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前与敌对党的激烈斗争，使得李光耀很早便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光耀对于政治对手以及深受左派思潮影响的华文教育群体的人
才济济，表露出钦羡而畏惧的复杂心理，这对他上台后的政治理念影响深远。从他时刻留意吸收身边的人才，以及把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和行动党的流程高度体制化
——即为国家与执政党培育精英，输入新血，又同时阻断对手吸纳人才的能力——生动地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以及高瞻远瞩。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不讳地说：“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
主席及其高管，已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力与良好表现
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
小。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这种对治国人才近乎偏执的态度，贯穿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也成为了治理新加坡的关键理念。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的结尾时指出，新加坡要减少失败的
风险，就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包括“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然而，李光耀对于人才的认定，也同其政治理念一样的务实，包括必
须“学以致用”；但他对“用”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片面。
《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第22章“共和联邦俱乐部”，记录了他在1966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一顿晚宴：“出席者有一些他的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
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
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以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
希腊语。”
这种对待人才的务实——批评者形容为短视狭隘——的态度，在建国后的最初二三十年，不但保证了新加坡党政体系的活力，也决定了教育体系的基调。其成功之处
是在于政府通过奖学金制度，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吸收到体制内——公共服务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警察部队奖学金，并以象征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为国家
栽培和储蓄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生在海外（主要是英美）顶尖大学留学，学成后加入公共部门及军队、警察，逐步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表现出色、忠诚可靠并
有意愿者，还被行动党吸收为从政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乃至于最终出任制定政策的内阁部长。
奖学金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做到了唐太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这意味着政府及行动党得以在人口不多的新加坡，近乎全面地垄断社会俊杰，阻断
了反对势力壮大的潜力；对于国家而言，尤其是独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它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性，达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综合起来，吸收及善用人才，为新加坡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新加坡公务员队伍有效、廉洁且声名远播，“唯才是用”政策功不可没。比如，总部位于香港的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
（PERC），2012年评比亚洲公务员体系，新加坡继续名列第一。
应当说，李光耀对网罗人才为国服务念兹在兹且身体力行，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加坡政府在他退居二线后保持高效运行，政治过渡平顺，与国家体制内
人才济济不无关系。1971年共乘一架珍宝机的“300壮士”，在李光耀退休时，散布在内阁团队、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法定机构，乃至占新加坡
国内生产总值约六成的政联公司的精英人才数量，恐怕已经可以坐满一个机队了。
“唯才是用”政策的成功有目共睹，但遭到批评也在所难免，其中引发较大批评的是政策实施背后的精英主义心态。比如，在上述政府奖学金得主当中，具备上珍宝
机资格的其实并不多，他们才是决定新加坡命运的极小数。获得政府奖学金凭的是高中的成绩，那些在大学毕业时成绩特优的得主，才会被吸收成为“行政服务
官”。根据管理公务员队伍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官方网站介绍，他们是公共服务的最核心，由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法定机构主官等顶级公务员组成。
行政服务官系统延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度，李光耀认为，他们的品质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成败。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与两名印度公务员共进早餐的经过——他们是
英国殖民印度时高标准录取的“行政服务官”，其中一人缅怀殖民地时代，数百名“行政服务官”就足以代女皇政府把4亿5000万印度子民管理得井井有条。李
光耀不无感慨地评论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他说：“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
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公共服务行列。……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
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因此，李光耀对新加坡“行政服务官”水准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们不但是治理新加坡的核心团队，也是行动党从中吸纳候选人入阁的主要人才库。一旦成为“行
政服务官”，这些精英公务员会被赋予普通公务员所没有的训练与工作机会，一般到30岁出头就已经被委以重任，薪金也比普通公务员优渥——常任秘书级别的官
员年薪至少100万元，资深常秘更可以获得近200万元。他们在壮年退休后，则仿效日本精英官僚的制度安排，大部分继续到政联公司出任高薪职务。李光耀相
信，为了与私人企业界竞争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高薪是必要的手段。当然，高薪也可以确保他们对体制的忠诚。
为了筛选出这些精英，整个教育体系越来越偏重于考试与分流，通过成绩甄别出同龄孩子当中最聪明的5%。筛选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的高才教育计划（天才班）开
始，层层淘汰。对于天赋异禀的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能在学校考取好成绩，就有可能成为收入丰厚又享有社会地位的高官，从此改变命运。但是命运可能
取决于一分之差的残酷现实，对于普通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和体制内的老师，都变成越来越变成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惨烈竞争。教育理念显得被分数主义所主导，
课外补习则迅速茁壮，在2014年成为年值11亿元的产业。
这套精英制度，在网络时代公民意识普及之际，开始面对李光耀所担心的“民粹”压力。公务员本来就比私人部门相对要有“铁饭碗”；顶级公务员的高薪，加上他
们基本上自毕业后一直到退休，只要不犯法，就终身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生活无忧，自然会被质疑不知民间疾苦。另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经历层层残酷竞争上位
的精英，会把自己的高薪与地位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乃至从政的社会义务。这种“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矛盾，更因为部长加薪问题而持续成为困
扰新加坡政治的关键课题。
李光耀1985年3月在国会中，与当时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激烈辩论部长加薪。李光耀坚持政府必须防止私人企业用高薪争夺顶级公务员，且吸引在私人企业界
的人才从政。1994年，从总理改任资政的他干脆在国会动议，采取一套计算公式，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部长薪金的争论。在历次的辩论当中，对于从政及公共服务
涉及的“牺牲”，以及用金钱衡量政治与公共服务会否导致异化，成为正反两方交锋最激烈的地方。
李光耀把高智商等同于精英的单向定义，以及把高薪当做吸引他们从政唯一动机的假设，在他从总理位置退下后一直引发民间的激烈议论，并困扰着后续的政府。他
坚持精英高薪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不幸的是，他把精英局限在一流脑袋，并假设高薪足以保证精英不腐败的看法，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时遭到了严厉的
检验。至今逐渐形成的共识认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所以爆发，全是华尔街金融高管不负责任的贪婪心态所致。投资银行高管利用高薪招揽名校毕业的顶尖人才，发
明各种难以监控的有毒金融产品，通过全球化网络销售出去，使得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李光耀在2007年4月访问澳大利亚后接受媒体访问，为部长高薪辩护时还
说：“你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否则人才将加入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或高盛集团，然后你只剩下无能的人（从政），你的损失将是以数十亿元计。”
“唯才是用”政策，确实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李光耀对吸收人才的重要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可是，政策背后的精英主义思维，尤其是李光耀对部长高薪的坚
持，却推高了民众对高官的期待。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官无所值”都会是舆论批判背后隐约的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公共课题的理性辩论，也让政府与
民众之间出现一道情感鸿沟。李光耀所提倡的“唯才是用”政策，会继续是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如果政府在2011年大选后主动给部长减薪是一种征兆，
他想一劳永逸用高薪解决治国人才不易延揽的想法，恐怕还将面对检验。
原载《怡和世纪第26期》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5/07/06/%e7%9f%a5%e6%88%91%e7%bd%aa%e6%88%91%e7%9a%84%e5%94%af%e6%89%8d%e6%98%af%e7%94%a8%e6%94%bf%e7%ad%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