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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6月23日刊登的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Keith B. Richburg撰写的评论文章，题目为“Hong Kong was supposed to liberalize China. How did the opposite happen”。以下为译文：
1995年6月，就在这块长期的英殖民地及其600万人口将移交给共产中国的前两年，《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著名的、有争议性并广受批评的封面文章，标题是“香港之死”。它预言：一旦香港感染了中国腐败包庇的文化，这座熠熠生辉的国际金融中心将变成又一座普通的大陆城市。“事实上”，那篇文章宣告“关于香港的未来，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完了。这就是赤裸裸的事实。”
我们这些以为我们了解香港的人都觉得可笑。《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看上去如此之傻，因为当时对于许多当地人以及在那里的外国记者，包括我自己，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北京迫切需要香港所具有的：财富、稳定以及与世界的良好关系。北京有什么是香港想要的吗？没有。中国不会改变香港；香港将会改变中国。
当时大部分的讨论是“对接”。香港拥有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独立的司法，一个基本不受约束的新闻界和基本的个人自由。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产独裁统治，距离它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亲民主抗议者不过才几年。但中国在九十年代正在迅速变化，变得更加富裕、更自由、更城市化，许多人想：最终会更民主化。
当然香港的自由主义、尊重人权和相对开放的政治制度对大陆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这将是对历史的终结理论是个很好的检验——该理论认为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一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在1997年撰写了关于香港移交的看法，认为中国在继承“一个巨大的特洛伊木马”，迟早会破坏整个共产政权。
现在，香港回归中国二十年之后，《财富》杂志那篇悲观的文章看来是正确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早期预测都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199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780美元，今天高达8000美元。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70%仍然是农村人口，现在居住在城市的比例接近60%。那时中国还是自行车王国，私家车相对罕见。今天中国有超过1.72亿辆私家车，而且中国是全球快速增长的汽车市场之一。中国也是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地方：与二十年前不同的是，中国人现在可以选择居住地，可以自由找工作，能尽可能多地挣钱，随时可以结婚离婚，几乎到处去旅行。
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越来越富裕，人民更自由，没有改变的是：它没有更民主。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有限的开放和压制这样的循环，现在，这个国家在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以来政治上最具限制性的时期之一。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围捕和监禁；有些人在闭门审判后被判处长期监禁，其他人则干脆消失了。中国新兴的民间社会运动被镇压。被视为批评政府的网站和博客被关闭，博客和记者被捕。
随着官方媒体正在进行的反对“外国敌对势力”的宣传攻势，安全部门已获得巨大的新的权力，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7000个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管制和监督，现在许多团体表示可能不得不离开中国。大学被告知要停止使用可能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口教科书，教师们被警告不要在课堂上“诋毁”共产党或“抹黑社会主义”。这些恐惧也已延伸到了香港。
二十年前，似乎中国需要香港作为通往世界的门户。但今天中国视这个门户是一个威胁、一个潜在的颠覆（北京政权的）桥头堡，要在它传染大陆之前罩起来。
中国对香港的戒心早就开始了。2002年，由北京设置的香港政府试图实施一项全面的新的反颠覆法令，让香港警方有权进行无证搜查和逮捕，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任何组织，并把“煽动性”言论定为犯罪行为。但数十万港人上街抗议，香港官员让步了。今天中国领导人不断提醒香港官员他们未能通过的这条法律。
对于中国来说，临界点是2014年的“占中”抗议运动，也被称为“雨伞运动”。它持续了79天，带来了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大多数是学生和年轻人，他们上街要求政改。该抗议运动令香港部分城市瘫痪，但未能实现任何的改革。不过，他们令中共统治者对这块领土更为偏执。
随着北京领导人更加担心香港，他们也开始更不需要香港。
随着外资企业能够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直接向中国消费者销售，香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转口或连接的作用早已消失。数十家中国企业，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选择跳过香港，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现在，船只绕过香港港口，驶向大陆的港口。1997年，香港占中国GDP的16%左右；现在这个数字已缩减到3%。中国在数字化创新方面也在超过香港，其中包括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初创企业，尤其是金融科技——用于金融业的专有软件。
香港仍有一些相对的优势。它的监管制度是有效率的，法院是公正的，港元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广泛使用英文。但中国正在迅速赶上，它正在放松其臭名昭着的繁文缛节红线，人民币在慢慢转向更可兑换的货币。
随着中国对香港的需求减少，反过来，香港已变得几乎完全依赖大陆生存。
一半以上的香港出口最终是到中国，其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份额是给中国大陆的客户。大陆客的旅游和零售业务占香港经济的10%左右，支撑着商场和和豪华精品店。来自大陆公司的“红筹股”占香港股票市场市值的40%以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正在填充香港各大学的空间。在香港这里，听到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对于讲粤语的香港，普通话甚至取代英语成为第二语言。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陆化的香港，是新的主权在逐渐“消化”香港，是慢慢侵蚀香港与大陆不同的文化和规范。香港在中国的经济中一步步被边缘化。
自从占领抗议运动以来，中国（政府）已显示出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香港事务。在香港运作的中国安全人员绑架了数名香港书商及一名隐藏在一家五星级宾馆里的中国亿万富豪，把他们转移过境，进行秘密审问。中国的橡皮图章大会通过对香港法律作出释法，让香港当地的司法程序短路——在一个案例中禁止两名胜选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重新宣誓。
1997年7月1日移交后，存在一种假设或者说是希望：由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谈判达成的“一国两制”方案或许真的能奏效。该方案承诺香港享有五十年的完全自治。在1997年，这看起来还很遥远。
几乎没什么人预测香港会缓慢地大陆化。香港和中国一直在融合——只不过不是朝我们许多人以为的那个方向。
我记得最后一任港督、保守党政治家克里斯·彭定康（Chris Patten）说的一句话。当一名中国高层官员说中国不会伤害香港，因为这无异于“杀鹅取卵”时，彭定康敏锐且隐晦地说：“在历史当中，丢弃着一具具被宰杀的鹅的尸体”。
原文Hong Kong was supposed to liberalize China. How did the opposite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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