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Runciman
日期：201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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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關門，瑣細的政治爭吵，選民不滿—民主看來並沒有運作得很好。可是，替代選項是什麼？我們又能指望用見一步走一步的摸索方式來解決問題嗎？
剛過去這幾個月對西方民主國家而言是糟透了。在夏天，我們發現，當民主國家的民眾和他們推選出的政客每日如常工作的時候，情報處在定時偷聽他們做的所有事情。政客縱容這種情況的假定已經夠糟糕了，然而更令人困擾的是，即使政客也同樣被蒙在鼓裡。
然後，在九月，我們看到西方領袖嘗試對敘利亞問題採取主動，結果卻被它們那不讓政府做任何事的立法機關阻礙的奇觀(英國國會沒有表明決定性的看法，甚至沒表明反對動武；它只是像一個情緒化的小孩那樣，拒絕它面前所有的選項)。爭辯雙方的原則立場在黨派政治的迷霧中消失不見。當奧巴馬，卡梅倫和奧朗德就阿薩德的化學武器庫左思右想，嘗試找出一個可行的政策時，普京在最後一刻介入，解決了問題。這是一個挫折，而他自鳴得意地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彰顯成熟的政治家手腕比變化無常的民主的優勝之處則使這屈辱更加深刻。
然後，事情變得更糟。在十月份，美國政府有17天時間完全停擺，同時，華盛頓的內訌把國家帶到災難性違約的邊緣。看著美國政客以全球經濟為籌碼，玩他們那荒謬的膽小鬼博弈(game of chicken)遊戲，世界各國感受截然不同，有的覺得絕望，有的幾乎掩蓋不住喜悅之情。普京冷笑了。中國人嘖嘖不已。布魯塞爾的官僚發出厭倦的嘆息。那些不用擔心重新當選的政客，或是那些只需應付溫順妥協的國會的人看在眼裡，既憐憫，又鄙視。想像一下，在無情，無休無止的民主爭執的壓力下認認真真的從政，幾乎沒有時間呼吸，更別說能把事情想清楚。能這樣運作政府嗎？
我們這些活在西方民主政體下的人有時候不免想贊同一點。羨慕獨裁者是民主政治的慣常特徵。我們並不是真的想要活在獨裁政府之下—我們對那種制度會帶來什麼仍感到害怕，但是，我們確實羨慕獨裁者在危機中果斷行事的能力。儘管錯誤累累，普京時常不知道他的情報機關在幹什麼是難以想像的事。我們可能會看著他脫掉上衣捕獵野生動物的照片大笑。只是，這顯然是一個知道怎樣獵取想要的東西的政客。我們的政客又知道他們要什麼嗎？當奧巴馬被困在華盛頓，研磨出解決政府關門的臨時方案時，中國的領導人利用了他缺席世界舞台的時機，推銷他們那一套政治制度的實際好處。
中國政客擁有能夠著眼長遠，不用面對選舉週期那些無情要求的優勢。同時，中國的技術官員可以略過民主政治的所有制衡，很快的下決定。他們在行動之前不用擔心怎樣擺平國會或者輿論。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聽到西方學者對我說，和能夠辦得成事情的中國官員打交道真令人耳目一新了。如果你有很棒的綠化都市環境計劃，或者調整一個交通系統的想法，又或者重振一整個行業的構思，交給中國，那裡的人可能真的會在計劃變得無趣之前付諸嘗試。這些西方學者沒有一人(即使有也少得可以忽略)真的想實行中國那套在他們看來壓迫而不自由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約而同地仍然認同民主，只是他們希望民主制度也能那樣果斷。
羨慕獨裁者的諷刺之處是，它和歷史的證據相佐。在過去100年，民主政體顯示了它們在處理任何政體需要面對的最嚴重危機時比獨裁政體做得更好。民主政體贏了戰爭。它們捱過經濟災難。它們因應環境問題而作改變。而獨裁者正正因為無需首先處理輿論，最後造成災難性錯誤的是他們。當獨裁者把事情搞錯了，他們可能會帶同整個國家和他們一起跌下深淵。而當民主國家的領袖把事情搞錯了，我們在他們可以構成無法彌補的破壞之前把他們趕下台。
