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eter Mattis
日期：June 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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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個到北京推進本週末美中元首會議的行程中，即將離任的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倫(Tom Donilon)談到“建立一個大國之間關係的新模式。”多尼倫這樣說是重複了習近平新創作的一個美中雙邊關係流行語：“新型大國關係”，這似乎充斥著美國對一個崛起的中國的擔憂。
中國的“新型大國關係”願景，聽起來彷彿回應了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給北京和華盛頓的題目：“為一個公認的大國和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相遇時會發生的事這一老問題找出一個應對方法，一個新的方法。” 但是，沒有什麼比這個離真相更遠的了。這個中國概念是個新瓶子，盛載了和平共存的舊酒。
華盛頓周邊大多數觀察員在談論 “新型大國關係”時指出，北京在這一構思背圖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想法或意圖。但是，中國的官員，包括最高層的那些，已經在演說和文章中闡明了這個構思的含意。
去年六月，中國外交部在一篇由時任副外長，現出任駐美國大使的崔天凱和同事共同撰寫的文章中提出了首個 “新型大國關係”的全面闡述。 那篇文章列出了五點：互惠互利作為關係的基礎：以商業為基礎的利益交織；接觸和溝通的制度化；以人民與人民的關係為驅動力：以及擴大國際協調和合作。
然而，崔天凱和他的外交部合著者龐含兆明確表示，也暗示了美國和中國要實現這種新模式的話，華盛頓方面將需要起大量的變化。例如，美國干涉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北京則沒有插手美國的事務，這需要華盛頓改變對台政策，人權，以及該地區的政策。此外，通過以商務為基礎來界定利益，北京很方便地避免了任何有關中國意圖的安全評估，並且要求美國解除對華的軍事及相關技術出口限制。
雖然在外交事務上，外交部的聲音不一定是最有力的，習近平最近的一次講話表明則指出那個部門的話是權威的。4月時，首次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國訪問的習近平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研究所提出了“新型國際關係”這一構想。
但是，報道提及的3月講話的內容，只提供了一連串中國過往的外交政策原則。這些原則包括主權至上，如“主權範圍內的事項只限 [一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管理”，中國致力維護世界和平，並謀求和平發展。正如《中國日報》後來解釋說，“這個兩國共享安全的新概念和中國慣常從自身利益和需要的角度來審視安全的地方觀念取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中國的這些聲音表達的並不是類似“盜版G-2建議”的東西，也不是解決雅典和斯巴達或大不列顛與德國的問題的新方案。但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每一篇涉及中國的“大國”概念的文章或聲明—最近一篇是6月3日在《人民日報》發布的—都提到，世界日益多極化是時代趨勢，而應對這種現象，國家需要重申絕對主權，這樣國際關係才能民主化。
這個說辭比什麼都更能讓人想起北京於1954年首次頒布的“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北京並未憑這些原則得到多少稱道，原因是實證分析表明，中國“比其他大多數大國更容易引發糾紛...[而且]在有這樣的爭議時，比其他國家更傾向於使用更高級別的暴力。”
中國也許不會大規模的擴張，但在現時擾動東亞和東南亞的領土爭端中，它那種不惜動武之情溢於言表。
不論是中國官方制定的這種“新型大國關係”或是其隨附的“新型國際關係”都沒有一處提及北京可能需要作出的妥協；而對西太平洋也和美國的利益攸關這點，則連一個的基本認知也欠奉。
中國的反應就只是，正如習近平所說的，“浩瀚的太平洋有充足的空間容納中國和美國。”崔天凱和龐含兆提出，這個地緣問題妨礙共同的核心利益。這亦即暗示，他們認為美國在接受“新型的大國關係”時，根本沒有需要重新評估的長遠政策或利益。
憑著在每年一度由國際戰略研究學會主辦的香格里拉對話中討論區內關注議題之機，中國軍方的主要情報官員齊建國中將只是單純的重申北京承諾和平發展，並以“對話，協商，及和平談判”來確保安全。齊還指出，“中國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心始終堅定，”對這些利益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的安全這點渾然不覺。
如果美國要接納“新型”的關係，華盛頓將不得不作出一些改變。除了放棄對台灣和人權的承諾，廢除對華敏感技術的出口管制外，美國也將需要背棄它與日本和韓國的聯盟，停止支持“聯合國以海洋為準則的海上主權詮釋，不論東亞區內其他國家需要什麼，它也得承認那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在2013年3月11日於亞洲協會發表的演講中，多尼隆正確的指出，“對這樣的結局沒有什麼是已經注定的。它不是一個物理定律，而是領導人做出的一系列會導致大國對抗的抉擇......一個更好的結果是可能的。但是，這是雙方的責任。”，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接納“新型大國關係”是不是以值得付出的代價來創造一個更好的結果？答案可能是不—至少在北京開始考慮，因應美國的專有權利，中國可以接受什麼妥協之前是如此。
總之，多尼倫贊同了這樣一個中國的概念，它並沒有考慮美國的利益，並重申了一套華盛頓難以接受的美中關係原則。這個失誤和美國自亨利·基辛格關於台灣的承諾以及第三公報以來對北京過度承諾的長期做法如出一轍。和支持這做法的人所說的相反，這並不是讓北京挽回顏面的做法。相反，它創造了不能滿足的期望，而後來的美國人拒絕給北京過往承諾的果實，將會使北京不滿。
雙方需要處理的其他重要問題還有這麼多，避免這種不必要的不滿似乎更好些。
有鑑於此，向“新型大國關係”賦予任何政策意義看來不是一個好主意，不論這做法在字面上和美國如何把一個崛起的大國納入既定秩序這個問題有多大關係都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