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治理的挑戰】
中產階級的崛起
對美國人來講，所有的好事在傳統上都被認為來自強大的中產階級。中國正在打造巨大的中產階級，其人數幾乎已到達與美國全國人口相當的規模，不過它還有十億人民仍然處於相當不夠安全的經濟環境。長期而言，中產階級有可能成為力量，促成更有反應、人性和可預測的治理。只不過，過程中還有可能發生許多事。今天的中產階級仍像是相當小的島嶼，飄浮在相當貧窮的汪洋大海中，因此它可能繼續與菁英結盟，力求保護他奮鬥得來的東西——譬如，狄克生（Bruce Dickson）和皮爾森（Margaret Pearson）的作品認為，這正是目前許多中產階級——尤其是商業界中產階級——的習性。然而，當這個社會階層構成社會的大多數時，比較不怕底層人物，它有可能挑戰菁英，觸動不穩定、或是走向會對中國國內外許多人產生重大犧牲的政策方向。唯有在中產階級崛起成為政治勢力，才會有足夠的重心可以鞏固法治、建立從「求生存」進化到「自我表達」價值的社會。
再者，從現代化中得到的成果也會損失掉——政治發展並不是走向更人性和安全的未來的單行道。固然有了完全體制化、中產階級為中心的制度可以守護穩定，走上穩定的路徑卻顛簸難行。中產階級也是更有效表達民眾熱情的載具，可是美國聯邦論的開國先賢已經告訴我們，民眾熱情並不總是開明或悲憫的。有位資深中國學者在談到中國中產階級崛起對台灣將具有什麼意義時，他的一席話讓我醍醐灌頂：
「第一優先是把﹝台灣﹞問題控制好。定下不會獨立的框框。對北京而言，解決就是統一；唯一不確定的是什麼時候——二十年嗎？ 起始點是中產階級，他們占中國人口的一半。然後中國將會多注意個人權利。因此中國的治理將會改變，中產階級的性質也會改變。大陸民主化的起始，絕不會允許台灣獨立。我們將﹝在大陸就台灣問題﹞通過公民表決，通知你﹝台灣﹞什麼時候統一，而我們將會接管。中國民主了，就是﹝台灣﹞目前情況的終結。」
沒錯，中國對台灣當然還有別種觀點，但是上面所述是未來事件可能發展的路線之一。我的感覺是大多數中產階級的中國人會對上述感情起共鳴。
構成本書骨幹的訪談錄顯示，中國公民和領導人都認為中國現在經濟實力鼎盛，使他們在談判上應該占優勢，在世界制度上也該有更有利的結果。在這方面最大的改變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相對無損，後來又因二○○八年及其後全球經濟下滑，中國仍繼續成長，這種心理更盛。中國高級領導人的一位資深顧問在二○○九年底解釋說，中國「普遍有一種了解，認為美國不行了……權力已在移轉，﹝中國﹞更有信心。」
我認為，早早看扁美國是不對的，但是我的分析並不能減損中國人此一普遍信念的力量。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勢力大盛，最鮮明的例子是二○一二年九月，中國各地五十多個城市陸續有數千名以中產階級為主力的民眾走上街頭，高舉牌子，有些地方還發生潑漆、噴字，激昂地高喊反日口號，要求政府痛懲日本侵犯東海上小島礁——釣魚台／尖閣群島——的中國主權。《中國日報》頭條新聞刊出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牌子顯示日本遭核武器攻擊、陷入火海。時間推進到二○一三年初，這項衝突進入令人憂心的軍事層面，中國的軍方、準軍方和民間飛機船艦不時闖入目前由日本防守的地區，情勢有可能蓄意升高、誤判或發生意外。
因此，中產階級的崛起為更人性、參與的及可預期的治理提供了長期的希望，但是它也帶著不穩定、極端主義和強悍民族主義強暴的種籽。成熟的中產階級民主國家可能具有民主推動者認為它們具有的特質，但是一個國家要走到那個地步，是個非常艱鉅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面臨的兩難局面，很像美國開國先賢當年要發展憲政結構遇上的困境。要如何建立一套治理制度，具有足夠的力量在基本範圍規範社會，又不讓公民失去對創造出來的巨靈（leviathan）的控制呢？要如何防止民主不變成多數暴政？憲政秩序要如何節制民眾熱情、同時又讓公民能負責任的自在行動呢？我們要如何界定負責任的行為？今天的中國沒有有效的憲法——它需要有一部這樣的憲法。然而，問題在於：「憲法要如何擬訂、並深鑄中國人民心中呢？」目前秩序的受惠者將會找出方法，和平地納入鄧小平世代的遠見和政策所孕育的嶄新、又更堅定的社會團體嗎？
貪腐：政權之癌
