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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激烈的美国大选揭晓在即，无论特朗普连任成功，还是拜登成白宫新主，下任美国总统都将面临未来四年美中关系走向的新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六位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经济贸易、网络安全、人权、台湾等5大议题为下任总统提出建议。
下任美国总统应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美国的竞争者（Competitor）、敌手(Adversary)，还是敌人(Enemy)，将界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并预示其未来走向。
定义中国：敌对与合作混合的竞争关系
温斯顿·洛德（Winton Lord）是近50年前美国打开中国大门外交的参与者；他曾在共和、民主两党政府中任驻华大使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洛德大使告诉美国之音，下任美国总统应继续现政府对中国的定义，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美中“所有关系将继续是一个竞争性混合体，有些敌对的热因素，还有些有限的合作因素”。
洛德大使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全面性敌人，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的敌人”；不过他指出，“尽管美中之间有竞争与合作，无论（中国）在人权、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对我们社会的渗透，我们都会在这些领域里反对他们。”
洛德大使强调，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很大程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中关系中有对抗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陷入冲突或让中国彻底成为敌人。这只是意味着两国关系存在着紧张，特别是由于中国最近在国内外采取的需要我们加以管理的行动。”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国际法律启蒙者，也是为中国的异议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国法律专家之一。
现年90岁的孔教授认为，下届美国总统不应将“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挑战过于简单化”。“我不认为一个单词或一句话可以概括出一个足够的可供考虑的战略。为了既简单又足够，我有个公式，称作4个C”。” 即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批评(Criticism) 、遏制(Containment)。
虽然孔杰荣也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需要遏制的对象，但他更强调美中合作。他说：“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与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环境和经济领域；还有在那些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的安全领域：太空和网络，北极和南极，所有这些领域都急需更好的规则、秩序和安全。而要没有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合作这是不可能达成的。”
孔杰荣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中要有“与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冷战政策”。因为“美国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防御，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认为必须采取的防御措施。”他认为，“中国也需要遏制自己。它已经在遏制美国。中国需要限制其过分积极的军事主张和政策。因此，双方都需要，可以叫做相互遏制。”
孔杰荣认为，“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竞争，这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批评，双方都要自由表达，需要更多中国不透明社会的信息；我们需要双方各自遏制自己的军事力量，我希望美国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将更多资源不是投入军火而是改进我们自己的社会，帮助其他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因此这是很复杂的。我们无法将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用一个词来概括。”
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罗姆尼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家安全顾问。
范亚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手。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战，“不仅对美国而且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挑战，这种挑战全面存在于一系列领域中，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等。
范亚伦指出，美国下任总统必须正视这些挑战，在对华政策上不光要防守，还要主动出击。
“我们必须抵挡住(双边关系)重启的诱惑，想当然认为过去四年中快速涌现的问题只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使然。我不认为如此。我认为，只有防守政策将不足以应对。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让中共政权对所其采取的一系列日益挑衅的政策付出代价。”
范亚伦认为，基于对中共列宁主义政党本质的认识，美国下任总统的短期目标仍然是回击中国的挑衅性政策；长期而言，双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领导层是否改变。
“这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权，致力于在国内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其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竞争抱持非黑即白和零和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自身的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让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最大化。”
“由于这个政权的本质及其现任领导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标，我们将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竞争加剧。我们必须对此有现实的认识。”
胡平是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地方人大代表，《论言论自由》的作者，留学美国后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民运理论家。
胡平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当然应该把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敌手，这“不仅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危险的挑战者，它在意识形态上否认普世价值，更因为习近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释已经揭示了中共政权的扩张野心。
“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说这‘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而所谓‘天下观’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胡平指出，按照中国的天下观，天下必须归为一统，即所谓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就是你的存在妨碍了天下一统，所以就要把你消灭，这还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中以开明著称的赵匡胤讲的。”
胡平表示，过去中国要么认为自己就是文明本身，要么是天下的中心，“因此，一统天下就是要让自己的中央权力遍及全世界，” “用它的政府和用它的力量造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显然是跟现在的世界秩序不相容的。”
胡平认为，习近平用这种天下观解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就意味着把侵略和扩张都合理化，而且必然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而“由于中国比当年的苏联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中国庞大的体量，所以它确实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构成极其严峻的挑战。”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1960年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
