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
【明報文章】一國兩制基本上建基於兩條支柱之上。第一是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這點上星期已作討論，第二條支柱則是香港的法治。
普通法的法治是一套制度和價值，這套制度，經歷了《大憲章》和君主立憲，它崇尚客觀理性、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十三世紀的《大憲章》，為人身自由和公平審訊奠下基石；十六世紀的君主立憲，推翻絕對王權，建立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避免權力集中而造成濫權，並鞏固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方面將政府的權力限制於法律的範圍內，另一方面則平衡政府與個人權利的衝突。法律用以約束公權，當基於重大公眾利益而需要限制個人自由時，法治社會對相關的法律會謹慎處理，以維護法律背後的目的和精神是保障而不是壓制個人自由和權利。
內地自七八年開放以後，亦一直在追求所謂法治，口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這種對法治的理解，對剛從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無疑是有其歴史意義。然而，四十年後，中國對法治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依法治國的層面，法律是統治的工具而非約束公權的手段，刑法不再是維護公眾利益而是穩定政權的利器。在這種思維下，在提出刑事檢控時，考慮的只是有關行為是否違法，而不再問有關法律的背後精神。於是，法院便須和政府配合，不能出現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局面，事實上，內地的重大案件，從沒有被告能成功脫罪的。
近年這種內地的法治思維亦漸漸蠶食香港的制度，政府不斷強調守法，一些檢控令人啼笑皆非，政府甚至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地找到一些隱晦罪行提出檢控！香港人自己衝擊自己的司法制度，於是法院判決不合乎一方的政治訴求便對法官作人身攻擊。內地亦開始不再尊重香港的法制，肆無忌憚地在港越境拉人，更在法院宣判前夕趕緊釋法，向法院施加壓力。當年剛果案涉及中央在非洲的重大利益，中央尚且依從香港的法律制度，參與訴訟和上訴，今天則因幾句誓詞便直接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回歸二十年，法治倒退，又有何值得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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