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想寫這個題材很久，太久了。現在這也只不過算是資料彙編，談不上認真的一個系列。關於內容，歡迎提出任何疑問，我會盡力搜集資料補完的。
<前言>
我的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香港的，我年幼時住公屋，讀的也是屋邨小學，以至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身邊接觸得到的家庭，幾乎全部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我也以為那是香港的常態。到很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很多人的父母輩甚至祖父輩已在香港出生，他們──就是現在經常吹噓獅子山下那群人──經歷的香港雖然也艱辛，但根本完全不能跟大陸相比。在香港，你再窮也會知道有東西叫汽車，有東西叫鞋子，有東西叫電視，當時在大陸，完全沒見過這些東西是毫不出奇，在農村看到有拖拉機，等如現在的人看到太空船。我母親到十二歲才第一次穿鞋子。香港有些人確實從沒聽過有關大陸的種種，無法理解那個不夠半世紀前的大陸國度是如何落後，以至對偷渡的父母輩來說，幾乎是一場穿梭時空的經歷。
我一直到中學快畢業，才驚覺原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這些事情──說「不知道」其實毫不準確，因為他們其實是「知道」，但僅限於浮光掠影和幾個輕飄飄的形容詞，或者一兩幅鮮明的影像，如香港人回鄉要穿很多件衣服藉此送物資給大陸親友，諸如此類。這種「知道」是非常浮薄膚淺的，因為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們近距離去思考和感受那究竟是怎樣情形。從父母口中得知這些往事（不能稱作「故事」），因為我就是從他們處來的，我因此更容易去感受。中學時我認識一些朋友，家中衣食無憂，父親位高權重，我曾跟他談到我父親一星期工作七天，其中一天做兼職當的士司機，為了多賺兩個錢便一人連做兩更，由早上九點上車一直到凌晨三點才下車，第二天早上八點上班，也只賺得兩百元。當時那個朋友聽不真切，反問我「是晚上九點開工嗎？」我就很明白，有些東西他們不明白就是不明白，那太遙遠了。早輪碼頭工潮，碼頭工的辛酸苦況，香港人譁然之餘，我更能感受一二，因為本質上，我也是個碼頭工的兒子。沒有一個與你有羈絆的人將這些實況告訴你，你是永遠也無法確切感受的，這種感知與書本、理論無尤。因此霍建寧才會舉他那個在投資銀行工作得很晚的兒子，與碼頭工相比較。
其實長久以來我也想將父執輩的這些經歷，以小說的形式寫下來。父母常嘆那些往事不堪記了，又笑着埋怨我幹嗎再提起那些事，說自己剛剛才發過偷渡的惡夢。但我想，那不單是他們的人生紀錄，也是我的紀錄，甚至是一個時代的紀錄，不應就此聽任記憶湮沒。但計劃得越久便越慵懶寫不出，剛巧史兄有一篇文談到他父執的偷渡經歷，他父親的「偷渡」其實已不算很難，但也已足夠讓我們這一輩瞪目結舌了，也就激發起我想要好好寫下這段往事的決心。
父母雖然是小人物，他們沒有幹過甚麼大事，但他們是偉大的，一種微小、靜謐，但堅定的偉大。這是一個很微小，很卑微，很普通，卻又很偉大的往事。
＜一＞
我的父親屬於「富農」階級，在解放後是屬於「黑五類」之一的「一點頭」。黑五類是「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和右派，「一點頭」指的是「富」字的那一個點。
記憶所及，我家族是在幾百年前由兩湖一帶移居廣東的，嚴格來說算是客家人的一個分支，但在近代，又與新來的客家人有些分別。祖上在清朝出過一個秀才，在當地算是書香門第，子孫聰穎的一支。約在清末民初時，我家那條村與附近的村落曾起過爭執，弄得兩條村的人都操起武器械鬥。械鬥過後在祠堂談判，我家那村是慘勝一方，要求劃分「馬跑三日三夜」的地建村，人家雖然輸了當然也不肯，最後決定銅鑼能傳三次的範圍建村。那就是我父親後來出生的那條村落。
