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Aaron Sarin
發表日期：202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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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病將會快速擴散，使中國的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引致社會秩序崩解。然後，過去的古老亂局將會重現。今天強而有力的中共可能會突然變得虛弱和不堪一擊。
~~ 凱瑞·布朗, 20191
這個月初，習近平面臨了自他這個國家終身主席即位以來，大陸人所敢提出的最尖銳批評。一篇題為“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在網上廣為流傳的文章指斥習近平要為冠狀病毒的疫情負責任。文章作者許章潤就像文章標題所示的，捨棄匿名。他是北京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在2018年發表一系列抨擊中國獨裁政制的文章之後，遭到貶職，並且被禁止教學、寫作、出版。他不為所動，在最新一篇文章發表了更尖銳的言論。
冠狀病毒疫情揭示了中共治下的政治現實，許章潤寫道：“當軸上下，起則鉗口而瞞騙，繼則諉責卻邀功.”然則誰該為此負責？“公權上下隱瞞疫情，一再延宕，只為了那個圍繞著“核心”的燈紅酒綠”—暗指習近平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整篇文章都在譴責習近平“自以為權力無所不能，沈迷於所謂“領袖”之自欺，… 卻又毫無領袖德識，捉襟見肘”。完全豁了出去的許章潤意識到，這可能是他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他進而呼籲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和在公開選舉中投票的權利。
要反駁許章潤的批評並不容易。在我下筆的時候，疫病的死亡人數還在增加，當中許多人之所喪命，歸根究底都要算在習近平當局疑神疑鬼的僵化特點之上。在2019年12月月底，武漢的醫生已經就他們看來是SARS的病例發警報。當局沒有聆聽他們的說法，相反，8名醫生遭到傳喚訓斥。當局警告他們，散播謠言會遭受刑罰。他們被拘留的新聞向數以千萬計的人廣播：這是向任何想要公開談論病毒的人發出的明確警戒訊息。
事實上，當時黨領袖對情況的了解已經足以使他們擔憂。他們在12月31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可是卻沒有對民眾公開真相。對保密的執著自不其然造成了人命損失。假如醫學界在12月的時候就對疫病爆發知情的話，醫院就可能會儲備需要的物資。但現在，物資嚴重短缺，病人在通道和候診室死去。
即使批評威權專制的人都通常會同意，說到效率，專制比民主優勝。可是，冠狀病毒之禍推翻這個古老智慧。我們沒看到預想中冷漠而有條不紊的管治，我們看到的是瑟縮顫抖的官員茫然不知所措，被許章潤所說的“制度性無能”壓得動彈不得。幾個星期過去，大批民眾進入了武漢，然後又離開了，他們感染了病毒，並將之帶到中國的偏遠角落。怯於習近平的手段，地方政府官員保持緘默。在1月23日，終於宣佈全城隔離，但宣佈之後8小時才會實行，有足夠時間讓100萬以上的人逃出武漢。
武漢封城之舉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實行了(包括南方巨無霸城市廣州實行的管制)，一些觀眾員讚賞新醫院從無到有的落成速度。撇開這些高能見度、可以突顯中共權力的東西不說，黨在危機的每一個階段都動作太慢。要進行診斷測試，全國都得把様本送到北京的一所實驗室。而這引致測試劑遲遲沒能儘早送達武漢許多醫院。即使測試劑有了，病人還是在卡夫卡式昏官僚制度內困得團團轉。據路透社報道，一些沒完成一整套牽涉到醫院管理當局、地方政府、城市衛生當局、和疾控官員等所有申報程序的人沒能進行檢測。
所有這些都不應該使人感到意外。威權制度有效率這個老掉牙的講法，在細看之下往往會發現其依據是不盡不實的東西。在前蘇聯的老日子，工業的快速增長把一個基本缺乏自主決定空間的脆弱體系的真相遮蔽了。在1920年代中，蘇聯共產黨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成立了，宏大宗旨是通過制定一系列五年計劃來管理經濟。但那之後的70年間，這些計劃中大部份都被大幅度修改和重寫，更多時會因為斯大林任意發出的命令而遭到完全的忽視。事實上，國家計劃委員會力圖避免做任何決定，原因是委員知道，假如他們的構想帶到不好的結果，斯大林會把他們槍斃，並指派他人接任2。最終，恐懼會使所有的威權政體失卻效率，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
黨最新一項失敗的最顯眼象徵就是李文亮。他是因為在社交媒體上談論冠狀病毒而被污名的8位武漢醫生之一。遭到警察訓誡的幾天之後，他本人也感染了病毒，在2月6日不治。從李文亮得病到他去世的那一段短時間，黨好像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決定為那些醫生平反。但是，中央政府不會接受任何關於那悲劇的批評。相反，(由中共控制的)最高法院批評了武漢的地方政府，這是個異乎尋常的舉動，無疑是為了平息民憤而找替罪羊。真相是，武漢官員面對著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很馴服的按照命令行事，現在卻會因為服從命令而受處分。
