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日
【明報文章】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能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審慎樂觀者認為極權的中共在改革開放中已變得務實，對一國兩制不無承擔，新聞自由應留有一線希望。
回歸是中央收權的過程
回歸初年，中央大體上實行「互不侵犯」的對港政策，容許香港「高度自治」，是以香港生活方式沒有什麼改變。有所倒退的反而是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疫症打擊的香港經濟。大多數人或許預期回歸後的局面會是「經濟繁榮、政治倒退」，現實卻相反，安穩的是政治，倒退的是經濟。可惜回歸的政治蜜月期為時不久。自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在香港要「有所作為」，遂逐步介入香港事務。不過，就算到了2007年，中央對香港的干預還不太多太顯，以致《財富雜誌》在同年公開承認早前「香港已死」的判斷是錯誤的。到了2014年，中央便正式發表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對《基本法》加以新的詮釋，縮小香港的自治權。白皮書與張德江回歸20周年座談講話可謂一脈相承，強調中央對香港最終有全面的管治權。
在這些中港關係宏觀政策演變下，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也此起彼伏，原先對香港新聞自由審慎樂觀的變得較為悲觀，呼應着好一些新聞自由指標的升降。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發現，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淨值由1997年9月的68.7下降到2016年9月的6.6，跌幅可謂驚人。「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香港的位置由是年的第18位掉落至2017年的第73位，變化同樣令人吃驚。
打擊新聞自由的手段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央和特區政府兩大權力中心。它們擁有各式各樣用來壯大自己的聲音、打擊異聲反調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統戰籠絡、廣告調配、商機控制、批判指摘、入股收購、信息控制、採訪權控制、行政管制、鼓動群眾鬥群眾、執法控告、耳提面命，更包括強力打壓、立法嚴管等等。在九七回歸時，大概只有統戰籠絡、信息控制、耳提面命的手段較為明顯，其他措施則在回歸後才逐步顯露。
香港講求法治，要改變新聞自由狀態，最有影響力的手段自是立法。特區政府在2003年推出《國安法》草案，準備讓立法會通過。不過，在最後關頭，有50萬人上街抗議過嚴的國安法條文和施政失誤，使形勢逆轉，政府最後不得不擱置立法。港人一般不反對為國安立法，所反對的是過嚴的條文，害怕新聞、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會受到傷害。如今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比以前嚴厲許多，港人對23條再立法的擔憂只會更大。
中國國力強大，有權有勢，掌控着龐大的資源，而且打擊異己從不手軟，已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權力場，使人望而生畏，或加以迎合。在權力場作用下，中央統戰籠絡的手段顯得特別有效，造成傳媒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向權力中心作不同程度的靠攏。權力中心有時甚至向傳媒施壓，要求改變傳媒的關鍵人事任命，以此加強對傳媒的影響。堅持以監察權力中心為己任的傳媒則受到抽廣告、信息隔離的懲罰。個別傳媒更有時受到發行干擾，使出版發布無法正常進行。
一度高唱一國兩制必然可以保障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傳媒，回歸後卻以急風暴雨的方式對一些名嘴或意見領袖口誅筆伐，有時甚至不惜以虛擬新聞打擊對手。無論是香港的親中傳媒或是大陸的官方傳媒，不時會上綱上線對港人和香港事務加以批評。這不是對等的討論交流，更多的是居高臨下的批判，是打擊對手的高壓言論。
傳媒的擁有權十分重要，可以說是誰擁有就誰控制。回歸後愈來愈多的大眾傳媒已陸續落入跟大陸資本和權力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個人手中。《南華早報》、無綫電視、有線電視的轉手買賣都可以如是觀之。連無綫電視這樣雄霸香港的傳媒的擁有權也「失守」給國內人士，香港的新聞輿論去向可思過半矣。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回歸後有關港人自由最嚇人的事情。大陸國安人員到香港及第三國把書店成員強行帶回大陸，被拘留盤問、喪失人身自由之餘，在港的出版事業也被毁於一旦。非法越境侵犯港人的自由雖然受到各方譴責，但事件也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在社會上產生寒蟬效應。
結語
經過回歸20年的洗禮，當年新聞自由的樂觀派，應該很難在現實中找到繼續樂觀的理由，而悲觀派變得更悲觀之餘，反而有可能慶幸香港的新聞自由尚可爭持20年而未全倒。沒錯，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是衰退的20年，但同時也是爭持的20年。當中實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傳媒及公民社會堅持奮鬥的事迹，不容忽視。至於原來審慎樂觀和審慎悲觀的人，大概都會變得更審慎、更悲觀。不過，樂觀一點或是悲觀一點並不太重要，關鍵反而是新聞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有否捍衛新聞自由的自覺和決心，因為新聞自由最終是屬於有警覺和願意爭取的人。
（作者按：此文會收錄在「眾新聞」出版的《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一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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