然而，在危機當中，那並不能帶來多少安慰。我們一直羨慕獨裁者的原因是，當事情正在轉壞，沒有穩定的思緒就不能把眼光放遠。那些使民主政體在長遠佔優的特質—它們對失敗的不安和不耐煩--也是難以把眼光放遠的特質。民主政體很不善於把握時機。它們的生存技巧是見一步走一步，得過且過。民主的詛咒是，我們注定要渴求我們不能有的東西。
最先意識到民主生活這種深刻矛盾特性的人是一個法國貴族。當托克維爾在1831年到美國研究它的監獄時，他和當時所有人一樣，對民主持有偏見。他認為，那是一個混亂，愚蠢的政體。到一年後他完成旅程之時，他改變了想法。他認為，美國的民主比看起來的要好得多。表面上，所有事情看來都是一團糟：在爭吵的政客，誹謗而缺乏消息的報紙(美國記者的工作，托克維爾寫道，就是粗糙的攻擊，不做準備，不顧文采，為了逮住人會把原則放在一旁)，分了心的民眾。沒有人能夠把握住什麼。噪音太多，訊息不夠。但是，假以時日，這些過量的噪音產生了一種適應能力強，不會因為長時間靜止不動而陷於停滯的政治。美國政治的喧鬧是其基本健康的標誌。美國人不斷的踏入陷阱，然後又走出陷阱 。民主政體犯的錯誤更多，托克維爾寫道，然而它們修正的錯誤也同樣更多。美國人點起的火頭更多。美國人撲滅的火頭也更多。
托克維爾的天賦在於，他發現了活在這種體制下可能造成的心理影響。不是其一便是其二。許多人會對民主政治經常不能有效運作感到非常不耐煩。托克維爾稱民主為“不合時宜”的政體，因為它似乎從來不會著力迎接挑戰。當事情看來糟透了的時候，民主政客常常在為一些瑣事爭吵。而當危機過去了，便發現同一群政客找到了轉危為安的方法。這一切都很不體面。因此，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政體下的民眾永遠會對最低限度知道怎樣演一場好戲的國王，暴君情有獨鍾。民主政體夢想著得到能夠用強硬手段使人做事的政客打救。當那樣的政客沒有出現時，他們會非常不滿。憤怒和厭惡從未遠離民主生活的表面。
然而，民主政治的不合時宜特性可能造成的另一種心理後果是自滿。若果民主真的沒有看起來那麼壞，則設想所有危機都沒有看起來那麼糟糕是很誘人的。事情最終會好起來的，只要我們不會反應過激就行。托克維爾注意到，美國的民主是建基在信念上的：人們得要相信，這樣一個亂糟糟的體制最終是對他們有利的。而危機在於，人們對民主的信念會使他們看不見他們的政客在犯的愚蠢錯誤。有些危機，即使對美國人來說也真的和看起來一樣的糟糕。
直到剛過去的幾個星期，托克維爾的分析都是理解現代民主出現以來的運作方式的最佳指南。民主的心態是在同一時間感到絕望，而又輕率的信心滿滿。看一看美國目前那一批政治亡命之徒的舉動吧。你必然只會在認為制度運作得太糟糕，幾乎無法修補了的時候才會關閉政府的。非常的時刻需要非常的方法。在另一方面，說你只會在認為體制運作良好，能捱過加諸它之上的任何事情才會關閉政府也是真的。任何事情都沒有看起來那麼壞。實行焦土政策的共和黨人既放棄了美國的民主，同時又對它有無窮的信心。他們不想拋棄民主，當然不會想換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什麼別的都好，就是不要那個)。而他們同樣不能再容忍民主制度那些亂糟糟的妥協。極度的急躁和放任自流的宿命論是民主生活的兩害。同樣的政客在同一時間展現這兩點。
