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头亚洲
随着伊拉克战争趋于平息以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过去10年中，我们向上述两个战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今后10年里，我们要明智且有系统地确定在哪里投入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可以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来维持我们的领导力，保障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因此，今后10年美国对外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在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这一地区从印度次大陆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两个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航运和战略因素而联系日益紧密。其人口几乎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一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该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大国。
正值该地区致力建设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框架以增进稳定和繁荣之时，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必不可少。这将有助于构建上述框架，并使这个世纪美国在持续发挥领导作用中受益，就像我们二战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机构和关系网络所获得的多倍收益一样——如今还在继续受益。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美国作出同样投入恰逢其时，这一战略路线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本届政府时就已确定，现在已经产生收益。
现今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本国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所以美国政坛上有些人呼吁我们不要重新配置，而是转头回家。他们寻求缩减我们的国外战事，而优先解决紧迫的国内问题。这些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被误导的。那些说我们不能再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不参与我们却负担不起。从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到遏制核扩散，再到保持商务和航运的自由通行，我们在国外的作为正是我们国内繁荣和安全的关键所在。60多年来，美国顶住了此类“回家”论调的压力和这些论点所隐含的零和逻辑。我们必须再次这样做。
在我们的边界之外，人们也在揣测美国的意图——我们是否乐意继续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在亚洲，他们询问我们是否真的会长期驻留，我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因别处发生的事件而转移注意力，我们是否能够作出——并保持——值得信赖的经济和战略承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践行这些承诺。答案是：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这样做。
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极为重要，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国内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基群的能力。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中国南海的航行自由、应对朝鲜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军事活动的透明度，维护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至关重要。
正如亚洲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一样，一个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亚洲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该地区迫切需要我们的领导和商贸——也许比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渴望。我们是在该地区拥有一个强大联盟网络的唯一大国，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却有维护共同利益的长期记录。与我们的盟友一道，数十年来我们保障了该地区的安全——在亚洲的海上航道巡逻并维护稳定——这反过来又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我们通过刺激经济生产力、增进社会权益及扩大民间联系，已经帮助整个地区数十亿人融入全球经济。我们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一个让太平洋两岸的工人和企业受益的创新源泉、一个每年接待35万亚洲学生的东道国、还是一个开放市场和普世人权的捍卫者和倡导者。
为了充分发挥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奥巴马总统在整个美国政府部门发动进行了一项多方位的、持续不懈的努力。而这常常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投入。我们的很多工作并没有登上报纸头条，不仅是因为工作性质——即时的危机比长期投资更引人注目——还因为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爆出头条新闻。
作为国务卿，我打破传统，首次正式海外出访地区便是亚洲。在随后的七次访问中，我有幸亲眼目睹了该地区发生的迅猛转变，这突出表明了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未来是多么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在战略上转向该地区，与我们保障和维持美国在全球领导力的整体努力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要实现这一成功转变，两党必须维护并增进关于亚太地区对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的共识；我们寻求在两党历届总统和国务卿数十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厚传统基础上构建关系。这也要求必须明智地执行一项符合我们各项决策全球性影响的连贯一致的区域战略。
亚太战略
这一区域战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要求长期地致力于我曾称之为 “前沿外交” 的政策。这意味着继续调遣我们一整套外交资源——包括我们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发展专家、我们的跨机构团队和我们的固定资产——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每个角落。我们的战略将必须考量并适应整个亚洲持续出现的迅速和显著的转变。基于此，我们的工作将依照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与投资；打造一种全方位的军事存在；推进民主和人权。
由于我们独特的地缘环境，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我们为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及其取得的所有成就深感自豪。我们现今的挑战是构建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其与我们横跨大西洋的网络一样契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样经久不衰。这是就我们在这些地区所做工作的一个检验标准。
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我们战略转向亚太区域的支点。这些联盟已经确保了半个多世纪的地区和平与安全，为该地区惊艳的经济腾飞提供了环境支持。在安全挑战瞬息万变之时，它们借力我们的区域存在并夯实我们的区域领导力。