黎安友认同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定义，“同行竞争者”(Peer Competitor)。黎安友说，这是两三年前白宫在咨询了其他机构后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这是个好概念”。
但黎安友不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它很分裂，特朗普的政策是打贸易战，蓬佩奥的政策是推翻中国共产党，而其他一些官员的战略则是坚持对等。”
黎安友认为，将中国视为百分之百的敌手是错误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想推翻全球体系或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其影响力，包括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是竞争。因此，如果我们将其视为竞争，我认为重点应转移到美国，即更好地加强自身，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体制，以便我们可以与中国竞争。”
黎安友对中共的看法也不同，“中国共产党跟冷战时的苏联共产党不同。苏共要将社会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要推翻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在我看来，中共没有这个野心。他们没有试图让欧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采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共要的就是保持其在中国的政权，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中国为着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它并没有要推翻其他政府。”
章家敦(Gordon Chang)是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2001年因《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闻名。
章家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恶意袭击美国。 现在，我们有22万6千美国人被北京故意释放的病毒杀死。 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开始的，是自然产生的还是实验室制造的。 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2月和1月采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结果必然是这种疾病会传播到中国境外。因此，这是恶意传播这一疾病。”
对华贸易政策 - 关键领域脱钩已成定局
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制性关税对华展开贸易战。今天一月美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大流行重创美中乃至全球经济，协议能否最终完全执行前景不明。但贸易战加速了美中供应链的脱钩。下任美国总统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华贸易政策？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多年来一直采取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违反世贸组织准则，获得不正当优势，窃取知识产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所以我认为确实存在着问题，现政府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其应对并不有效。”
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重点放在关税上。“我不会取消目前的(贸易)协议，但我会尝试在知识产权、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网络盗窃经济秘密等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
关于美中经贸脱钩问题，洛德认为，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全面脱钩，“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它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那是使用砍刀而不是手术刀。”
他表示，美国应该非常小心，有些对中国供应物品的依赖必须打破，“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大流行中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像这些有选择的领域；还要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加强我们自己的国内生产，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中国的。”
洛德认为，发动全面贸易战、全面脱钩最终会造成对许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脱钩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它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根本性变化，也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说，中国为关税付了代价，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消费者为关税买了单。我认为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损害，因此是完全失败的。我也不认为贸易战应该继续下去，或应该加强它。我认为这行不通。”
黎安友认为，美中经贸脱钩是个复杂的问题，关乎安全的领域不可避免地将会脱钩，“高科技领域无论是否发生贸易战，都将发生脱钩”。但在制造业、原材料等许多其他领域，不会完全脱钩。以iPhone制造商为例，“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苹果公司制造出这么多高质量的iPhone。 但这仅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个例子，美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别无选择。”
黎安友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在贸易上将安全考虑与经济考虑分开。“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包括间谍、技术盗窃，那么政府应加以干预，以防止美国被利用。举个例子，当一些中国公司想在美国投资购买一家公司，以便从该公司获得技术时，如果该技术对安全至关重要，那么美国政府应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其次，黎安友认为，应重返“奥巴马政府达成、特朗普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安排(TPP)，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并制定激励中国遵守这些规定的规则，我们应该还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规则，使用法治、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在其经济不公平的地方做出改变。”
第三，黎安友认为，美国应坚持自由贸易，不用关税武器。“我们必须像通常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且不要使用关税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它不起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则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中国当作正常贸易国。““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中国经贸关系当中的许多方面，部分是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那些政策，部分是由于中共政权的本质。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继续将中国只是看作另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不是。”
但他在安全考量和关税问题上与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亚伦认为，应继续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强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需要申请出口许可，重新调整某些供应链。但他不认为应当继续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于两国间一些不涉及战略敏感的贸易没有理由去改变。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好的资本主义反而比不上坏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偏偏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权优势，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竞争力。”