一直潛藏在現代中國社會表象之下的挫折感在最近幾星期冒泡沸騰了。“我們不是笨蛋，我們沒有被洗腦，”一個匿名的武漢博客寫道。“我們都天殺的知道這國家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們只是沒有辦法，我們沒有權力—我們只是血肉之軀，比不過金甲部隊和坦克。”
在這異議者眼中，李文亮冒升為國家英雄。幾位學者 (包括許章潤)在公開信上聯署，要求政府向李文亮發道歉聲明。現在，黨領袖和不幸的武漢政府官員一樣的心慌。作為懲罰，武漢官員把公民記者陳秋實強制隔離了。社交媒體豆瓣的用戶受到不得在網站張貼國歌的指令，因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一行帶上了新的、激進的含義。對民族主義政府而言，這是非常的舉動，它顯示出，中南海黨中央那裡，亂成一團的情況去到何種地步。
習近平的錯誤所造成的經濟衝擊將會非常巨大。才幾個星期前，黨領袖還在預測，武漢所在的湖北省會有7.5%的GDP增長。不消說，這個目標已經不可能達成。武漢封城後的兩星期，股市下挫了10%。供應鏈被擾亂了，工廠維持關閉，廣泛出現的恐慌情緒使全國各地的酒店和餐館都幾乎完全沒有客人。摩根大通的經濟師原先估計，這疫病會在第一季度使全球的按年GDP增長減少0.3%，現在他們認為，跌幅要大得多。
也許，黨會控制得了這場危機。但是，冠狀病毒的亂局顯示了體制的重大缺憾，而這些缺憾最終會導致黨的瓦解。要理解原因，我們需要參考天命的概念。天命是個遠古的朝代更迭主張，認為帝王的統治受命於天。在歷史上的各個帝國，任何重大失敗 (或是天災) 的發生意味著天命的喪失，人民也就有權起事，推翻已經沒有合法性的統治者。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推行經濟現代化的時候，中國的最高領袖鄧小平播下了下一次起事的種子。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毋庸置疑，中國得以從亞洲的貧弱之國變成冒起中的現代巨頭，也是經濟現代化才成為可能。但它同時預示了當今朝代的終結。中共採行了一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儘管它還抱住舊的威權體制—這個體制因為我們在這幾星期看到的效率喪失而受到致命破壞。這造成了失衡，雖然觀察人士用了40年時間等待一場由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來恢復平衡，他們的預測落空並不意味著失衡狀態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在解釋中共沒推行政治現代化的時候，中國民眾很多時都會引用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馬斯洛是20世紀的美國心理學家，以需求金字塔理論知名：人首先要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才可能進而追求抽象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比如自我實現。對中共來說，這個不無問題的理論好使好用。政府對人民說，我們需要先致富。當我們的基本物質需求都滿足了之後，才好去想什麼人權等的抽象理念。
但真相是，黨無意實現那些“高層次”的需求，它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只要它可以一直用馬斯洛的理論來搪塞。要多富有才算足夠？誰說了算？不論有多富裕，黨總是能夠說服民眾說，他們還不夠安全。這安排就像一個不成文、不明說的契約。人民implicit地無視政治和公民權利的缺失，而黨則同意讓人民致富。財富成了唯一要緊的事。眼下，終於，我們看到了中共的重大弱點。當重大經濟危機出現，加上由之而來契約失效—因為威權體制的內生缺憾，這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很高—當局就會失去天命。
中共對朝代更替的動能了然於心。早在2014年，副主席李元潮就很直白的說過，要是中共無繼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話，它就會失去權力3。當局花了幾十年時間，試圖通過向人民灌輸黨與人民為一體的概念來繞過這個難關。它們指望這會使起事變得無法想象。但是，比起近期才提出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像天命這樣的一個概念有更深的中國文化內蘊。黨真能夠使人民不再知道這個概念嗎？政治真有可能改變文化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文化是動態而不斷變化的，政治對這些變化所起的作用，我們還是知之甚少。當中國經濟崩潰，這些問題也許就會有答案。到那一天，習近平就會知道，在共產主義的廢墟之下，古老的觀念是否依舊存在。
參考
1 Kerry Brown – 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I. B. Tauris & Co. Ltd., Bloomsbury Publishing, London, 2019), pp. 223-4
2 Daron Acemoğlu & James A. Robinson –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Profile Books Ltd., London, 2013 edition, orig. 2012), pp. 128-9
3 Brown, op. cit., pp. 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