尽管这些联盟一直以来成效卓著，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维持现状——我们需要不断升级这些关系以应对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这方面的努力上，奥巴马政府以三项核心原则为指引。首先，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联盟在核心目标上的政治共识。其次，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联盟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便成功的化解新的挑战并掌握新的机遇。第三，我们必须保证我们联盟的防御能力和通讯基础设施在运作和物质上能够阻遏整个范围内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挑衅。
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它表明奥巴马政府是如何践行这些原则的。我们对一个具有清晰海上航道规则的稳定地区秩序怀有共同的愿景——从通航自由、开放市场到公平竞争。我们已达成一项新的协定，具体包括为确保美国军队长驻日本，日本政府出资50多亿美元予以支持，同时为了及时阻遏对地区安全的挑战并快速作出反应，日美双方正不断扩展联合情报、监测和侦察活动，以及共享情报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们已签署开放天空协定，用以加强商业及民间联系；还启动了就亚太事务的战略对话，并一直作为阿富汗的两个最大捐助国携手合作。
同样，我们与韩国的联盟关系正日益加强，操作上也更趋一体化，并且为了防范和应对朝鲜挑衅，我们继续开发两国的联合作战能力。为了确保战时操作控制权的成功过渡，我们已就一项计划达成协议，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预期也将顺利通过。通过我们在G-20与核安全峰会上的合作，以及在海地和阿富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联盟已走向全球化。
我们也将把与澳大利亚的联盟从一种太平洋伙伴关系扩大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其实最终将是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从网络安全到阿富汗，从阿拉伯觉醒到加强亚太地区架构，澳大利亚的意见和支持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东南亚，我们正在续延和加强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关系，例如增加军舰访问菲律宾的次数，通过我们在棉兰老岛的联合特别行动队确保成功训练菲律宾反恐部队。泰国——我们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条约伙伴——我们正努力建立一个亚太区域的人道主义和救灾活动中枢。
当我们根据新的需求更新联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主动扩展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这些都是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确保美国在该地区奉行更全面的战略和参与。我们正邀请这些新兴伙伴加入我们，一起参与构建一种有规可从的区域和全球秩序。
与中国
这些新兴伙伴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国家当然是中国。与之前的许多国家一样，作为美国帮助建立和致力维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的一份子，中国也实现了繁荣发展。如今，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不得不处理的最棘手和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之一，这需要审慎、稳定、动态的管理模式。我们对中国的方针是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忠实于我们的原则和利益。
我们都知道，恐惧与误解的阴云在太平洋两岸一直萦绕不散。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将中国的进步看作是一种对美国的威胁；而中国的一些人则担忧美国试图限制中国增长。这两种观点我们都坚决抵制。事实是，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繁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对双方而言，合作比冲突受益更大。但是构建亲密关系不能单靠憧憬。它需要我们双方更加始终如一地化积极主张为有效合作——并且，关键在于，要与我们各自肩负的全球责任和义务相匹配。这些因素将决定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双边关系能否发挥潜力，卓有成效。我们也必须坦诚布公地对待彼此的分歧。当需要我们必须合力破解紧迫问题时，我们将毅然果断，坚定不移。而且我们必须打消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最近的两年半中，我最优先处理的工作之一是确定并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领域，与中国一起合作建立互信，并鼓励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也是财政部长盖特纳和我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原因，这是两国政府间迄今最具深度与广度的对话，齐聚双方数十个机构，磋商包括安全、能源和人权问题在内的最紧急的双边事务。
我们还致力于增加透明度，降低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算与失误的风险。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注意到了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及扩充军备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澄清此举的意图。双方都将从两国军队间为增进透明度而进行的长期和实质性的的交往中受益。因此，我们期待中国政府消除不时的勉强态度，与我们一道致力于创建一个持久的军队间对话机制。此外，我们需要携手加强战略安全对话，这一对话集军队和文职领导人于一堂，协商像海域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敏感问题。
在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同时，我们承诺与中国一道解决关键性的地区与全球安全问题。因此，我经常——往往在非正式场合——与我的中国同行戴秉国国务委员和杨洁篪外长会面，就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问题以及南中国海开发等重要挑战进行坦诚磋商。
在经济阵线上，美国与中国必须通力合作以确保未来全球经济实现强劲、持续且均衡的增长。在全球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与中国通过G-20卓有成效地合作，将全球经济从绝境中挽回。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合作。美国公司需要向不断成长的中国市场出口的均等机会，这是将是增加美国本土就业机会的重要源泉，也是保证美在华的500亿资本投资能够为创造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奠定坚实基础，而这将支撑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中国公司希冀能够从美国购买到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本土进行更多的投资，并享有与市场经济国同样的准入条件。我们可以就这些目标进行通力合作。但是中国仍然需要为改革采取重要措施，特别是，我们正在与中国一起致力于终结针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或它们创新技术的不公平的歧视行为，取消对本土企业的特惠政策。并停止那些不利于或盗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还有我们希望中国采取多项措施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及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的汇率更快地升值。上述如此种种的改革，我们坚信，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这些改革步骤确实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其包括扩大内需在内的五年计划目标），对于全球的经济平衡、可预见性以及更广泛的繁荣也大有助益。
当然，我们已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人权问题的严重关切。当我们看到有关公益律师、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员被拘留或失踪的报道时，美国以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直言不讳地表达我们对人权的关注。我们向我们的中国同行指出，恪守国际法和推行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将为中国更大的稳定与增长奠定基础，并将增强中国合作伙伴的信心。如若不然，中国将给自身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限制。.