在「解放」前父親家是屬於生活上過得去的一群，我的曾祖父是醫生，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早夭，長大成家的只有兩個。他兩個兒子，年長的一個身體孱弱，最年幼的那個身體強壯得多，於是曾祖父就將醫術傳給較年長那個兒子，而幼子則去耕田和釀酒。那個幼子，就是我爺爺。那仍然是在解放前，我爺爺會釀酒，養豬，到年晚時會趕豬去賣，他曾經帶着豬划船來過香港屯門元朗一帶上集趁墟的。
後來「解放」了，也曾有人叫過我爺爺兩兄弟跟着走，他們沒走，就迎來了後來的土改，被劃分成「富農」，家裡原有的幾畝薄田也當然充公算入「生產隊」裡去了。由於階級成份不好，生活上處處都會吃虧，記着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而且有道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基本上我父親未出生就已注定是屬於「黑五類」，尤萬幸不用打倒在地加上一腳，可以接受「改造」。
我父親出生後不到幾年，便是因大躍進而造成的三年大飢。現在的人估計當時因飢荒而死的人數約為2000萬到8000萬不等。我父親所在的農村在當地算是環境比較「好」的，有蕃薯藤、樹皮和穀糠可吃。當時農村的地理環境是決定生死的，父親的農村座落平地，能種水稻，總算能吃上飯。旁邊有很多山，在山上聚居的多數是客家人，他們沒法在斜坡種稻，就得長年種蕃薯吃，另外種些菜。他們的糧食基本就是這兩種，每年收割下來的菜，用些鹽──鹽對他們來說也是奢侈品，不輕易買得到的──醃起來造成咸酸菜，然後全年就都是吃咸酸菜拌蕃薯。很多年後我父親在香港遇過一個出身山地的客家人，他說：
「如果能讓我吃上飽飽一年的蕃薯拌飯，就是要槍斃我也甘願！」
箇中咸苦，可想一二。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大躍進和公社飯堂政策失敗的結果，雖然還未到人吃人的地步，但我的爺爺也得了嚴重的水腫，幾乎死掉。我的大伯父比我父親年長二十年，飢荒時只能吃穀糠，但穀糠無法消化，於是全積在肚裡排不出來，也是差點死掉，最後是靠有城裡來的解放軍餵了幾餐營養餐才撿回一命。1962年，剛過了飢荒不久，我大伯父就偷渡來香港了。當時偷渡的乾糧仍然是很原始的，基本上就是炒熟兩三斤大米，就是未來個多星期的全部食糧了。兩三斤大米現在是多麼稀鬆平常的事，要知道當年農村的農民，勞動一個月也沒有一塊錢工資（注：「社會主義」下，買東西都用「券」，但仍然有少量金錢的。至於農村經濟，有機會另文詳談），而身為「富農」的兒子，再被歧視欺壓也是少不免的。當時我父親共有七兄弟姊妹，一家九口，往往一餐的米糧就只是一個 D大電池的份量，所以為了讓兒子偷渡，可謂下了血本。
文革批鬥大會。來源：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https://qiwen.lu/17936.html)
村落後面有一個水庫，是解放後建成的，解放後一段時間陸續建了不少基建，當時的思維是「人定勝天」，確實有不少建設──當然，好些後來成了破壞。後來這水庫成了這附近一帶村落的人練習游泳的好地方，練習游泳的目的相信不用多言。事實上當年偷渡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往往有人早上還誓神劈願的說「社會主義好」，晚上便出發去偷渡了。到後來抵疊政策以至抵疊政策要結束時，不去偷渡的男人會被視為沒有出息的孬種的。那個水庫成了大家練習泳術的地方，附近一條村曾有一個女孩子在水庫游泳不幸溺亡，她的母親由是非常痛恨「香港」二字，過幾年受不住刺激最後瘋了。這些形形式式的故事，在所多聞。
至於我父親究竟為甚麼偷渡，他自己也說不上來。實際上對於一個出生不久便一直捱餓，家庭被歧視的小孩來說，這個念頭可能在記憶之前便萌生了。當時拖拉機或任何機械，對農村來說都如太空船一樣的存在，能見上一回是天大的事。現在香港最吃香的職業當數醫師、律師、會計師這「三師」，在當年大陸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記着那是一個知識份子是臭老九，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那時大陸農村裡最令人肅然起敬，惹盡全村人欽羨目光的職業是醫師、司機和屠戶。醫師救人生命，司機操作神一樣存在的機器，屠戶則確保有肉可吃。由半世紀前落後的大陸農民到今天的港女，都明白醫生是「筍盤」。
60 年代拖拉機。來源：網上圖片
