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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2月9日半夜12点多，48岁的深圳市民苏平被一阵敲门声惊动。来的是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警察告诉苏平，有人举报他发表了“不当言论”。
苏平随即被警车带到了派出所，并在警方的要求下填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今后“不再发表不当言论，不再做引起社会恐慌的事情”。
请愿者再遭“训诫”
苏平告诉美国之音，警方口中的“不当言论”指的是他2月7日在悼念李文亮医生并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公开信上签名。苏平说，因为是半夜，他不想让家人担心，不得不签下了“保证书”。
武汉疫情的八位“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2月6日的离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了中国民众的罕见愤怒，包括所谓“体制内”的人。
中国微信上疯传的自称为《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弘冰社长的悼文说：“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洞彻东方。”
数百万人在网上纪念他，批评政府将维稳置于公众健康之上。一份公开信说：“堵住李文亮的嘴，放开病毒肆虐的路，中国乃至世界为中国人丧失言论自由买单”。
李文亮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提醒自己的朋友和同学注意新冠病毒，先是遭到警方训诫，后来自己也染上新冠病毒离世。李文亮的遗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更是一次次的被引用。
切尔诺贝利时刻与八九民运再起？
不过，有分析人士说，虽然李文亮医生之死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悲痛和愤怒，给“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来政治挑战，然而，新冠病毒疫情还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1989年那种广大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场景也不会再现。
参与签署公开信的人士说，他们只是本着公民的良知，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而当局正在迅速扼杀这点批评声音。
在医疗人员全力以赴的同时，安全人员也在加班加点。苏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因为参与写公开信而被当局警告的。
在同一份公开信上签名的王宇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最早一批被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她说，签名后，她随即遭到了北京司法局的警告。
在这封公开信上的另一位签名人告诉美国之音，他先后接到自己所在省份六个市的国保人员给他的电话，警告他不要参与这一类的签名。他解释说，因为在公开信中只是留下了自己所在的省份，国保人员很是费了一些力气找到了他。
这个签名人特别要求美国之音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为他担心接受采访会招致国保人员的再度关注，从而让家人担惊受怕。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李文亮去世后不久，至少有两个团体公开倡议：将李文亮心跳停止的2月6日订为“全民真话日”或“国家言论自由日” ，并要求政府保障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苏平、王宇和那位不透露姓名的人士都是在其中一封公开信上的签署人。
苏平说，为这样“高层次”的事情站出来，对他来说这算是第一次，虽然他平时也会因为社区的公益发声。他直言自己签名后有一点害怕，因为这有可能会打破他的“岁月静好”。他生活的不错，与朋友一起拥有两家金融公司。
但是，他说：“总归是要有人站出来吧。要不然我们这个现象就会永远不会改变了。再有一个，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整个（局势）就是越来越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苏平说，他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这次瘟疫对中国的影响挺大的。它后面的形势与我们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开制度是有关系的。我们整个的信息公开做得不好，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有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感觉这个倡议还蛮好的。”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签署者告诉美国之音，自己签名是出于“良知”，因为“言论自由很重要，没有言论自由真的是会死人的”。 他说，即便签名不太可能改变政府的做派，但“至少会对他们形成某种压力。”
根据维权网的消息，截止2月16日，也是签名截止的日子，他和苏平签署的那份公开信共有665人签名。
王宇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中国政府近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对人权的打压：有人因为联名签署被逮捕，被警告；有人丢工作，被停业，所以，用联名签署为某个公共事件呼吁的方式在中国已经很少了，她自己也很少在联名信上签名了。她说，这次签名对自己来说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她说：“因为这次的这种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与生命生存的权利联系起来， 很多人还是在积极的发声，在行动，即使是害怕。”