说到底，处理不断演变的美中关系没有现成的指南书。但是，荣损与共，不容有失。我们在推进中美关系过程中，将继续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内。
我们将与之密切合作的重要新兴大国还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是亚洲最大最具活力的民主大国，而且两国都与奥巴马政府一道谋求发展更广泛、更深入、目标更明确的关系。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太平洋的这一海域分布着世界上最活跃的贸易和能源航线。印度和印尼两国人口总和已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它们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力，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正日益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核心维护力量。它们的重要性很可能在今后不断增强。
我们也在与印度尼西亚打造全新的伙伴合作关系。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体，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G-20成员。我们已恢复了对印尼特种部队的联合训练，并与其就卫生健康、教育交流、科学技术及防务等方面签署了一揽子协议。今年，应印尼政府之邀，奥巴马总统将代表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不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必须携手克服官僚制度上的一些障碍、历史遗留至今的一些猜疑，以及在理解彼此视角与利益上的一些差异。
去年奥巴马总统对印度国会表示，植根于相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印美关系将是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伙伴关系之一。双方都仍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但是，美国对印度的未来作出的战略性预测是：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将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对外开放的印度市场将为实现地区及世界更宏伟的繁荣铺平道路；印度的科技进步将改善人民生活并增进世界各地人们的知识水平；印度生机勃勃、多元的民主体制将创造可观成果，改善本国民众的生活，同时激励其他国家走上相似的开放与宽容之路。因此，奥巴马政府不断扩展了我们的双边关系；积极支持印度的“东向”努力，包括与印度和日本的新三边对话；并且勾画出一个以印度为支柱的经济更整合、政治更稳定的中南亚地区新愿景。
参与亚洲组织
即便在我们强化这些双边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了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认为，解决亚洲现今所面临的这类错综复杂的跨国挑战需要一系列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机构参与。亚洲建立起一个更强有力、更协调一致的地区构架将会强化规则与责任体制，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保障航运自由，而这将为形成有效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石。在多边环境下，负责任的行为会赢得合法性和尊重，同时让我们可以通力合作向那些损害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人追究责任。
因此，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全面参与到该地区的多边机构中，像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合组织。我们知道，我们与区域机构合作的目的在于辅助而不是取代我们的双边关系。该地区这些机构的议程制定中需要美国发挥积极作用——而这些机构卓有成效且积极负责也同样符合我们的利益。
因此，奥巴马总统将于11月首次参加东亚峰会。为开展工作，美国已在雅加达设立了新的美国驻东盟使团，并与东盟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在着力化解南中国海争端中我们注重制定一项更加以成果为导向的议程，这已经发挥了相当作用。在2010年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努力促成了一项地区范围内保护各国不受阻碍地进入南中国海及在其间通航的努力，并且支持划定南中国海海域领海界限的关键国际规则。鉴于世界二分之一的商用货轮途经这片水域，所以这项努力影响深远。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在保护我们在航运稳定和自由的关键利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对南中国海有诉求的诸方进行持久的多边外交开辟了道路，努力确保在国际法既定原则下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还致力于加强APEC组织，使之成为一个专注于促进整个太平洋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联系的真正意义上的领导级机构。在去年该组织大胆呼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之后，奥巴马总统将于今年11月在夏威夷主持召开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晤。我们着力夯实APEC作为亚太地区首要区域经济机构的地位，制定经济议程，从而促使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推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建设能力并加强监管机制。APEC及其工作有助于扩大美国出口以及在美国创造并扶持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APEC还为就打开妇女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潜能的广泛议程提供了一个关键性驱动力，就此，美国致力于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同心协力，采取雄心勃勃的步骤，以加速“参与时代”的到来，那时每一个人，无论性别或其他特征，都是全球市场中有贡献、有价值的一员。