事情一直都這樣。整個20世紀的民主政治歷史就是危機一再發生，期間政客和公眾在對危機反應過度還是淡然處之兩者之間出現撕裂，而未能在兩者中間找到平衡點。對獨裁者的羨慕從來沒有遠離表面。當決定性的世紀危機在1914年爆發時，這種羨慕成了民主政治永恆的特色。當人們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會在聖誕節之前結束的時候，對於民主國家有沒有能力打敗德國軍事機器的憂慮開始湧現。它們能夠有效運作嗎？在1915年10月，《時代雜誌》在其投稿版面主持了一場使人焦慮的辯論，題目是在總體戰爭下，民主及獨裁的相對優勢。人們一致的看法是，民主體制弄錯了事情的緩急輕重。正如一個投稿人提到，德國的皇帝可以根據政客的成績來提拔他們，而“民主體制則沒有這種認識：這制度選擇領袖的條件是他們出身良好，善於演說，他們是好人。”1915年10月，戰爭的焦點在東方，德軍在那裡對俄軍取得軍事勝利，而英軍則剛剛在達達尼爾海峽嚐到被土耳其軍隊打敗之恥。投稿人在想什麼明顯不過。要對英國戰敗負責的政客是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取得領先的德國將領是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民主制度的問題在於，它把權力交給丘吉爾這樣的無名小卒。獨裁政體的優勢是，它提拔了魯道登夫這樣重量級人物。
在整個戰爭期間，西方民主社會日益崇拜在1916年連同興登堡成為德國事實上的獨裁者的魯道登夫。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民眾並不是真的想要受魯道登夫統治，他們只是希望自己選出的政客可以更像他一點。在1917年，美國參戰之後，《大西洋月刊》派年輕的明星記者孟肯(HL Mencken)到德國採訪那個大人物。孟肯確信，魯道登夫代表了德國將會取得最後勝利的理由：他無情，實事求是，果斷。他和美國的威爾遜總統之間的對比再強烈也沒有了。威爾遜只知道演說而沒有行動；一個曾經保證美國不會捲入戰爭，然後又改變主意，宣布參戰的舉棋不定的人。而甚少公開發言的魯道登夫則是無聲的的驅逐艦。民主制度看起來太迷惘，也太混亂無序了，無法與之抗衡。
孟肯錯了。魯道登夫有著所有獨裁者都有的缺點：他的應變能力不足。當他那個指望在1918年戰勝的大計並未帶來決定性的突破時，他沒有後備計劃。他只是繼續血戰到底。直至他和他的軍隊土崩瓦解。那舉棋不定的威爾遜到頭來是具有應變能力的一個。西方民主政體贏得戰爭是因為，儘管它們犯了更多的錯誤，它們也改正了更多的錯誤。它們改變政策，戰略，更換了將領和政客；一改再改，直到它們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法國在1917年的那段黑暗日子中，在幾個月之內換了三個總理，直至他們找到那個將會拯救國家的克里孟梭為止。那時候，法國政治看來就像最壞的民主制度：煩躁不安，眼光短淺，容易慌亂。只有後來回顧的時候才會發現，起作用的正正是這種躁動不安。西方民主制度捱得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在於，它們有夠混亂，因此不至於被制度本身的缺點困住不動。
然而，那場勝利並不足以終結羨慕獨裁者的情結。打敗了獨裁者的威爾遜，想要和他們一樣果斷。這次他和列寧比，為了擋住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他希望建立一個對民主制度安全的世界。可是，民主制度不讓他把構思實現。使民主制度捱過戰爭的那種躁動不安導致威爾遜建立永久和平的嘗試失敗告終。他希望民眾把眼光放遠。可是，選民更關注眼前的問題：工資，工作，物價，和報復。美國的參議院阻止了美國加入國際聯盟。英國和法國的選民復歸於他們的本國利益，而他們的政客又重新為瑣事爭吵。民主制度國家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可歌可泣的戰鬥中達致勝利，是因為它們犯的錯誤沒有使它們停頓。只是，它們的勝利同樣沒有使它們定下來，因此，民主國家浪費了它們的勝利果實。