联系自己以前的经历，王宇强调说，自己并非是一个 “革命者”，只是希望按照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做一个好律师而已。她说，李文亮医生也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英雄，他只是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自己的朋友而已。
小心翼翼的良知和勇敢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用“小心翼翼的勇敢和良知”来形容李医生的行为。她在一篇题为《为铭记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纪念文章中说，这次的全民悲愤大概是因为大家在李文亮医生的身上，看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自己和普通人的命运。
她写道：“我们平时畏惧强权，担心说真话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单位的处分、同事的排斥与警察的上门。为了不影响个人的前途与家庭的安宁，我们谨小慎微地保持沉默，不断地退却，直到退无可退。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能够保留一点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以便在危机时刻，利用仅存的良知与勇敢，来守护家人与亲友。”
然而，她随即写道，李医生的死亡让她明白，这是“一个连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都不允许保留的社会。”劳东燕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文章很快被删帖。
最微弱呼声 不比八九民运
生活在美国的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当年是八九民运的领袖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中国民众这次的呼吁只是在底线上最微弱的呼声。
他说： “这次民间对言论自由的呼吁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呼吁，是在‘六四’之后三十年政治高压之后，人们非常胆怯、胆小，在底线上的一个微弱的呼声。”
陈破空说，这与1989年的那场民主运动是无法比拟的。他说，1989年时，民众呼吁民主、自由、法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全方位的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陈破空解释说，公权人物和公权力对宪法造成了破坏，中国民众只是呼吁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他说，这也算是中国老百姓被逼到生死存亡线上被逼迫发出的最后的呼声，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心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她告诉美国之音，虽然民众在这次事件中感到了愤怒，其实，能发声和站出来的还是少数。
她对美国之音说，以自己的同事和朋友为例，疫情不再让他们觉得“岁月静好”。但是，她说：“大多数人多少是明白的，但是，从你明白到能够发出声音到行动，还是比较少。多数人还是恐惧，不太敢说，是这种情况。”
“网格化”监控，无法凝聚成团结的反抗力量
维权律师王宇认为，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以及网格化监控，特别是疫情时期的“封闭式”管理，使得民众无法像1989年那样，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走上街头，前去抗议，要求民主自由和信息公开。
她说：“民众虽然突破了这种心理状态，但是关键问题是，你看各种摄像头、还有社区管控，这种网格式管控，尤其是现在疫情严重的阶段。你不要说去游行，我现在去买菜都难，出入社区需要通行证。……”
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2019年的一份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头将高达27.6亿个，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镜头监控。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中国许多城市的居民生活区都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出入小区需要通行证或“外出证明卡”。
王宇说，面对这样的国家机器，她不赞成老百姓走出去抗议。她说：“我也不赞成以血肉之躯去对抗它的这种现代化武器。我认为，现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比较赞成张千帆教授他们所追求的非暴力吧。没有必要去硬碰硬，而且你也碰不过它。”
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说，对中共当局来说，瘟疫时期的封闭式管理， 一方面可以封锁病毒，另一方面可以防范民变。他说：“共产党在全国封城、封省、不准居民下楼有两个涵义，表面上是封住了病毒，不让瘟疫蔓延，另一层含义是防止民变， 防止民众的愤怒凝聚起来。对中共来说，是一举两得。”
他认为，正是这样的隔离和封闭式的管理，中国民众“无法凝成团结的反抗力量”，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治理上的失职。
官方控制危机后的叙事方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民众不会走上街头，还因为共产党政府对舆情的强大控制。
他说：“我私下以为共产党会因为这件事面临更多的政治冲击，但是，他们非常擅长控制舆论和抗议。我不认为这会引发一场政治改变。……不是所有人都会得出这场疫情与共产党的威权治理有关这样的结论。”
