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正在全球蔓延。從1月20日鍾南山首次在電視採訪中證實存在「人傳人」起，到日前全國已經累積將近8萬人確診，當中更有約3000餘名是醫務人員。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一場疫情不單止是「天災」，長久以來的輿論管制使得政權由上到下對於民眾的知情權毫不在意，對疫情隱瞞，對「吹哨人」訓誡，導致已經感染的人不知自我隔離，最應該得到防護的醫護人員未及時自我保護，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封城、封村、封小區，國家經濟停滯，民眾生活受困，這一場疫情所帶來的損失已經不可估量，而這一切，不獨是天災，還有人禍。
2月21日，爆出一個讓大眾嘩然的消息：全國3個省份5所監獄共505人確診。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央政府雖已下了命令不得瞞報，然而整個系統運作不透明，對民眾知情權的不尊重並不是當下才剛剛發生的，而是埋在整個管制邏輯之中，根深柢固。如今這場疫情只不過是長期對民眾權利侵蝕的一場大爆發，而禍根早已經埋在一次一次當局對「吹哨人」、對維權人士的訓誡、抓捕、監視居住乃至判監入獄的事件之中。而這種種事件都與司法系統脫不開關係，也是去年中以來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民眾對大陸司法系統極之不信任的原因。
「新生代」主編3人被嚴重侵權
今次司法機構需要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公眾交代，承認自身在疫情防護中的過失，可說是一種進步了。然而，除開此次，大陸司法系統之不透明，我們實在知之久矣、深矣。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大陸勞工圈公益人士陸續遭人抓捕，有一些在莫名其妙被監視居住半年或8、9個月之後被放回，但仍有勞工新媒體平台——「新生代」主編3人（危志立、楊鄭君和柯成兵）下落不明。大陸公安機關在對公益圈人士展開調查之時，便已經開始侵犯他們的私隱權，以至於在被捕之時，調查人員不僅知道他們的日常起居，竟然連他們喜歡吃什麼零食、牀頭讀的什麼書都一清二楚，對這樣細節的把握，無疑對被捕人士的心理帶來極大的衝擊。在長達半年至9個月的監視居住期間，這些被捕人士不僅不能見自己的父母親人，連懷孕的妻子和剛剛出世的孩子也不得相見。辦案人員更加軟硬兼施，強迫公益人士寫長達十幾萬字的悔改書，讓他們日夜筆耕不輟，令他們常常面對巨大的心靈的折磨、精神的虐待，嚴重侵犯他們的基本人權。
進入逮捕階段之後，根據法律，被捕人士有權聘請自己的律師，然而當局又屢次侵犯他們聘請代表律師的權利，要求被捕人士解除家屬為他們聘請的律師，而使用指定律師。其間當局如何說服當事人我們不得而知，只不過只憑常識我們亦知道，當局指定的律師更可能代表誰的利益，又會向着誰說話。如今，因為疫情的原因，原本通知了家屬要上庭審理的新生代三子案被一再擱置，仍然無理扣留三人在看守所。由於看守所的運作不透明，像黑洞一般，三人的家屬不得探望，當局的指定律師亦不與家屬通報三人的狀態，在疫情肆虐已經蔓延至監獄之時，看守所的整體環境令人擔憂，亦讓我們擔心包括三人在內的在囚人士的健康與其他權利。
在這些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時候，所有的反對被噤聲，我們的吶喊發不出聲音，普通人的權利被輕易踐踏，直到疫情爆發之前，多少人都沒有意識到，原來那些原本看起來只涉小部分人的權利，竟然真的關乎大多數人的生命。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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