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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態：自信與不安並存
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大衛•皮林
1773年12月16日，一群美國愛國者登上三艘英國輪船，將船上幾百箱茶葉倒進波士頓灣。這起後被稱作“波士頓茶黨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起義是美國革命的一座里程碑，而數年後，美國終於擺脫殖民枷鎖，革命成功。
1839年的“廣東鴉片黨”（沒有人真的如此稱呼過）就沒這麼好的結果了。欽差大臣林則徐曾寫信質問維多利亞女王，為何英國人執意要將“毒物”賣給中國人。他沒有收到回信，於是下令燒毀2萬箱鴉片，沖入大海。英國反應激烈，派遣軍艦出擊，中國被迫簽訂了恥辱的《南京條約》，向英國賠款，開放五處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林則徐被流放。
美國的反抗孕育出一個偉大的國家和兩個世紀的繁榮，而中國的反抗卻開啟了一個帝國覆滅、日本入侵、生靈塗炭的時期。
輸者往往會背負更大的歷史負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週五將在加州會晤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他身上所肩負的，是國民在150多年屈辱中積蓄已久的期待。與此同時，中國的“昭昭天命”感甚至強於美國。中國的使命感無疑更為源遠流長，已經隨著神話與現實交織的漢族歷史不間斷地綿延5000年。中國一方面感到強烈的不公，另一方面又篤信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突出地位，二者交織成為中國使命感的強大發酵器。但與中國近日在國際舞臺時常表現出的耀武揚威截然相反，中國政府實際上在許多方面感到空前脆弱。
這出乎不少人意料；在他們眼裏，中國是一隻越來越愛欺負鄰國、不顧一切吸幹世界資源的龐然大物。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近期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中國的無聲軍隊》(China’s Silent Army)的作者埃裏韋托•阿勞霍(Heriberto Araújo)和胡安•巴勃羅•卡德納爾(Juan Pablo Cardenal)，將中國描述成一個熱衷於拉攏或脅迫大片發展中地區的國家。上周，一家中國公司甚至有膽量出價47億美元收購史密斯菲爾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試圖一舉吞下美國培根和香腸市場。
但中國政府感受到的安全感，卻比應該從上述一切中獲得的少。首先，中國的朋友寥寥無幾。它與14國接壤，需要保護2.2萬公里的邊境。它與周圍的國家關係敏感，包括蒙古以及擁核國家俄羅斯、印度和朝鮮。相比之下，美國只有兩個鄰國，而且它們都很友好。
更糟糕的是，現在中國的發展前所未有地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多少還是自給自足的。但它現在需要別國的石油、銅、鐵礦、大豆等諸多大宗商品，如果沒有這些，它既不能維持超高速發展，也滿足不了人民不斷提高的渴望。
前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Geoff Raby)去年在墨爾本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一次演講中這樣說道：“中國歷史上頭一次在方方面面都極度依賴外國市場和外國人，以此維繫經濟增長。”還記得乾隆皇帝嗎？1793年，面對著英國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使團帶來的貨物，乾隆皇帝不屑一顧，宣稱不需要國外的玩意兒。
不知不覺，中國從鄧小平70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時設想的重商大國，蛻變為今日信奉李嘉圖“比較優勢”理念、嵌入全球勞動分工格局的國家。用芮捷銳的話說，這使得中國成為一個“高度受制的大國”。相比之下，美國在增長最快時期擁有一切增長所需的要素，但惟獨缺少人，於是它從歐洲吸引移民，從非洲掠奪勞力。
最後，比起對外事務，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更要為國內事務操勞。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劇烈變革要求領導層對強大的利益集團開刀。隨著中國人民財富增加——或是看到身邊的人積累財富——他們似乎對粗放的經濟擴張愈發不滿。正如人們經常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維穩開支超過國防開支。悉尼羅維學院(Lowy Institute)安全專家琳達•雅各森(Linda Jakobson)稱中國的外交政策是“被動的”。她認為，世界對這個崛起中強國的認識，與中國領導層對國內問題的全神貫注存在強烈反差。
毋庸置疑的是，即便國內憂患重重並且越發依賴外國，中國仍開始感受到自己的強大。習近平建議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絕非膽小怕事者所能提出。不過，儘管其他國家日益將中國視為強大、牢不可破的國家，但北京方面對自身的看法卻恰恰相反。這將關係到中國政府如何處理中歐太陽能電池板糾紛和美國對華網路間諜指控等一系列問題。中國越強大，就越感到不安。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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