通宵達旦，研究香港眾志黨綱的自決公投與港獨的關聯。相信她們已經十分忙碌地開檔案研究支聯會四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是否等如不擁護基本法。
若干年後，當她們回望自己一手對香港造成的災難時，會一如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審判席上的答辯，認為自己只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公僕。邪惡之平庸在於當任何手握權力的人，放棄是非、善惡的判斷思考，毫無感情地執行指令，完成工作。
撰文：劉細良
編輯：謝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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