胡平说，固然过去20年美中经贸交往的结果双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样。“在美国，得利的是跨国资本，而一般劳工的利益受到损害；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会得到好处，但最大的获益者是专制政府，强化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胡平指出，美国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在所难免。但他认为，贸易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便是要实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钩，要做到的前提是跟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联手，“因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同盟之后，脱钩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没跟对方脱开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结果更糟糕。”
一向尖锐批评中共的时事评论家章家顿认为，无论谁赢得2020大选，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将无法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会结束贸易战，“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喜欢特朗普总统根据特别301条款对中国施加关税……拜登总统将重新尝试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失败政策。”
章家敦认为美中贸易协议不会继续，“因为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的贸易义务……对中国而言实际上只买东西是最容易做到的…….我认为特朗普会意识到不可能与中国进行谈判，他们没有诚意。因此，我认为他将结束协议。”
章家敦表示，下任美国总统要实行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双方完全脱离，“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切断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切断与中国建立研究伙伴关系的对美投资，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科技与安全 - 对华为的制裁十分必要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顶尖科技公司华为的制裁使其被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但针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国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网络安全方面，下任美国总统应采取何种政策？
几乎所有受访者 - 无论立场自由还是保守，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巨头华为非常必要。
洛德大使说，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的应用程序构成了对美国的普遍性安全挑战：“关于网络安全，我们不应该模糊，应该尽一切可能反击，并保护我们的利益。特别是在涉及窃取经济信息或安全技术信息时。”
孔杰荣说：“我一分钟也不会相信我们应该输入并采用华为或中兴这类技术。这很危险。无论华为怎么说，它都是中国政府的工具，对于我们许多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黎安友说：“我们不应该使用华为设备，因为我相信华为听命于中国政府的指令，即使他们说没有这样做，其设备可以在发生网络冲突的情况下用来监视或伤害美国。”
多数受访者认为，如何处理类似TikTok和微信等应用程序可能是对下届美国政府的挑战。洛德大使说，要区分网络间谍跟每个国家都在做的情报搜集，在这方面也应该“用手术刀而不是大砍刀。”
他还认为，要与美国的盟友紧密合作，“呈现一个联合阵线，制定一致的政策，一个能区分实际安全担忧与维护美中两个社会间通常是积极方式联系的政策。”
孔杰荣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引用国家安全关切来制止与中国合作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用一般原则只能走到这里，我们必须研究每个个别案例，那将是对新政府的挑战。”
范亚伦表示，应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对等原则， “如果中国禁止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为什么西方国家应当允许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这是公平的问题。”
章家敦对此表达得更为断然， “我认为下一任总统就应立即禁止微信和TikTok以及所有其他中文应用程序。如果联邦法院不喜欢，那我们就根据《1917年对敌贸易法》的规定来认定中国，因为这会使联邦法院更难推翻禁令。”
章家敦说，“我们应该让中国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付出最大代价。他们每年窃取数千亿美元，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制裁应为每年数千亿美元。”
对华人权政策 - 如何让北京付出代价？
特朗普政府对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权侵犯施加了极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抗中共的人权侵犯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但是，北京在国内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未因此收敛或改变。对此，下届美国总统应采取什么样更有效的对华人权政策？
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必须继续公开和私下就中国人权问题大声疾呼，并在制裁或言辞批评方面尽可能获得更多国际声援。
洛德大使认为：“在人权努力上不仅现任政府而且过去的政府都始终处于巨大困难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置政治控制和政治制度高于一切，为了维护这一点，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更是如此，在国内，对新疆实行野蛮政策，破坏香港的自治使之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以及镇压中国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使习近平变得更具镇压性。”
洛德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人权政策必须现实，人权问题不能完全驾驭美中关系、主导议程。“我们有安全、外交和经济利益等许多必须推动的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议题都让位于人权问题。如果中国人权需要改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首先必须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本身。我们应该维持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既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公众和国会对中国政策的支持，它也给中国的改革者带来一些鼓励。”
洛德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还必须以美国社会自己的榜样为基础，他批评特朗普总统，“正在树立一个非常糟糕的民主模式，使我们在某些同样问题上向中国的施压变得虚伪。”
洛德大使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国内恢复民主、法治、规范和人权，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大声疾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可以传递更有效的讯息。”
孔杰荣教授说，特朗普总统在国会支持下采取了制裁中国人权侵犯的措施是有效的。“我不会说这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自从今年7月1日新国安法生效后，中国没有试图制造更多焦虑。”“即使对12名香港人在中国进行起诉也没有根据新港版国安法。因此，我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地不要让人们感到太不安。”
孔杰荣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对北京人权侵犯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执行力度。 “尽管他们声称，对世界上任何人，只要他们认为有对香港和中国有害的行动和言论，他们都可以行使司法权，但他们尚未采取行动。…….我认为他们在等待，观察下届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
范亚伦强调，下届美国总统的人权政策必须能让北京在人权侵犯上付出代价。“下任总统立即面对的一个问题会是，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北京冬奥会。由于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为，美国国内会有巨大压力，国会、人权团体会呼吁抵制。然后问题是其他民主国家是否会参加。”
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中共现在在回应人权问题时有着过去或是其他威权政府所没有的傲慢，因为他们相信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
范亚伦表示，美国表明施压的意愿非常重要，“既是希望促使北京改变，更是教育本国民众有关中共及其所作所为的本质。”
