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在近代日本，追求島國在安全保障上的利益這一目標，為何在為政者和國民之間獲得廣泛的支持？還有，日本快速發展成近代化國家，勢必重劃東亞格局，但是，為何把武力瞄準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呢？
在討論中日關係時，不能漏掉朝鮮問題。因為，僅看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開端，很明顯，這兩場戰爭都以日本入侵朝鮮半島開始。事實上，對於日本或日本人來說，「朝鮮觀」和「中國觀」時常被看作是一個整體。
對於這點，中國古代史學者西嶋定生所提出的觀點值得參考。古代日本國自從在隋唐帝國時代誕生起，文化上就處於落後地位。西嶋認為，古代天皇制的日本，為了維繫其自身的向心力，向國內顯示其統治地位的權威性，有必要製造一個假像：日本國對朝鮮半島諸王朝（新羅等）具有支配地位，而與中國歷代王朝則是處於對等關係。[2] 西元 720 年的日本首部史書《日本書紀》，就把朝鮮半島諸國描述為效忠天皇的國家（神功皇后征討新羅、三韓朝貢）。朝鮮史專家吉野誠指出，類似這樣虛構和創作的假象對於維繫國內統治不可或缺。[3] 古代日本在天皇統治開始，就藉著對朝鮮·中國和日本的定位，來彰顯天皇對國內統治的權威性。
這裡為什麼用近代的觀點去審視古代日本的對外意識？這裡有一個史實可以說明。 1946 年 8 月 14 日，昭和天皇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一週年，天皇邀請前任首相鈴木貫太郎、現任首相吉田茂等人召開茶話會，會後，天皇侍從長稻田周一記錄了昭和天皇的發言：
輸掉了戰爭實在抱歉。但是，這並不是日本第一次戰敗。過去向朝鮮派兵，在白村江戰役中一敗塗地，最後從朝鮮半島撤兵。之後推行新政，成了日本文化發展的重大轉機。（諸君）考量到這點，自然會領悟這次戰敗後，日本應走的道路吧！[4]
所謂「白村江之戰」，是 663 年倭國（日本）軍大敗於唐帝國和新羅聯軍的一次戰役。昭和天皇就戰敗的責任向身邊有關人員致歉的同時，卻提出一千三百年前的白村江之戰，這點很值得關注。
追根溯源，「日本」這個國號是 702 年日本恢復派遣自 669 年以來長期陷入中斷的「遣唐使」（朝貢使）時，不再自稱「倭」而使用「日本」這一說法後確立的。日本的《日本書紀》等史書，煞有介事地將日本和唐朝之間的關係描述為對等關係，當然這是虛構的。
如此可見，儘管日本與唐朝的關係實際上並非對等，但天皇和他的官員卻一直以「唐為鄰、新羅為藩」這樣的對外意識為前提進行統治。[5] 不僅如此，日本長期向唐朝派遣朝貢使（遣唐使），卻不願進入唐朝的冊封體制，它所持的理由也值得注意。[6] 這是因為，一旦日本進入了唐朝冊封體制，就不得不與同樣受中國冊封的朝鮮（新羅）處於同等地位，如此一來，日本支配新羅這個虛構的故事就會土崩瓦解。
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石母田正認為，從根本上講，日本製造出「天皇」這個稱號的動機，就是為了要模仿中華帝國，製造出一個「東夷的小帝國」。[7] 既然仿照唐朝的皇帝號稱「天皇」，就必須有朝貢的國家才對，如果要在周邊諸國裡面找到這樣的國家，只能是朝鮮半島的新羅。所謂「天皇」，「這一稱號本質上只有在支配他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天皇之所以為天皇，朝鮮的從屬是不可或缺的」。[8]
從上述觀點出發，就不難理解， 1868 年明治新政府指導者之一的木戶孝允提倡「征韓論」的原因了。木戶寫道：「派使節去朝鮮，責問他們（朝鮮）的無禮，若拒不認錯，則懲罰他們的罪責，攻擊他們的領土，大展我神州（日本）之威力。」[9] 令人訝異的是， 5 年後，木戶卻是反對征韓的主要人物。木戶恰恰是主張避免無謀的外征、專心治理內政的「內治派」代表。那麼，他為何在明治初年提倡征韓呢？
1868 年 12 月，對馬藩的使節持日本「王政復古」的通告書前往朝鮮後不久，木戶認為朝鮮無禮的原因，恰恰是朝鮮和德川幕府建有外交關係這一點。朝鮮與武家政權締結「私交」，而非與天皇政府進行外交，朝鮮的外交態度因此被木戶視為「無禮」。木戶認為，明治維新後，天皇親政的理念得到確立，朝鮮理應像對待古代天皇制國家一樣，對王政復古後的日本俯首稱臣（當然這一切不過是在虛構的基礎上編造的故事而已），這個意識是日本征韓問題的前提。