即將卸任的總書記胡錦濤向十八大做報告時提到貪腐的問題，他說：「我們若不能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它可能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毀黨亡國。」幾天之後，新上任的總書記習近平向新政治局講話也坦率地說：「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如果貪腐更加嚴重，勢必將傷害到黨和國家。」
毛澤東政權可以說是極為腐敗，因為一個人及其周邊一小撮親信竟然有那麼大的權力、不計後果對中國人民予取予求。這群特權階級過著相當舒適的日子、他們的子女在宮仞高牆之後封閉的社區一起長大、形成網絡，使得他們及其後裔在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占了極大優勢。偽善的江青（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公開場合高唱無產階級平等，私底下住在宮廷內院、穿西式服裝、與親隨看好萊塢電影——毛澤東去世之時，中國人民都還不得有此「享受」——這就是毛澤東政權道德腐敗最明顯的證據。不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在物質上和政治上是平等的——一樣赤貧、一樣無權無勢。
中國的改革時期倒是出現一些相當深刻的事物。戴爾（Robert Dahl）和林布隆（Charles Lindbolm）在一九五○年提出，除了透過教條洗腦灌輸自發性的自制（倫理）之外，社會有三個基本方法達成控制：階層制度、討價還價（市場）和喜好計算制度（投票）。改革時期已經造成中國的階層制度弱化，而投票制度又不被黨接受為實行正當控制的替代方案，使得整個體制只好在相當程度上依賴討價還價（和市場）。自從一九七○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已經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物質和社會自由化便利，但是沒有有效、且不偏不倚的法律、規章和司法制度的節制，沒有共同的道德規範，也沒有透過喜好計算方法的問責來阻止貪腐橫行。
不論貪腐占了中國GDP的四％左右（斐敏欣估計的一九九○年代末期數字）、或是王紹光、胡鞍鋼和丁元竹說的一三．三％至一六．九％（也是一九九○年代末期的數字），或是其他學者估計的更高的數字，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貪贓枉法收下的黑錢數字實在嚇死人——腐蝕了菁英統治的權利，也重挫國內、國際的信心。二○一二年春天和夏天揭露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及其他人（如澳門運輸司長歐文龍收賄超過一億美元）的案情，只是證實中國人人都知的一個事實：菁英的貪腐十分猖獗。在資訊普及和中產階級崛起、追求正義和尊敬的時代，貪腐是一顆在政權腳底下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
軍隊－文人的平衡
文人和軍方領導人之間關係的危險，並不在於發生類似政變、由軍人實際取代文人。實際上，習近平上台，維持軍人不進政治局常委會的作法，中央軍委主席由具有其他最高文職地位的個人兼任的常態也又加強。文人－軍方關係更深刻的危險可分為四點。第一、軍事－工業複合體可能在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愈來愈大、也變得更有影響力。第二、在民眾心目中，軍隊可能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愈來愈強大的象徵，中國的文人政治領導人可能愈來愈不願意在有高度民族主義氣氛的議題上和軍方糾纏。第三、軍方可能逕自擴大它的「活動空間」——它已經不時展現有能力這麼做——交給文人既成事實、讓文人難以脫身。這三種危險積累起來、可以造成第四種危險；這時候怕的倒不是軍人接管政權，而是溫和的文人無從控制與軍方相關的人物和利益。
第四種危險有一部分出現在二○○二至○四年間，即江澤民交卸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卻留任中央軍委主席那兩年期間。我們在第六章說明過，這項發展創造潛藏的兩難，國家主席和總書記（即胡錦濤）並未控制解放軍——所謂的「兩個中央」的問題。就我們所知，當時的「兩個中央」（江澤民和胡錦濤）並沒有在任何重要情勢下要走激烈不同的方向；因此沒有出現危機。二○一二年權力交班時，為了前任（胡錦濤）是否仍應控制軍隊、過一陣子再移交給後任（習近平），又紛紛擾擾爭議了一番。雖然習近平最後是同時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危機時由誰當家發生疑義，不是好事。
