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于6月公布旨在减少发电厂碳排放的新规时，美国政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议题是此举对美国的碳排放、煤炭业，以及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
但在大约7000英里（约合11万公里）以外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更有意义的讨论。在北京，身为学者的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将首次对自己的排放量设定“一个绝对的上限”。
有关如何让气候变化减速的辩论由来已久，且往往颇为激烈。何建坤的评论，以及对这些评论是否代表着政府政策的猜想引发了短暂的恐慌，这突显了这场辩论中一个很少有人理解的特点：最紧迫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能做到放弃煤炭，甚至无关美国经济能多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程度、在何种条件下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美国致力于削减碳排放，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希望，都有赖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将作出同等回应，并大幅减少自身的排放。
众 所周知，预防气候灾难需要中国的参与：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中国。能源情报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IA）去年预测并公布的最新基准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总 排放量。
但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面临的挑战的严峻程度。要想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分割成四个驱动因素：人口增长、收入增加、创造1美元收入所需的能量，以及单位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
根据EIA的计算，即便假设在未来30年里，中国的人口完全不增加、中国经济中能源效率的提升速度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以超出几乎所有国家的速度降低能源的碳排放，中国2040年排放的碳也远比现在多。
为了实现人均GDP每年5.7%的增长率——这只是中国过去10年经历的增长速度的大约一半——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从2010年的80亿吨，飙升至到2040年的近150亿吨。
中国可能会更快地减少碳排放。中国政府尽管尚未设定上限，但已承认有必要控制日益增加的碳排放。然而，改进这些预测并非易事。即使最乐观地来看，这也需要大量新技术。
或者，中国能接受大幅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考虑到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约为美国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政府不大可能采取这种方式。
为了让中国在低碳的道路上加速，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做点什么吗？
今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开会商讨新的国际气候协议，按计划各国将于明年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上签订这一协议。
各国领导人遭遇过挫折。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以破裂告终，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拒绝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它可能会制约那些国家今后的发展。
今 天，关键问题依然相同，那就是如何让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有切实意义地参与进来。由于各国为谁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争论不休，这场辩论基本上似乎卡在了同 一个地方。富国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向空气中排放了很多碳，所以才变富的）？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那些国家的排放增加 最快）？谁该为制造最新款的电子设备时排放的碳负责，是制造它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购买它的发达国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今年4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了几种分配责任的方式。如果只从18世纪起开始计算碳排放量，而且只计算工业和能源供应行业的碳排放量，美国 应该承担的份额，占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相比之下，中国负责承担的比例是10%。
不过，如何从1990年全球第一次意识到二氧化碳已成隐患开始计算，而且把因土地用途变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在内的话，美国则只应为18%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负责，中国的比例升至15%。不出所料的是，富国和穷国对于如何衡量才算恰当有不同的看法。
幸运的是，美国似乎从过去的气候谈判错误中吸取了教训。1997年，美国参议院赶在约束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最终签署前就否决了它——参议院正式要求白宫不要签署这份议定书，除非其中包含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承诺。
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对发电厂的新规定不会以其他任何人的行动为前提。通过单方面地承诺减排，美国也许能获得更多回报。
各国离开哥本哈根时，没能定下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那次会议一事无成。碳排放大国提出了非约束性的指标，自愿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尽管不是所有的目标都能兑现，这种自愿提出单边目标的方式，可能还是给日后提供了一条颇有前景的道路。
美国官员相信，提出单边减排能劝说中国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承诺也许能为遏制全球气温提供一线机会。
不过，但这种承诺的影响力仅限于此。对中国而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它能否在减排的同时维持发展。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它很有可能会选择第二个目标。
实际上，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何建坤在他的言论传遍全球后不久就做出了澄清，他说他不是在北京宣布政策：“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不代表政府。”
中国政府依然在考虑愿意为加入全球减排努力付出多大代价。
翻译：陈亦亭、张薇
但在大约7000英里（约合11万公里）以外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更有意义的讨论。在北京，身为学者的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将首次对自己的排放量设定“一个绝对的上限”。
有关如何让气候变化减速的辩论由来已久，且往往颇为激烈。何建坤的评论，以及对这些评论是否代表着政府政策的猜想引发了短暂的恐慌，这突显了这场辩论中一个很少有人理解的特点：最紧迫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能做到放弃煤炭，甚至无关美国经济能多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程度、在何种条件下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美国致力于削减碳排放，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希望，都有赖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将作出同等回应，并大幅减少自身的排放。
众 所周知，预防气候灾难需要中国的参与：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中国。能源情报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IA）去年预测并公布的最新基准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总 排放量。
但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面临的挑战的严峻程度。要想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分割成四个驱动因素：人口增长、收入增加、创造1美元收入所需的能量，以及单位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
根据EIA的计算，即便假设在未来30年里，中国的人口完全不增加、中国经济中能源效率的提升速度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以超出几乎所有国家的速度降低能源的碳排放，中国2040年排放的碳也远比现在多。
为了实现人均GDP每年5.7%的增长率——这只是中国过去10年经历的增长速度的大约一半——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从2010年的80亿吨，飙升至到2040年的近150亿吨。
中国可能会更快地减少碳排放。中国政府尽管尚未设定上限，但已承认有必要控制日益增加的碳排放。然而，改进这些预测并非易事。即使最乐观地来看，这也需要大量新技术。
或者，中国能接受大幅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考虑到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约为美国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政府不大可能采取这种方式。
为了让中国在低碳的道路上加速，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做点什么吗？
今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开会商讨新的国际气候协议，按计划各国将于明年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上签订这一协议。
各国领导人遭遇过挫折。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以破裂告终，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拒绝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它可能会制约那些国家今后的发展。
今 天，关键问题依然相同，那就是如何让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有切实意义地参与进来。由于各国为谁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争论不休，这场辩论基本上似乎卡在了同 一个地方。富国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向空气中排放了很多碳，所以才变富的）？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那些国家的排放增加 最快）？谁该为制造最新款的电子设备时排放的碳负责，是制造它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购买它的发达国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今年4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了几种分配责任的方式。如果只从18世纪起开始计算碳排放量，而且只计算工业和能源供应行业的碳排放量，美国 应该承担的份额，占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相比之下，中国负责承担的比例是10%。
不过，如何从1990年全球第一次意识到二氧化碳已成隐患开始计算，而且把因土地用途变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在内的话，美国则只应为18%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负责，中国的比例升至15%。不出所料的是，富国和穷国对于如何衡量才算恰当有不同的看法。
幸运的是，美国似乎从过去的气候谈判错误中吸取了教训。1997年，美国参议院赶在约束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最终签署前就否决了它——参议院正式要求白宫不要签署这份议定书，除非其中包含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承诺。
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对发电厂的新规定不会以其他任何人的行动为前提。通过单方面地承诺减排，美国也许能获得更多回报。
各国离开哥本哈根时，没能定下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那次会议一事无成。碳排放大国提出了非约束性的指标，自愿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尽管不是所有的目标都能兑现，这种自愿提出单边目标的方式，可能还是给日后提供了一条颇有前景的道路。
美国官员相信，提出单边减排能劝说中国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承诺也许能为遏制全球气温提供一线机会。
不过，但这种承诺的影响力仅限于此。对中国而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它能否在减排的同时维持发展。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它很有可能会选择第二个目标。
实际上，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何建坤在他的言论传遍全球后不久就做出了澄清，他说他不是在北京宣布政策：“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不代表政府。”
中国政府依然在考虑愿意为加入全球减排努力付出多大代价。
翻译：陈亦亭、张薇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40704/c04po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