不論木戶是否意識到《日本書紀》所載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他需要的僅僅是這樣一個邏輯，來提高明治初年政局陷入的困難的新政府。當時的政府受到主張將歐美列強逐出日本的「攘夷論」的猛烈攻擊。可以認為，為了避免來自國內反對派的猛烈批判，同時又能夠通過「王政復古」團結國內輿論，政府需要朝鮮稱臣這個虛構故事。也就是說，為了穩定新國家的認同感，有必要以古代神話來團結國民。
所以，日本的朝鮮觀和中國觀所體現出的特徵，最初並非是為了攫取通商利益、也不是領土等對外關係上的問題，而是內部政局穩定上的需要。為了獲得對內統治所需要的權威，或者說，為了獲得將國民集結到新生國家腳下所需要的民族認同感，朝鮮和中國的形象被拿來用於國內施政之便。
外征論的意義
明治維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在形式上擁立年輕、尚不成熟的明治天皇，實質上卻是一個由薩（鹿兒島藩）、長（山口藩）、土（高知藩）、肥（佐賀藩）等舊雄藩勢力所組成的聯合政權；直到1885年，明治政府實施內閣制，依 1868 年《政體書》所設置的太政官一直是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薩摩出身的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長州出身的木戶孝允和伊藤博文、土佐出身的板垣退助、肥前出身的大隈重信等人，都是以參議官身分參加這個機構的。
明治政府在 1871 年決定施行廢藩置縣，成功地讓舊藩體制下的身分等級制軍隊繳械，全拜薩摩、長州、土佐三藩的御親兵（特別是西鄉隆盛所率領的舊薩摩藩兵）強大的軍事實力所賜。但在這支軍隊中，西鄉隆盛個人的影響力過於強大，作為中央集權國家的軍隊，這支靠鄉黨關係集結、以薩摩士族為中心的近衛兵勢力過於危險。木戶孝允與山縣有朋等長州系政治家對此深感憂慮，才會在 1873 年 1 月 10 日頒布徵兵令，明確以國民皆兵作為中心。
這段時間裡，在政府內部，木戶所提倡的內治優先路線，和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所主張的外征（出兵台灣、征韓論）路線產生對立。 1873 年在朝議中落敗的西鄉、板垣下野，外征論派占上風。（編按：應為內治派佔上風）根據大島明子的最新研究，以「琉球人殺害問罪」為契機興起的征台論，以及以「侮日」為理由興起的征韓論的根本目的，其實並不在於對外出兵。[10]外征論興起的目的之一是，以薩摩和土佐出身者為主要成員的鄉黨派為了對抗以長州系為中心的內地派，試圖通過對外出兵這個機會獲得作為對抗籌碼的兵權。另外一個目的則是， 1874 年爆發的「佐賀之亂」等不滿新政的士族所發動的叛亂，獲得了鹿兒島出身的士族的回應。為了防止動亂波及全國，住在東京身居太政官正院的舊薩摩藩出身者（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等人）因此強行向台灣派兵。
最終，征韓論落敗，以征台為契機險些爆發的日清開戰也成功避免， 1874 年 11 月，以鹿兒島士族為中心編制的台灣駐留部隊接到了歸國的命令。外征派對政府的抵抗最終在 1877 年的西南戰爭中終結。新政府成立後，長達 10 年的內部鬥爭畫上了句號。〔……〕
明治維新後的兩次對外戰爭 (1894年與清朝的甲午戰爭及1904年的日俄戰爭) ，可以單純概括為一點，那就是為政者一致認為，為了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必須防止朝鮮半島落入他國控制。那段時期，日本的國策制定均由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元老主導，其中山縣有朋的影響力最大。山縣在 1890 年出任首相，在日本政府和軍隊中勢力龐大，是日本陸軍之父。 1909 年伊藤博文逝世，山縣更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 1890 年山縣在第一次帝國議會上，提出《外交政略論》意見書，其中的東亞觀與中國觀，影響了日本執政者數十年的思維，多少導致後來中日戰爭的爆發。