打從一九八○年代起就出現辯論、未來這一辯論可能變得更加重要，那就是軍隊應該維持仍是共產黨的工具到什麼地步、或是不問政府的政治顏色，成為國家的工具。任何有意義的自由化和合乎憲法的發展都會牽涉到重新界定解放軍和共產黨的關係。
【中國與世界】
形塑中國全球行為的力量
北京現在的實力比它在現代任何時刻更強大、信心更堅強、關係更相互依存。伴隨著這股新找到的實力，過去是、將來也仍會是中國與外在世界來往時的「現實主義」和「務實主義」，許多西方人士對這一點頗為驚慌失措。尤其是美國，它自認在追尋共同的全球規範來管治國際事務和個別國家的內部行為——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華府絕不會比北京更願意把有關本身重大利益或內政事務的決定權委付給其他人。西方思索國際事務是先找出規範和正式拘限，然後與資源有限、利益重大的頑強現實相調適。
另一方面，北京思考國際事務不從普遍規範出發。對中國來講，起始點是個變動的過程——不斷隨著動態的現實調整、不停調整關係，以及找出一條可以最大化其利益而隨時變動的路徑。不過，縱使有此一現實，二○一三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內、外都有高階人士和意見領袖，主張中國未來的全球地位和角色繫於中國必須和全球規範更緊密配合，他們並不把主張全球價值視為向「西化」投降。中國依然在辯論是否調整普世價值、如何調整普世價值——美國則早已做了調整，它堅信它本身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美國《獨立宣言》說；「我們堅信這是不辯自明的真理……」中國有不同的起始點、非常不同的歷史經驗和自我觀念、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和經濟條件，以及它十分獨特的地緣戰略位置，全都成就出獨特的中國領導人和人民的認知和行為。利益、價值和政策的衝突將是西方與中國交往時必會碰上的東西。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和它的許多公民已經認定，全球權力平衡正在從既有的二戰之後大國（美國、歐盟、日本和蘇聯／俄羅斯）流失，美國已經失去道德正當性做為全球共主領袖，而中國已經有了足夠力量可以不必對既有的國際權力結構百依百順。如果這個評估指的是「美國未來在全球體系、以及重要層面將比過去更少主導力量」被證實為真，不過我感覺中國有一個普遍趨勢，它低估了美國文化、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堅韌。
並不是說北京希望推翻它已經獲益匪淺的國際制度（尤其是全球經濟架構），它肯定希望在這個制度中有更大的影響力，並且希望「糾正」原有安排中它認為不公義的一些地方。這些不公義的事有一樁就是台灣沒和大陸統一，以及美國挑戰北京希望在所有的安全範疇——陸、海、空、太空和網路——有更大的安全緩衝的心願。中國相信，在國際事務領域有實力才有話語權，過去兩百年來決心增強其綜合國力。有位中國外交政策分析家對我說：「中國愈有力量，美國就會更注意它。」美國領導的國際安全秩序依賴的是冷戰所產生的同盟，中國在這個秩序中並不舒坦；它感到比較安心的是在聯合國體系內工作，因為它在做出集體安全行動之前必須徵求北京的同意。
綜觀歷史，中國以幾種不同的方式來對應我們今天所謂的國際制度。在朝代嬗替時期，華夏中國以文化宇宙的中心自居，離中國愈遠的國家，較無特性，義務較少——這時期的中國基本上自力更生，其邊界隨著中央勢力起伏而擴張或限縮。它和區域鄰國關係的調子和內容不同、且是互惠的。談到中國與鄰國的傳統關係，任曉說：「離中心愈遠，他們之間的政治連結就愈弱。對那些偏遠地區而言，剩下的往往只是空殼子，只在理論上存在。」接下來，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受到工業化西方和侵略性日本的掠奪。由於內部政治紊亂和衰弱，加上列強的蠶食鯨吞，中國對其內部環境和對外關係失去控制。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贏了內戰之後，掀開歷史新頁，中國恢復完整的主權，在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和武裝衝突中一度與蘇聯結盟。到了一九六○年代末和一九七○年代初，中、蘇關係急遽惡化，北京意識到同時與兩大超級強國衝突極為不智，轉向華府、以抵消來自莫斯科較大的威脅。