我们除了承诺致力发展这些规模较大的多边机构外，还一直竭心尽力发起并召开数次“小型多边”会议，即相关利益国家召开的旨在解决特定问题的小型会议，例如我们召集的“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该计划用于支援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教育、卫生和环境项目。还有像“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在论坛上努力支持其成员应对从气候变化到过度捕捞及通航自由带来的挑战。我们还开始寻求与蒙古、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等不同国家建立新的三边关系的机会。并且我们也期冀加强亚太地区三个大国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途径，我们一直寻求塑造并参与到一个积极负责、灵活有效的区域性框架——并确保它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框架连通，该框架不仅能保障国际稳定和国际商贸，而且能推广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以APEC的经济工作为重点与我们提升经济治理方法使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一大支柱的更广泛的承诺一直是保持一致的。经济进步日益依赖于坚固的外交关系，而外交进步则取决于坚固的经济关系。于是自然而然，注重促进美国繁荣意味着对亚太地区贸易和经济开放更大程度地重视。该地区的产出量已超过全球总产出的一半，该地区的贸易也将近全球贸易的一半。在我们努力实现奥巴马总统做出的到2015年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时，我们正在寻求扩大亚洲商务的各种机会。去年，美国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出口总额为3200亿美元，这支撑着美国8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当我们全面审思这一重新定位时，这里许多方面都对我们有利。
当我与亚洲同行们交流的时侯，有一个话题显得十分突出：他们仍然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繁荣活跃的贸易和金融交往中成为一个主动参与并积极创新的合作伙伴。在我与本国各地商业领导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对美国而言，向亚洲充满活力的市场扩展我们的出口和投资机会是意义多么重大。
在今年3月在华盛顿以及后来于7月在香港举行的APEC会议上，我提出了我认为健康的经济竞争必须具备的四个特征：开放、自由、透明、公平。通过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合作，我们正在帮助践行这些原则，并向世界展现它们的价值。
我们正在寻求最新型的贸易协议，使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提升公平竞争的标准。例如，《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将在五年内削减美国95%的消费品和工业出口关税，提供大约7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仅削减关税一项就能带动美国出口产品增长超过100亿美元，并帮助韩国经济增长6%。它将为美国汽车公司和员工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所以，无论你们是美国机械制造商，还是韩国化学品出口商，此项协定都会使阻碍你们获得新客户的壁垒进一步降低。
我们在推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也不断取得进展。它将太平洋地区所有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或是发展中的——都聚集融合成一个统一贸易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创造更大的增长，还要创造更优化的增长。我们坚信，贸易协议需要包括对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提高强有力保护。它们还应该促进信息科技的自由流动和环保科技的传播普及，同时提升我们监管体系的一致性和供应链的运转效率。最终，我们的进步要用人民的生活质量衡量——男性女性是否能有尊严地工作、赚取满意的报酬、抚养健康的家庭、教育他们的子女、还能将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的机会牢牢把握在手中。我们希望，高标准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成为未来各种协议的一个标杆——并且成长为一个服务于更广泛的地区互动平台，并最终成为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
在我们贸易关系中达到平衡需要有双向的承诺。那即是平衡的本质——它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我们正在致力于通过APEC、G-20等我们的各种双边关系倡导市场更开放、出口限制更少、透明度更高、以及追求公平的整体承诺。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要对能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经营和工作充满信心，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自主创新，一切都遵循可预测性的规则。
军事部署与价值观推广
过去10年里亚洲经济的显著增长及在未来持续增长的潜力所依赖的长期安全与稳定，需要美国军队保障——包括5万多名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美国男女军人。现今这个瞬息万变的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领土和海事争端、对航行自由的新威胁、再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加剧——要求美国奉行一个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运作上更具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军力态势。
我们正在把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基地布置现代化——我们将坚守这一承诺；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例如，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美国濒海战舰，我们还在研究增加我们两国军队协同训练和行动机会的其他途径。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同意探索如何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以增加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机会。我们还在审视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行动通道及深化我们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接触。
