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清源 - 我們都是儲安平

游清源 - 我們都是儲安平
信報   2014年3月13日

但覺香港愈來愈似「解放」前夕的上海，知識分子都像春蠶吐絲。其中，最悲情的例子，就是儲安平。

儲安平的求學經過，相信不少香港人都能移情。1928年，十九歲的儲安平躋身「番書大學」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1932年畢業。1936年，採風英倫，後入LS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深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留英期間，他還擔任《中央日報》駐歐記者。

1945年，任《客觀》周刊主編。1946年，創辦《觀察》周刊，身兼社長和主編。這兩份雜誌，為儲安平贏得「文人論政的典型」的美譽。其中五篇鴻文，如今讀來，依然擲地有聲，令人掩卷沉思、低迴不已。

這五篇文章分別是：〈共產黨的前途〉、〈共產黨與「國家」〉、〈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所走的途徑〉、〈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以上四篇見1945年12月1日《客觀》周刊第四期），以及《中國的政局》（見1947年3月8日《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

頭四篇單看標題，已知是衝着中共而來。至於第五篇，雖然主要針對國民黨，但對共產黨的本質，也有深入骨髓的剖析。

儲 安平在〈共產黨的前途〉一文中指出，「一般中國人民不一定歡迎『共產黨』，但中國人民生活的艱難，以及在重重壓制和剝削下所遇到的種種無可言說的苦痛，實 為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中國人民的生活必須改善，中國人民的一般生活水準必須提高，又為全世界人士所共同承認者。」然後，他舉重若輕地分析，中國人民為何會 選擇共產黨：「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本是兩件事情，贊成實行社會主義並不一定就贊成共產黨，因為並不是必須共產黨執政始能實行社會改革。但至少到今日為止，國 民黨既不實行各種社會主義的改革，甚至即使是溫和的社會改革，則在今日中國的局面下，似乎大家只能將實行社會改革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

這篇文章既解釋了當年共產黨之興，也預示了今日共產黨之衰，更說明了中國治亂興衰的底因。最重要的是，引爆了一個集束炸彈。

我們都是儲安平．一


游清源 - 「共產黨民主」與「真民主」
2014年3月14日

很多人都認為，儲安平因為1957年一篇關於「黨天下」的文章而被打成「永不翻案大右派」，但其實，早於1945年，恐怕已被定了性，只是時辰未到而已。

如今看來，以香港話言之，儲安平這個「小英國人」顯然是患了「楊修綜合症」，即是好像曹操治下的主簿（總書記）楊修，都是不識時務地道出專權者的居心。

1945年12月1日，儲安平在《客觀》周刊第四期發表題為〈共產黨與民主自由〉的文章，於無聲處打驚雷，說：「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

而底因，則是「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

儲安平的論證很簡明，就是「人 類思想各殊，實為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為絕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無思想言論之自 由，又為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之有無『民主』的前提。因為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達其意見？假如人民不能自由地表達其意見，則這 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又何能實行民主？」

意猶未盡，儲安平更以「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 共產黨的言論」來繼續申論，要大家分清「共產黨民主」與「真民主」：「共產黨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黨本身固然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自 由言論自由的政黨，同時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是『共產黨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 主。『共產黨民主』與『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固然截然兩事；兩者之間實有極大的距離。」

1966年，文革爆發，儲安平被批鬥，投河自殺，不遂，隨即人間蒸發，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卻其實，這個結局已經遲發了二十一年，算是「幸運」。

我們都是儲安平．二


游清源 - 預言，你的名字是罪證！
2014年3月15日

從 來當預言家的下場都是悲慘的，由希臘神話裏盜取天火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這個名字的意思正是「先見之明」），到年年說月月說日日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的耶穌，到「劇透」主子曹操機關算盡的楊修，以至輔助朱元璋打江山的劉伯溫，等等，都是。而國共內戰以至「解放」初期「不幸言中」中共本質的儲安平， 因為不過是一介書生，卻落得「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不幸，令人倍感難忍。

1947年3月8日，儲安平在其主編的《觀察周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共的預言（題為〈中國的政局〉），要旨是說：中共擁抱的，不是「民主」，而是「黨主」。

儲安平道：「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 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而兩者的分野，則在於是否尊重「自由意志」：「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 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

他進而指出，要行民主，須有「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但是共產黨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

而為了捍衞言論自由，儲安平拋出了一段「作為罪證的預言」：「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沒多久，共產黨就執政了……

我們都是儲安平．三


游清源 - 奴才．浪才．人才
2014年3月17日

六 十七年前，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痛罵國民黨對付「自由思想分子」，如今看來，卻更像指斥共產黨修理「異見人士」。中國歷史果然好像一首沒頭沒尾永 劫回歸的迴文詩（例如「死讀書」，若打成一個圓圈，就無論從哪個字順着讀或者反着讀，都通，正是「死讀書→書讀死→書死讀→讀死書→讀書死」也）。

儲安平指出，「國民黨二十年的統制對於自由思想分子的抬頭的限制，是三方面的」。

其一是「政治方面的限制」，「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談不到」。這，打從「劉進圖遇襲案」，香港人想必有更揪心的感受。

其二是「經濟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動必須有充裕的時間和財力，八年抗戰，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個個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們在政治方面所能發揮的積極力量」。這，打從「王維基被修理」，香港人想必有更無奈的念頭。