黎安友为下任美国总统提出了促进中国人权的三个杠杆： “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应该做很多联合国人权系统中还没有做的事情，以保持压力、继续关注中国，并联合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也就是多边外交。”
“第二，很重要的杠杆是我们自己的榜样，美国在世界上的存在。人权和法治的概念，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人们都看到这种理想的存在。”
“第三，是中国人民本身，他们是促进中国人权的主要力量，不是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无论是通过言辞还是通过政治庇护……我相信，如果中国人民想要人权，那最终会发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他们。”
章家敦认为，中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足以让下任美国总统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这些罪行与大屠杀前的第三帝国的罪行一样严重。这太可怕了。70年来，世界都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有义务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他认为，光是实施对中国的制裁是不够的，“这是个大一统政权。我们不能小打小闹地考虑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正在跟一个恶性政权打交道。”
对台湾政策 - 战略模糊还是清晰？
特朗普政府为提升美台非正式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内阁官员访台、加大对台军售、呼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台湾内部和美国国会已经出现要求美国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呼声。与此同时，北京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也罕见地密集出现。下任美国总统应秉持怎样的对台政策？
洛德大使肯定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他说， “其中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提升对台非官方关系，派高级别官员访问，但不是挑衅地派国防部长，而是高级别经济和其他内阁官员访问台湾；继续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但敦促台湾购买并发展自己的武器预算以应对中国的威胁，如导弹，提高跟台湾军方幕后协调，避免对中国挑衅。”
但他认为，美国应继续维持 “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 “过去7、8任美国政府实行的这一政策，保留着与中国的基本关系，起到了保护台湾、并使之成为不仅有繁荣的经济力量，而且具有中国血统的民主制度的典范。如果朝着正式关系变化，或是宣布正式的安全条约，消除战略模糊，这样做极具挑衅性，并有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当然会损害更稳定关系的任何机会。因此我们不应该作根本性改变。”
黎安友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重申基于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即除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在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不设立场。我认为，下一任总统应维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对台湾政策。”
范亚伦也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很长时间以来发挥了作用，他不确定尝试改变是否有利，但不利的是“可能会给予中国借口，施加更多压力。” 他认为现实很清楚，“台湾是个独立的主权实体，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台湾有权保持这个地位。”
洛德大使表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恢复美国对盟国的信誉，特别是亚洲盟国，而不是试图让中国测试美国的威慑能力。洛德大使说，还有一项紧迫事务是继续为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代表权施压。
孔杰荣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一百周年。“好以强势领导人出现的习近平为要能有理由高调纪念这一伟大活动承受着巨大压力。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实现台湾和祖国统一更重要的了。因此我认为，未来几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采取的进一步加强台湾的步骤应适度。“必须注意不要走得太远。我们必须保持在现有的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协议，现状不应有任何改变。”
黎安友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进行军事进攻的打算。“因此，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触发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攻击。更改政策名称只会增加对习近平使用军事力量的压力。我们不想引发战争。”
范亚伦认为，美国不应放弃战略模糊，但美国应当帮助台湾发展防御政策，并且明确表明，如果中国使用武力，美国会协助台湾。“我们必须帮助台湾抵御中国。我们同时也必须采取步骤，发出明确信号，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或试图胁迫台湾，我们会履行《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施援台湾。”
他表示，“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们的决心，低估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施援台湾的决心。”
章家敦认为，要想避免台湾海峡战争，美国就应该明确声明捍卫台湾。“要记住，在1950年，我们向金日成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捍卫韩国，结果发生了什么？他就攻击了韩国。我们明确告诉萨达姆·侯赛因，我们不会捍卫科威特，结果怎么样？他就袭击了科威特。相同的态势，我们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我们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声明来避免海湾战争，我们可以说会捍卫韩国，我们可以说将捍卫科威特，然后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也不会有海湾战争。因此，我们不应再犯同样错误。是的，如果我们想与中国开战，那就不要说我们会捍卫台湾。这是与中国交战的最简单方法。但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明确我们会捍卫坚实民主的意图。”
章家敦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致力于承认台湾为合法政府。“如果台湾想与美国达成共同防御条约，我们应该对此持开放态度。应该让台湾成为像北约这样的条约伙伴。”
胡平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早日实现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一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对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不消说有很大的意义，另外也有力地解决了美国台湾的战略清晰还是模糊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它对台湾的安全就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保障。”
胡平认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和美国建交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如果美国跟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中国大陆其实找不出理由来反对。
胡平指出，中共从2000年起就已经悄悄修改了它的一个中国原则，“原来它的一个中国原则要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及它还要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可是自2000年之后，它就只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不再反对一中两府了。”
胡平说，如果美国在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情况下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一中两府，因为其前提依然是一个中国，所以中共方面没有任何理由来抗议。”
胡平问道：“中国既然可以既承认北韩政府又承认南韩政府，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既承认北京政府又承认台北政府呢？道理是一样的嘛。”
胡平表示：“如果美国跟台湾建交了，第一，它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另外它也使得两岸关系、台湾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对两岸关系比较长久地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有极大好处，所以这不但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