這一模式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重重複複。1930年代初，在大蕭條的高峰期，人們對獨裁者的羨慕甚囂塵上。許多人假定，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有向獨裁者學習才能夠存活。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來像會下艱難決定來避免災難的實幹者(這段時期，人們特別崇拜墨索里尼，因為他使火車依時開出)。相比之下，獲選的政客看起來就像可憐的侏儒；對他們的選民畏懼得不敢負責，而且受到他們的國會重重阻礙，無法改變做法。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證明了這一種分析不正確。他是個惡名昭著的善變政客，永遠不太肯定自己在做什麼，相信什麼，但是什麼都願意試一試，看看那一套會行得通。在他那長長的總統任期期間，經常會有預測說，災難要來了：要麽國家會被毀掉，要麽羅斯福原來是一個獨裁者。兩個預言都沒有成真。在羅斯福混亂而足智多謀的領導之下，國家一步步的走出了困局。最終分崩離析的是獨裁政體。奧巴馬並不是羅斯福，可是他面對的批評是一樣的。有些人批評他獨裁，另一些人罵他老是舉棋不定。事實是，他兩者都不是。他只是個盡力湊合出解決方法的民主政客。
在冷戰期間，西方的評論員幾乎沒有一個時刻不在擔心戰爭會輸掉，因為俄羅斯人比我們無情得多。當選的政客太專注於再次當選而沒心思為最終的勝利制定一個連貫的政策。他們一再錯失機會。這種恐懼在整個1980年代中持續，即使在冷戰終於就要勝利的時候也是如此。在雷根時代的白宮，充斥著賣力的冷戰鬥士，每一個人都讀的書(據演講稿撰寫人佩姬努南(Peggy Noonan)說)是一本由陰沉，自命不凡的法國知識份子勒韋(Jean-François Revel)所寫的How Democracies Perish (民主政體如何消亡)。和所有人一樣，勒韋發現蘇聯的體制深陷困境：共產主義行不通。然而他認為，蘇聯的制度會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一同帶進墳墓，因為民主國家過於優柔寡斷，應對不了殘局的殘酷政治。當蘇聯瓦解，西方不會知道如何利用時機。民主政治無盡的雜念會擋在路中間。因此，克里姆林宮裡頭腦清醒的暴君會顯示，他們比我們更高更強。當危機來到了，民主會應付不了挑戰。
但是，當危機來到了，民主制度用不著應對挑戰。冷戰的結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很相似：勝利者意外地發現自己勝出了。儘管心有旁騖，民主制度還是勝利了這樣的說法不對，因為正是那些雜念，民主制度才贏的。當蘇聯人因為走不出阿富汗而陷入麻煩的時候，西方的民眾看電視，然後去購物。然後有一晚，他們打開電視，發現柏林圍牆倒下了。正如1918年那樣，把這個勝利轉化為一個巨大的道德傳奇而誘惑存在著。民主制度取得這樣的壓倒性勝利必然有一個重要的意義。此外，這必然是民主作為一種適合所有人的正確政體，加強控制世界的時機。但是，那勝利沒有什麼巨大意義。在圍牆倒下之後，西方民眾只是繼續去購物而已。
冷戰的勝利果實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果實一樣被浪費掉了。這部份是民主政治的躁動不安造成的後果。一些政客(喬治·W·布什，托尼·布萊爾)對民主制度自我顯露其長遠的優點等得不耐煩了，想要加快進度，造成了災難性後果。2001年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之戰旨在打擊恐怖主義，並推廣民主的優點。然而，它們推廣了恐怖主義，使民主制度受到懷疑。但是，民主制度目前的困境也是典型的民主自滿的後果。到了21世紀，人們對這個模式熟悉得把事情看作理所當然：什麼事情都沒有看起來那麼壞，民主制度會見一步走一步，最終走出困境。在2007-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是那日益膨脹的自滿造成的。當暴風雨出現時，政客，中央銀行家和一般民眾全部都以為，局面會自己好起來。我們繼續購物，繼續瞪著我們的電腦。在陰暗中跌跌撞撞，我們差一點跌下懸崖。