其 三最要命，是為「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黨化教育的結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黨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義，做國民黨的孝子賢 孫，不料國民黨自己不爭氣，愈搞愈不像樣，弄得青年大都厭惡國民黨。厭惡國民黨不要緊，黨化教育給青年的並不是一種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應有 的教化，於是情感的部分因不滿現實而日益泛濫」。這，打從「反國教運動」之後，香港人想必自覺已經到了臨界的關口。

正如儲安平異常憂心的說：「情感泛濫的結果是趨於極點，不是極點的右就是極點的左。但現實環境逼得青年左，於是青年愈來愈不易保持其冷靜的頭腦而對各事作沉着的思想。」這，簡直是香港青年的「隔世命書」。

還有擊中黨國體制百會穴的這一句：「黨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羅奴才，放任浪才，殺害人才。」人才念念不忘兼濟天下，自然要殺；浪才孜孜以求獨善其身，自可放任；奴才期期以為發達在望，自當收羅。明乎此，必知為何共產黨有的都是奴才，以至無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我們都是儲安平．四


游清源 - 中國讀書人的「烈士意識」
2014年3月18日

中國歷史告訴中共，打天下，需要農民，尤其是肚餓的農民；保天下，需要讀書人，尤其是聽話的讀書人。

如何利用讀書人正是中共建政初期很想解決的一個問題。

問題是，肚餓的農民易找，聽話的讀書人難求。

於是就有了「雙百方針」。

於是就有了「反右運動」。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

問題來了，中共要的是聽話的讀書人，而讀書人之所以叫讀書人，因為讀得書多；而讀得書多人的人通常都有獨立自主批判能力；而擁有獨立自主批判能力的人通常都不大聽話。

不聽話就想辦法令你聽話好了。

於是就有了「引蛇出洞」的「雙百方針」。

於是就有了「壓服悟空」的「反右運動」。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下發給黨內。他指出「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右運動。

而就在這兩個日子的中間，1957年6月1日，儲安平作出《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的發言，也就是已成歷史文獻的「黨天下」的發言，旋即淪為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大右派」，從此踏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無間道。

有人說，儲安平昧於形勢，可謂走得癡愚。我認為，這是「烈士意識」有以致之，可謂去得詩意。

我們都是儲安平．五


游清源 - 一切問題源於「黨天下」
2014年3月19日

1957年距離1949年中共建政已經八年，很多大陸（無論是滯留、誓留，以至從海外回歸）的知識分子已經被收編，但還有不少堅持提出異議。其中，就有儲安平。

1957 年6月1日，儲安平在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的最後一次座談會上，讀出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下稱〈意見〉）的發言， 也就是成為歷史文獻「黨天下」的發言。發言稿大約有1200字，相對於「解放」前，措詞已經溫和了許多，但仍招致其後1200日的打壓，再加1200日的 批鬥，再加1200日的迫害，以至「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恐怕已經反映出，中共的問題，與其說是「人治」，毋寧說是「黨治」，是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本質有 以致之，甚至可謂不會因為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意見〉劈頭不忘「黨中央」，指出「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 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說到這裏，問題不大，但儲安平還是忍不住說下去：「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 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這，就出事了。

另外，儲安平說政府改組之後，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共產黨副主席都不見了，十二位副總理更沒有一位是非共產黨人士，也未必是「死罪」。真正的「死罪」，還在於提出了「家天下」的異型變種──「黨天下」！

儲 安平直插「黨天下」的死穴：「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是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 算數。」而更要命的是「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不過，最要命的還在於他指出「過失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 各種崗位上」。

儲安平的結論是對的，「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的矛盾的根本所在」。撫今追昔，「提委會提名」和「公民提名」之間的矛盾，何嘗不如是？

我們都是儲安平．六


游清源 - 走第三條路吧，你懂的！
2014年3月20日

儲安平的「死罪」（其實也是所有稍有良知的大陸知識分子的「死罪」），第一條大罪是批判「黨天下」，第二條大罪是點出「黨主」（表面「民主」實則「黨主」），第三條大罪是「第三條路」。

第一、二條大罪已經講了，不贅。「第三條路」的意思則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走第三條道路，也就是自由思想分子之路。

1947 年3月8日，儲安平在其主編的《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題為〈中國的政局〉的政論鴻文，在最後一章提到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他指出，「若從道德及思想 的角度看，則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為大家怕共產黨，怕他們那一套殺人放火的暴行；無論這種畏懼是不是出於一種誤 會，總之大家在畏懼共產黨」。換言之，當時共產黨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類似農民造反的暴力集團。

於是，儲安平又指出：「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分子。」

由於國民黨的腐化盡失民心，而共產黨的暴戾又嚇破人膽，所以儲安平就以一派捨我其誰的豪情道：「在這種兩趨極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作 為受過英式理性主義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儲安平自然不會過分頭腦發熱，是以不忘強調「我們說過，今日中國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們的力量都是源於道德 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無形的，看不見，抓不着，但其所發生的力量，則深入而能垂久。這股力量在社會上有根，在人心裏有根。不過若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局 面看，這種僅僅限於道德方面的力量顯然失之消極」。看吧，六十七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跟今日的香港泛民一樣，都擁有道德高地，而且都散漫。

「但他們實不該止於消極的焦愁憂慮，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儲安平如是說，泛民，你懂的！

我們都是儲安平．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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