《外交政略論》意見書最著名的是《主權線與利益線論》。山縣指出，俄羅斯動工興建西伯利亞鐵路 (1891 年開工，1904年全線開通) ，表示沙俄南下遠東的風險日益增加，勢必與日本利益衝突。為了日本的獨立自衛，有必要在守衛主權線的同時，對利益線進行保護。所謂「主權線」就是日本本土；「利益線」則是與日本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鄰接地域，具體來說，指的就是朝鮮半島。山縣強調《主權線與利益線論》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要求議會通過政府提出的陸海軍預算。
「主權線」和「利益線」這兩個概念，來自德國著名的社會經濟學家斯坦因 (Lorenz von Stein) 。山縣在 1888 年赴歐時曾求教於斯坦因。斯坦因曾將憲法理論教給伊藤博文，這次則將日本的安保政策授予山縣。[11] 斯坦因認為，一旦俄國尋求海軍基地、考慮占領朝鮮的時候，西伯利亞鐵路將左右日本的生死存亡。
斯坦因從未說過日本應采侵略朝鮮的政策。他建議日本，只要能夠使俄羅斯不在朝鮮建設海軍基地，把朝鮮置於日俄之間，並要求英俄承認朝鮮的中立，就無須對朝鮮進行武力干涉。山縣根據斯坦因的建議，在「主權線與利益線論」中描繪了這樣一條道路：只要通過英德中任何一方仲介，由日清兩國共同保證朝鮮的中立即可。[12]
對於中國，山縣在甲午戰爭開戰前一年 (1893 年)提出的《軍備意見書》，代表了日本的中國觀。他指出：「十年之內，東洋將有禍端；而日本的敵人既非中國也非朝鮮，而是英國、法國、俄國。」[13] 山縣的理由是：列強紛紛湧入中國，英國已布局長江權益，法國覬覦雲南，俄國意在蒙古，而中國則在 1885 年後「陷入衰退的狀況」。[14] 在西伯利亞鐵路即將全線開通之際，中國卻處於如此衰敗狀況，對日本非常不利。中國無力自保，因此，日本應一方面保證日本不受其害，另方面「如果有機可乘，要主動收穫（在中國的）利益。」[15]
在山縣的安全感中，中國是帝國主義瓜分的對象，日本除了要小心不被捲入列強和中國的紛爭外，還要留心如何與列強抗衡，從中伺機漁利。不過，山縣要警惕的對象是英、法、俄，而不是中國。
(全書資料)
相闗文章
加藤陽子
東京大學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註釋：
[1] 馬克‧皮蒂著，淺野豐美譯，《殖民地》（東京：讀賣新聞社，1996），頁26。
[2] 西嶋定生，《日本歷史的國際環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頁105。
[3] 吉野誠，《明治維新與征韓論》（東京：明石書店，2002），頁15。
[4]〈稻田周一備忘錄〉，收入東野真，《昭和天皇的兩個「獨白錄」》（東京：NHK，1998），頁246。
[5] 「藩」是指冊封給諸侯的領地。在制定檔發布格式的政令中，對「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條」進行說明的部分中，可以看到以唐為鄰國、以新羅為藩國的表述。
[6] 西嶋定生，《日本歷史的國際環境》，頁129。
[7] 石母田正，〈論日本古代的國際意識〉，收入《石母田正著作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89）。
[8] 吉野誠，《明治維新與征韓論》，頁46。
[9]《木戶孝允日記》第一卷（東京：日本史籍協會，1932。複刻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頁159-162。
[10] 大島明子，〈1873年的平民控制：征韓論正面中的軍隊和政治〉，收入《史學雜誌》117：7（2008年7月）。大島明子，〈士族叛亂期的正院與陸軍〉，收入藤村道生編，《日本近代史的再檢討》（東京：南窗社，1993）。
[11]〈斯丁氏意見書〉，收入《中山寬六郎文書》（藏於東京大學法學部附屬法政史料中心原資料部）。
[12] 大澤博明，《日清共同朝鮮改革論與日清開戰》，收入《熊本法學》75號（熊本法學會，1993年3月）。
[13]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頁220-221。
[14]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頁218。
[15]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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