怎樣在無根據的自滿和對事情沒幫助的躁動不安之間前進是民主制度的難題。這個很難辦，因為要消弭自滿聽起來顯得躁動不安，而要消弭躁動不安聽起來則像是自滿。這是信心的陷阱，而那沒有簡單的出路。向茶黨說美國付得起奧巴馬醫療保險計劃(Obamacare)的賬單和向奧巴馬醫療保險計劃的建築師說，茶黨的話有道理是同樣的徒勞無功之舉。對英國獨立黨(UKIP)說英國的民主制度最終會找到方法適應湧入的移民與對看《衛報》的自由派人士說英國獨立黨的觀點不無理據是一樣的沒有用處。在民主制度下，你總是可以用短期的紛亂來和長遠的優勢比較，正如你也可以用長遠的優勢和短期的紛亂做對比一樣。
羨慕獨裁者的情結不會消失。隨著中國和印度最終為爭奪21世紀的戰利品而一決高下，民主和獨裁的根本性戰役場地也許會移到東方。然而那模式可能會自我重複。印度的民主紛亂無序，人們渴望它果斷行事。中國的獨裁專制有效率，但是需要更大的應變能力。長遠來說，更具適應力的制度可能會是勝利者。但首先，它的短期缺點不能擋在路中間。與此同時，西方的民主政體面對它自己的信心陷阱。在歐洲和美國，經濟危機使尋求在好日子重新來臨之前穩住局面的獲選政客在慌亂無序的摸索。我們的政治眼光狹窄，注重實際，我們的領袖除了試圖確保情況不會壞得日後無法彌補之外便沒有做什麼別的了。但他們在應對這些熟悉的民主戰役的同時，可能忽略了一個更大的威脅。在過去，民主制度應對了環境問題的挑戰。但是，氣候變化問題失控的風險規模與可能造成的影響都和那些環境問題不同。這是個沒有任何民主政體能夠有信心應付的事。然而，在目前，我們對此沒有行動。在民主的自滿和民主的躁動不安之間的長遠較量中，民主的自滿可能會獲勝。如果是這樣，我們會全盤皆輸。
與此同時，民主生活的摸索為情報人員和國家安全機關製造了持續的條件，使他們得以利用我們的注意力分散來窺探我們。我們繼續購物，繼續瞪著我們的電腦的時候，他們有了看著我們一舉一動的絕佳機會。人們對於情報機構的活動在近期被揭露的回應為民主的躁動不安以及民主的自滿都提供了充足的例證。因為我們先前沒有留意他們，他們於是得以在我們不知情之下注視我們。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在做的事了，許多民主社會的民眾感到憤怒，厭惡。惡言滿天飛：必須對此做點什麼。但是，同等數目的人聳聳肩，表示不在意：我們沒有東西要掩藏的話，為什麼要介意別人偷聽？當樂購(Tesco)和谷歌(Google) 可以收集比對我們生活中的瑣碎資料，情報機構會做同樣的事情就不足為奇了。政客的回應也同樣莫衷一是。有些政客怒不可遏。有些政客因為對此不知情而覺得尷尬。可是，對此不在意的也很多，他們的理由是，間諜收錢就是做這個。他們宣稱，失去隱私是民主安全的代價。
民主生活的模式就是，落入將要發生的災難之中，然後走出來。不民主的做法在我們沒注意到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出現了，直到民主制度的慣常措施—自由的新聞界，少數不順從的政客—把這些揭露出來。當發生這種事的時候，民主政體只是做了最低限度的必要修正，直至它們落入下一個災難為止。對任何民主政體來說，向會產生危機的力量施加持續而警惕的壓力很難做到。等待危機出現了才嘗試做點什麼會容易得多。新的資訊科技不僅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還使之更加嚴重。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不專注。在世界上流通的過量信息使任何人都不可能長久的保守秘密。這種科技同樣使取得民眾廣泛同意來推行有關公眾生活的廣泛改革幾乎不可能。噪音太多了，信號太少了。因此，我們在期望能摸索到出路的同時，十指緊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