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溃而不崩的中国，没有谁得到春天。
一、政府强管制力：维系中国的最后一根纽带
从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后，这段时期内，西方两度提出了崩溃论，一是章家敦先生2000年写的《中国即将崩溃》；二是2012年发表在《全球事务》9/10月刊上的文章：即将崩溃的中俄两国，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任编辑杰克逊·蒂尔（Jackson Diehl），作者认为中共与俄罗斯这两个独裁政权都面临瓦解命运，但是2012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却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舆论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胡说八道，我倒不这样看。他们的预测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实基础之上：中国确实具备了各种崩溃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在美国，必将导致大规模抗议，政权易主。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与欧美不同，不来源于民意，而来源于政治暴力，即枪杆子。这种政权与民主政府相比，一是有相当强大的调集资源能力；二是抗打击能力远远超过民主政府，只要政府还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就能够克服危机，避免政权倾覆。
人类社会中，支持一个国家需要四根支柱：生态系统、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条件例如就业、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中国这四根支柱，有三根陷入倾塌或歪斜状态，仅剩下一根支柱，即政府强管制力，在维稳第一的考虑下，越来越粗大，成为中国的擎天柱。
生态系统是海陆空全面污染：六分之一的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轻度污染的也占一半以上；70%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空气方面，中国的雾霾全世界有名。生活于严重污染的环境中，中国癌症高发，每分钟五人死亡，每分钟6人确诊癌症。十年之间，北京肺癌增加56%。环境维权成为社会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
社会的生存条件主要指社会成员赖以求活的工作。安邦最新报告：三分之一已经死亡，三分之一濒临死亡，还有三分之一则勉强维持。此外，最新估算，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30%左右。按照中国的统计口径，农村人口基本上算全员就业，尽管实际上有将近3亿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几乎无业可就。
道德伦理方面，社会信用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所谓信用系统，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必须从两个层面建构，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二是伦理道德，包含政府官员的政治伦理、以及各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前者是强制性的他律，是制度信用；后者形成自律机制，是道德信用。如果制度约束已经失灵，意味着社会秩序瓦解。而中国的情况表明，中国的信用体系在四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国家信用失灵。中国只是加入WTO才几年的成员国，因侵犯他国知识产权一直饱受诟病，这次集中爆发的有毒食品与药物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信誉；二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已经断裂，厂商既不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不为本身的长久利益考虑，而政府也缺乏对厂商行为的有效约束；三是商业信用，朱镕基时期的三角债、银行一共出现三轮的坏帐、目前的理财产品与金融平台失序；生产者只有自己一时的短期利益考量，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四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支持中国社会的三根支柱都陷入半倾塌状态，仅剩下一根，即政府管制在起作用。这就是近十年以来维稳成了首要政治任务，五年前维稳费用一度超过军费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近期是否会出现危机共振？
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政治危机并导致危机共振？我的判断是，在最近若干年内（至少10年内）不会发生导致共产党垮台的危机共振。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集中表现为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的反抗、外敌入侵。如果这几大危机先后出现并同时共存，这个王朝必亡无疑。以下逐项分析中国现存的危机因素：
1、统治集团高层已经形成一元化领导格局
2012年11月习近平接班前后，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发生过薄熙来试图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挑战，支持薄的人有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与部分军中红二代。习近平通过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敌并重整权力结构，将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党政军权集于其一身的个人独裁。
中共已经从舆论方面为习近平连任做准备。统治集团内部权斗肯定存在，但不足以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危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五年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泽民以后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总书记的任期，从两届延长为三届、四届还是干脆无限制；或者是变总书记制为毛时代曾施行过的党主席制，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烈。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那些没有足够财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级官吏与中产阶层，甚至希望习近平能够撑住这溃败江山，以免发生灭顶之灾。目前来看，希望中共马上崩溃并愿意为此参加反抗的人数远低于希望稳定的人数。
2、经济危机（核心是财政危机）是否可能出现？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所谓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潜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是经济上出现“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对这一点几乎都没有把握。从2016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将精力集中于货币维稳，即人民币贬值不能过快，而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役则是外汇储备保卫战，即要守住3万亿美元这一所谓“心理关口”。今年则从金融整顿变成了防经济政变。
但所有这些危机，离政府的财政危机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个专制政府，调集资源的能力远比民主政府强。只要执政者意识到危机在何处，防范能力会远远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国GDP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全国税收高达11.59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8%。而今后几年内，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重点是征收房产税。
房（地）产税这一税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征收，但在中国迟迟未能开征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价格太过高昂所致。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7%，很多富人、党政机关干部基本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其中拥有十余套者也不罕见，因此几乎所有中国人对征收房产税都抱抵制态度，原因是房价收入比过高：2017年2月国务院《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出台实施，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意即各地财政困难，允许地方政府开征房产税。表面上看来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其实是中央政府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也将压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了。
以上分析，是想说明，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暂时还不会出现，房产税还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只要中国政府财政上可以支撑住军队、武警、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中共政权就不会崩溃。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给这些系统的从业者加薪。
3、国内反对力量弱小且分散。
目前中国，除了各地零星的工潮、各种维权事件之外，大规模的有组织反抗极少出现。近十年中国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维权律师群体的成长及其活动，但发生于2015年的709律师抓捕事件，将这支力量摧残殆尽，国际社会正在援救他们。目前在现实生活中暂时还看不到新的力量形成，并对中共政权构成挑战。
剩下的就看中共经常强调的“外部势力”是否构成威胁。
四、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多大？
中国历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几个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际遇到异族入侵而灭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苏联全力扶持下战胜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前苏联更是在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内外压力煎迫之下而崩溃的。因为这些历史经验，中共政府一直都将外部力量对中国施加的影响称之为“和平演变”，从2005年起改称“颜色革命”，加以严厉防范。与周边9个国家的领土纠纷，虽然有些摩擦，但双方都知道不太可能引起全局性冲突。
