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Clara Ferreira Marques
發表日期：2020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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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金融樞紐出現的日用品脫銷開始使我回想起，在混亂的1998年夏天於俄羅斯購物的情形。看到什麼就拿什麼，有隊就排。人們用各種東西來換取外科口罩和消毒凝膠; 清潔劑的貨架空空如也。上星期，在一則網上傳聞出現之後，衛生紙脫銷了。就像委內瑞拉那樣。
每一處的群眾都慌亂失措，社交媒體基本無力緩解。可是，在冠狀病毒陰影下的香港，明顯的焦慮揭示出，在這個居民向來期望—假如撇開政府的話—私人企業至少也得保持一切如常運作的城市，不信任感高漲得使人擔心。政府和私人企業都失敗得一塌胡塗，即使有2003年使接近300人喪命的SARS前例，兩者都沒有做充分準備。
脆弱國家的慣常定義包括欠缺保護其公民、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以及其政府合法性受到質疑。在疫病爆發後，加上幾個月來對爭取民主示威活動的處理荒腔走板，香港幾乎符合所有這些定義。此外，香港的司法系統受到制肘，其作為金融樞紐的前景暗淡無光。
先看一下情況。香港—至少在目前—還沒有像中國大陸的一些地方那樣糟糕，那些地方的人不是在築路障，就是受到無人機監視。香港不是武漢。但是，在26宗確診病例和一人死亡之後，這個有700萬人口的半自治區域實行了封鎖，學校、大學和博物館關門了。連續幾個月反政府示威造成的撕裂，使這個3600億元的經濟體一片狼藉。口罩供應之短缺，導致一些診所停業，藥店門外，日復日出現人龍。同時，政府的聲明在社交媒體上引來嘲笑：一個年長的政客在立法會上聲言即棄式口罩可以用隔水蒸的方式消毒，無視當地衛生防護中心官員的反駁。
對一個剛才秩序井然的新加坡來的人而言，香港混亂得使人難以理解。事實上，很難不去聯想我研究和報道過，位於非洲和前蘇聯的行將崩解的國家。問題並不在於疫病，也不在於香港的保健系統。問題在於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當局對局面的不當處置。當局的合法性和社會資本之低，使得市民根本不再相信它會基於他們的利益行事。當危機源自大陸的時候，這種不信任的理據尤其真確。
林鄭對口罩問題的拙劣回應顯示了政府的管理失當。去年官員為了遏止示威者隱藏身份而禁止蒙面，現在他們為了防止病毒傳播又開始要求人們戴口罩。然後，在香港錄得首宗冠狀病毒致死案例的那天，林鄭不戴口罩地現身於公眾面前，說為了把口罩留給醫務人員，官員不應該戴口罩。高級公務員無視這一指令，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指控她散佈恐慌，衛生專家抨擊那個想法不安全。林鄭最終為造成混亂道歉。
那個混亂之後就是衛生紙恐慌，這在任何一個國際大國都是無法想像的事。比起街頭衝突，所有這些應該更使公司總裁、銀行家和貿易商擔心：它們意味著惡化。下一波會更糟。
一個經歷過SARS的城市會未克為民眾儲備足夠的口罩，或推出清晰、有效的隔離措施是無法辯解的失敗。一個突顯緩急輕重錯置的事例是，去年這個時候，衛生當局著重的是禁電子煙，這在目前看來幾乎就是雞毛蒜皮的事。
林鄭引入專制措施的時候動作很快—關閉公園、暫停郵政服務說來就來，相比之下，安撫民眾、隔離旅客和派發便宜口罩的努力則遠遠不如。到了星期六的零時一分起，大陸來的旅客才需要被隔離，而疫病的嚴重性為人所知已經好幾星期了。
和新加坡比較，香港完全不是一檔次。假如官方數字準確的話，那個東南亞城巿目前的病例比香港還多。星期五提高警戒級別也引發新加坡人清空超級市場的貨架，但至少在目前，當地沒出現香港這種持續的恐慌。現在，新加坡學校的活動受到縮減，公司則受收到指示，按照SARS之後推出的明確機制，為取消大型活動制止應變計劃。此外一切如常。口罩儲備不缺之餘，還免費派發。至少在上星期初，那裡沒出現要拿到口罩的人龍。
那個都市國家也有它的搞砸時刻，比如寨卡病毒爆發，對自由也不怎麼著重。毫無疑問，上星期五的公告可以處理得更好。但新加坡看起來還是遠比香港有能力、準備得更好。香港的富人客戶此前只有在新加坡開戶口。現在他們可能開始轉移資金。
想一下，銀行業和貿易中心需要什麼。它們需要資金進出自由，需要有可靠的司法系統，最重要的是，它們的職員—不論是外派還是當地的—可以安全地工作和出行。香港越來越滿足不了這些條件。一個相對優勢還是有的—只要中國繼續按制資金和信息流通的話—但這個優勢在縮小了。
香港不是卡拉卡斯，至少現在還不是。但看著一群女人你爭我奪最後一包防菌紙巾，我就像回到莫斯科，看著人們在幣值崩坍引致畢生儲蓄縮水之際，進行恐慌性的爆買。失敗國家，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幸家庭那樣，各有各的失敗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