楚克斯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管控危机，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一个政党。它所作的一切都是在防止社会动荡”。他说，西方总是倾向认为，只要再来一场危机，共产党就会崩溃，但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温州高铁相撞、萨斯等本应该究责政府官员的危机事件显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还没到来。
“切尔诺贝利时刻”指的是1986年前苏联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当局对真相的刻意隐瞒严重加剧了这场核灾难。苏共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楚克斯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撰文说，危机时，中国政府将会使出卸责地方、过度行动、控制叙事等手段来平息民怨，并维系高层领导人廉洁胜任的形象。
楚克斯说，控制叙事是共产党在危机爆发时采取了另一个有效手段。所有的危机都会被共产党内化成一场“斗争”，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在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振兴国家。中国媒体有关武汉疫情的报道大多是围绕“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来展开，而抗疫“人民战争”中还出现了一个外敌，那就是被批“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的美国。
与此同时，任何提供相反叙事的人都被禁声或被管控。用视频记录武汉疫情，暴露了武汉医院的恶劣状况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继续失踪。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台的中国维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法学博士许志永被逮捕。
另外，在网络空间，从2020年2月1日起，大量微信用户账号被短期或永久地封禁。参加了签署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就是被封者之一。
王军涛是被中国政府指控为操纵八九民运的“黑手”之一。他把中共控制叙事的手段归结为“洗脑”。他说，因为这样的“洗脑”行动，习近平的地位并不会因这次疫情而动摇。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唱国歌？还有人在方舱里跳大妈舞？ 你千万不要低估共产党的洗脑技术。只要还没有病到没人救他的（地步），只要习近平说是武汉市长干的，他马上就会接受习近平的叙事。他会说，幸亏习近平后来识破了他（武汉市长）。 我们家有两个人被周先旺（武汉市长）给害了，后来习主席把我们救了回来。”
习近平有可能被党内问责？
不过，旅美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的看法不同。他认为，由于这次的瘟疫触及到民众的底线，事关生命安全、生死存亡，等疫情平稳后，中国民众终究会向政府问责。魏京生说，一旦当局拿不出解决办法，民怨可能会更加沸腾，而到那个时候，手段可能不会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说：“首先这怨恨会集中到政府方面，如果政府方面能把习近平拿出来做替罪羊，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你们这些当官的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只好等着造反了。老百姓的这种愤怒一定会找到发泄口。你不给他发泄口，它就会爆炸。”
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说，中国民众恐怕无力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问责，但是如果疫情持续恶化，习近平在党内的反对派，包括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内“团派”、以前总书记胡锦涛、前总理温家宝和朱镕基以及前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内的“开明派”政治老人都会向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习家军”集体发难、问责。
习近平上台后，经历经济滑坡、美中对抗、香港抗争、新疆集中营、到现在的武汉肺炎疫情。陈破空说，习近平和他在党内的权力和地位遭遇空前的挑战。他觉得，一旦疫情恶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面临的恐怕不是“误国”，而是“亡党”的命运，届时，相对开明的力量，也就是“团派”的力量，可能会占上风。
生活依将照旧，历史还会重演?
不过，台湾知名人类学家刘绍华并没有看到这种政治风暴。她觉得，武汉疫情早晚会过去，之后的生活将会如常。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的刘绍华认为，疫情会像中共统治以来所经历的所有疫情，从麻风防疫、艾滋到萨斯（SARS）一样被遗忘，而中国老百姓也并非没有责任。
她认为，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众的反应只是重复多年来的历史。她在《说给幸存者听—‘面子’治理下中国反复付出的防疫代价》一文中说：“矢口否认、疫情爆发、被迫承认、强迫且大规模隔离、恐慌比传染病蔓延的还要迅速、民生规划缺乏、医务人员被推到第一线却无政策做后盾、众人恐惧愤怒。然后，待疫情经过慌乱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离防疫手段而终渐消退后， 一切又会回到矢口否认如常的生活状态中，遗忘历史、禁绝历史。”
刘绍华把这一再重演的历史归结于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的“面子”。她说，面子、主体性或是意识形态的主导者自然是中央政权，而拥护者就是广大爱国爱面子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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