因此有司機帶拖拉機入村，可想而知是何等令人好奇的大事，小孩子自然也去湊湊熱鬧，看看傳說中的拖拉機是甚麼樣子的。我父親當然也有去湊熱鬧。好不容易湊到拖拉機前，我父親好奇地伸手一摸，「啪」的一聲，還未反應過來，就先感到火辣辣的一陣痛，伴隨着罵聲：
「操你媽的，你這個黑五類，拖拉機是你能摸的嗎？」
我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除此以外，因為「富農」的階級成份，文革時少不免三不五時被人拉去批鬥。我父親就看過我祖母被批鬥，要跪鐵鍊的真實景象，猶幸廣東的農村其實不算狂熱地陷入文革之中。出生後，先是飢荒，再來是批鬥，在被歧視的目光中長大，父親當年的鬱悶，可想而知。上學學的基本都是毛語錄，那年代，連三角形有三條邊也是靠毛語錄來證明的。
1970年，父親初中畢業。那時候沒有甚麼免費教育，「有教無類」更加是惹人發笑的無稽之談：打倒孔家店嘛，何來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當時要升學，最最要緊的是看階級成份，村幹部兒女優先，貧下中農次之，富農，五類份子？門兒都沒有！那時候再早幾年時，我二伯父本來成績很優異，以成績計能進中山醫學院的，就是因為階級成份不好，硬是不准讀，分配到了工廠車間當個工人。母親是當年她那條村的「才女」，但我外祖父跟姨媽早年偷渡去了香港（人人喊打卻又人人羨慕），外祖母的哥哥更是國民黨的軍官，所以成份本來也很差，得當時的校長說情，我媽成了她那條村裡第一個能上高中的女生。至於我的父親成績大概也好不到哪裡去，又沒人擔保，成份又差，自然是要到生產隊去工作了。村裡的人也算不錯，為父親謀了個看鵝的差事。看鵝本來是個閒差，閒差自然有人眼紅，於是看鵝的工作丟了，給人着去「洗牛」。洗牛是農活其中一項最辛苦的勞動，就是帶着牛去平整泥土，將整塊田的土都翻鬆。好好的差事丟了，又不能升學，又三不五時地被人拉去開會（批鬥會），放在今天我父親的情況絕對是所謂的「社會炸彈」。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如上所述，其實一直以來偷渡都蔚然成風，真正的「口嫌身子實：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在村子裡備受尊重的「貧下中農」子弟，也多有偷渡者。但真正激發起村裡人偷渡的，卻是當年的知青。知青是城市裡讀書讀得好好的一群人，因為毛澤東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給「下放」到陌生的農村，忘記所學，做不擅長的體力勞動。很多人受不了就偷渡去香港，基本上就是逃荒。
當時成份不好的人，不單讀書機會被剝削，連討老婆也有困難：成份不好，環境不好，誰願嫁你？當時村子裡有一個美男子，長得很俊很高大，但因為成份不好，到三四十歲還討不到老婆，最後娶了個山地客家人作妻子。對山地客家人來說，窮比成份不好更可怕，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連貧下中農、知識青年也偷渡，像我父親一類飽受歧視不公的「一點頭」更加沒有理由留在村子裡了。當然這也是大家肚子裡的想法，沒有宣之於口。毛時代的農村，基本上就跟秦孝公，或者朱元璋時代差不多，村裡的人即使過隔壁村，也要村幹部寫證明書，擔保書，否則是犯法的大罪。村裡的幹部曾跟我父親說：
「奀鏡，村子也對你不薄呀，你看你哥也能討老婆呀，你放心吧，你能討到老婆的，你不會偷渡去香港吧？」
我父親一臉認真，誓神劈願地回應：
「霎戇麼你？香港的豬肉成十幾蚊一斤，有麼好磨？」
然後當晚我父親就起程，第一次偷渡了。那時是1971或者1972年的2月，天還很冷。一定是這兩個年份，因為剛好是林彪死（林彪死於1971年9月13日）的那一年前後，廣東省的軍隊，那段時期不知給調到甚麼地方，全省的軍隊都換成外省湖南兵了。那年我父親剛好18歲。
父親第一次偷渡時所走的路。實際路線無法精確繪出，因為 Google Map 沒有這個功能。總長度超過 70公里。
＜待續＞
from 離經誌 http://astrophellic.wordpress.com/2013/06/26/%e9%82%a3%e5%b9%b4%ef%bc%8c19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