在我们深化与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伙伴的接触时，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实施改善国家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的改革。例如，我们向越南明确表示，我们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要求它必须采取步骤进一步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再如缅甸，我们决心对那里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我们密切关注内比都的局势发展及昂山素季与政府领导层之间不断增加的互动。我们向缅甸政府强调，必须释放政治犯，推进政治自由和人权，同过去的政策决裂。至于朝鲜，平壤政权一贯漠视其人民的权利，我们继续有力地公开谴责朝鲜对地区与世界构成的威胁。
我们不能也不会寻求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但我们坚持认为，某些价值观是普遍的——为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所珍视——这些价值观是建设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最终，应由亚洲人民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愿望，就像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一样。
如果我们要适应在该地区的新挑战，那么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转化成一个可操作性概念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在这个地区更大范围的军事存在部署将提供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美国将能依托更好的位置开展各种人道任务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与更多的盟国和伙伴一起合作将为抵御各种威胁或蓄意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提供更强大的保障。
较之我们的军事实力或经济规模，我们作为一国所拥有的最具影响力的财富是我们强大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它展现了我们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我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中亦如此。
在我们加深与在这些事务上和我们看法相左的伙伴的合作时，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接受旨在改善政府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的改革。例如，我们向越南明确表示，我们之间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意愿要求它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对于缅甸，我们决心对那里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我们密切关注内比都的局势发展及昂山素季与政府领导层之间不断增加的互动。我们向缅甸政府强调，必须释放政治犯，促进政治自由和人权，抛弃过去的政策。至于朝鲜，平壤政权对于本国人民的权利一直不予以尊重，我们继续公开强烈谴责朝鲜对亚太地区内外形成的威胁。
我们不能也不渴求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其它国家，但我们坚信存在某种普世的价值观——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视若珍宝——并且这些价值观是国家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内在要求。最终，应由亚洲人民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意愿，就像我们在全世界一直看到的一样。
世界霸主
在过去10年里，我国外交政策一直在转变，从处理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诺。随着这两场战争逐渐平息，我们将需要努力立足于新的全球现实加快实现转变。
我们深知这些新的现实变化要求我们去革新，去竞争，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引领世界。我们不会退身到世界舞台的幕后，我们需要奋力前行，重塑我们的领导力。在一个各种自然资源稀缺的时代，毋庸置疑，我们需要明智的对其开发利用，使其会实现最大回报，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亚太之所以是21世纪一次真正机遇的原因。
当然世界其它地区仍然至关重要，欧洲，我们大多数传统盟友的大本营，仍旧是我们所依赖的第一伙伴。与美国一道应对几乎全球每个紧迫挑战。并且我们正在研究更新我们之间联盟的结构框架。中东和北非的人民正在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并已经在全球产生深刻影响，其中美国承诺在该地区变革中建设积极、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在未来数年里，，非洲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潜力巨大，尚待发掘。我们的众多西半球邻国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出口伙伴，他们在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这些地区的每个国家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已经为引领世界做好准备。现在，我察觉到存在一些质疑我们能否在世界继续保持强国地位的声音。我们以前也听到过这种言论。在越战结束时，一度出现了以散步美国已经在撤退的全球评论者行业。而且其后这一论调每隔数十年便会被重复。但每当美国遭遇挫折，我们都通过再创造和革新一一予以克服。在现代史中，我们回归强大的能力是无以伦比的。这种能力来源于我们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精神的模式，众所周知，这一模式是保持繁荣与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源泉。我所到的世界每个地方都仍然期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目前我们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工人的生产力是最强的，我们大学的声誉传遍世界。所以毫无疑问的，本世纪美国有能力与以往一样保障并维持我们的领导地位。
值我们开拓进取，为今后60年里参与亚太事务打下基础之际，我们将过去60年中塑造我们这种参与的两党优良传统铭记于心。现在我们将重心放在国内必须采取的措施——增加储蓄、改革金融制度、减少依赖借债、克服两党分歧——以障并维持我们在国外的领导地位。
实现这种转变绝非易事，但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时间中已经为此开拓了道路，并且我们将其视作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誓志实现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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