我多次说过，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演变趋势，必须考虑国际因素这个变量。这种“和平演变”当然有，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中共实属体制性过度防范。事实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与前苏联时期完全不同。据前年的数据，全球现在共有168个国家与中国有经贸投资关系：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共的投资、依赖中国对本国矿产资源的需求、援助等；发达国家如美、欧、加、澳需要与中国多方经济合作。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并非前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状态（当时前苏联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贸易来往与经援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任何一国要对中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都会陷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之境。几乎让所谓经济制裁无从入手。且不说从2009年以来指望中国救命的欧盟，就以中国视为外部势力的总头目美国来说，也从来不是中国政府渲染的“敌对势力”。
1、美国对华政策的八字方针
美国自从基辛格主掌对华外交开始，经过20多年交往，终于磨砺出一套对华政策理念，并被浓缩为八个字的务实方针，即“接触、合作、影响、改变”，收缩性极大。比尔·克林顿总统当政以来，将这一原则定为两条主线：经济往来为主，人权为辅，此后这一原则从未改变，只不过有时候主要是“接触、合作”，在可能的时候施加“影响”，比如向中国派出许多非政府组织（NGO），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但最后的结果证明：接触一直是双方所需，合作关系经常变化，有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有时候是“战略伙伴”，但“改变”中国的作用甚微。（见何清涟《美国减少外援牵动国际政治神经》，VOA，2017年3月17日）
美国试图影响、改变中国的实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国的各种NGO。
美国在克林顿时期，与江泽民治下的中国出现过一段短暂的“蜜月”。克林顿时期伊始，美国确定人权外交方略，合作主要是通过NGO组织进行，以美国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各种各样的NGO先后进入中国。
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个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报告曾估计总数在1万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国NGO，约占总数四成。美国显然是希望通过大量NGO进入中国开展“接触、合作”，达到“影响、改变”之目的，因此选择的中方合作机构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种机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的研究报告揭示了这一事实。
安子杰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资料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中国的学术机构都是官办）、政府部门、官方NGO的资金分别占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但这种受控制的“合作”近年来也被迫中止。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表为国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讲话之后，国安委部署摸底调查在华境外NGO，制订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软硬齐来，最终让7000多个由外国资助的NGO在中国无法生存。
2、美英两国放弃对外推广民主化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对以往这类项目的评估是：“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鉴于奥巴马总统留下20万亿美元巨额债务，新政府将削减开支，国务院的预算据说将缩减三分之一，所有援外项目将受到新总统和国务卿的仔细审查，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
中国正好属于“产权不清、法治不倡、高度腐败”的专制国家，对中国的各种援助极可能被停止。中国国内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并火爆网络。与此同时，另一条重大消息，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017年1月26日在美国费城演讲中提到，由于英美对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治干预失败，“英美干预主权国家并试图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话其实是正式宣告英美将终止向外推广民主化的政治努力，本应引起世界关注，却被大多数英美媒体与中国政府忽视了。
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防范打击，可以称之为“体制性过度防范”，指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干预“解放中国人民”，当然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让中国自身来解决。
五、中国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共政权什么时候崩溃，而是一旦中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重建能力，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还关系到中国周边国家的稳定。
对中国来说，有些问题可能通过民主化得到解决，比如政治权利问题；但有些问题在民主化之后还会继续严重困扰中国，如同中东北非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一样，比如失业问题。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还多出一些自身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源高度对外依赖、人口十倍于那四国人口的总和。
仅举三项最基础的资源需求，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有多脆弱：
2014年中国石油净进口约为3.0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5%。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在2014年就下降至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
中国大陆人口13. 83亿（不包括香港澳门）。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四国人口（2013年）其计1.22亿，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四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产生了ISIS，叙利亚至今仍处战火之中，其余三国亦未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高失业依旧，大量无业可就的青壮年人口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的难民潮淹没之下的欧洲大陆已经丧失了安全。
有“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在前，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再发生什么导致社会严重失序的革命。这就是奥巴马做了两任美国总统，持续干预中东事务，却认定“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的原因。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承诺过，他当总统之后，对外将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而他也是这么做的。
六、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解决自身问题？
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在中国1919年之前，中国推倒重来的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革命，更是彻底颠倒社会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暴力革命；
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采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
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这方式早就成为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主流方式，欧盟持续扩大债务上限、美国发行国债都属于这一类别。
在三种解决危机的方法当中，第二种方式，即对外扩张，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远非对外扩张、只是输出过剩产能的“一带一路”计划本来深受不少国家欢迎，但一听说中国将用本币（人民币）对外投资，各国热情立刻消减；近年来通过货币量化宽松及财政扩张政策加大政府投资，算是实施第三种方式，但最后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加大了金融风险，目前正在加大整顿力度。
在官方意识形态将近70年的持续培养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第一种即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念最为贴近，几乎天然地会选择第一种。
中国30多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那么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重新来过。
也就是说，当支撑中国社会的四根支柱当中有三根倾塌之时，中共维系极权统治只会越来越依赖政府的强管制。这种政治逻辑之下，只有中共遇到不可克服的财政危机，底层的暴力才有获胜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片混乱中，离权力最近的军事力量接管。在多种可能中，中国成为“失败国家”的可能性并不很低。根据现状推演，这种全局性的财政危机大概在最近的10-20年内不会出现。这一时段之后，则超出了逻辑推演的范围。
以上分析，只是我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并非本人对第一种方式有偏好。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溃而不崩的中国现状，让社会各阶层都活得焦虑或痛苦，没有谁得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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