現在，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現代史上中國第一次自認是個強大、獨立的國家，在世界上是個名義上平等的主權國家。北京接受國際經濟和文化體制的基本結構，希望對它們有所貢獻，但是排斥美國在這些結構中典型握有的主導地位。換句話說，中國接受國際制度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和聯合國導向的國際安全制度的普世特性，以及它有會籍的體制。可是北京排斥美國主宰的盟國體系（尤其是東亞），甚至更排斥華府在全球片面（或是透過它臨時組成的同盟）行動的權利。
其實，未來的核心問題是：「美國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人合作，先東亞、後全球，發展對國際安全結構的共同觀點嗎？」西方已經極力接納北京在全球基礎上參與經濟和文化活動。但是中國依然強烈的「受害者心態」、害怕「遭受欺凌」，迴避被牽扯進它難以負荷的國際義務，以及焦慮西方介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政治演進的習性，在在使得北京在安全方面成為難相處的棘手夥伴。東亞和東南亞的磨擦日熾，讓人不敢樂觀可以建立新的、共同的區域安全秩序觀點，但這應該是努力的目標。
中國的領導人和人民想到它們與世界、尤其是美國的關係，以及華府不斷要北京運用其強大力量替華府的目的效勞，就會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有位中國高階領導人的顧問在二○一二年九月反日示威橫掃中國之際告訴我：「我們想的是中國、不是美國。我們告訴美國做自己的事、中國也會和平發展……管好自家的事、別來煩我們。」
美國與中國在未來
雖然美、中關係有許多緊張的地方，但是至少有兩股力量有助於兩國合作。第一、地球及個別國家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若無中、美合作，無法妥善處理，比如全球經濟成長、世界衛生和環境議題等。這一切並不意味兩國可以不需另一國就解決全球挑戰，但它的確意味如果它們不合作，不會有太大的成就。第二、中、美兩國社會都面臨根本的、長期的任務，必須在經濟、社會和體制上，為新時代重新改造自己。美國和中國都不能因必須把對方當成外在問題而分心。
於是又衍生一個核心問題：相互依存、透過合作可得到的收穫，以及每一方都需要自我改造的向心力，是否比起不同哲學出發點、經常不同的國家利益、不同的國家論述，以及愈來愈碎裂的社會和政治之綜合力道，來得強勁？好幾股力量在中國競爭最高地位，美國亦然——國內政治、相互依存、大國現實主義思維，以及科技的行動－反應周期。鑒於這些相互抗爭的力量，要向前走就得在亞洲建立兼容並包的力量平衡、限縮住蠻橫的力量，建立兼容並包的多邊經濟和安全體制，並加強相互依存，從而提升不受節制的衝突之代價。
經過四十多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階層領導人、以及全世界各地與他們打交道的人士之交往互動，我看到兩件令我目眩的事情。第一、施加粗暴的外來壓力以加速中國的內部改革，以及設計粗暴的外來壓力以製造更符合心意的中國外交政策，一般都會引起反彈。二○一二年底，中國一位重要的民意分析家談到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訪華，他說：「她是客人，但是不給中國人面子，我也就不給妳面子。我們既然不是朋友，那就只有政策。」第二、過度寬待中國的要求反而讓北京覺得你軟弱，會使它進一步咄咄逼人。要擺脫此一兩難困局，靠的是以範例、機會、小心隱藏的綜合國力，以及對話——千萬不要忘記，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會比恫嚇別人解決他們的問題來得有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夢：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遠流出版
作者：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譯者：林添貴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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