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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2月23日，中共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万字讲话，县团级干部以上共17万人亲聆圣训。据《人民日报》微信号“侠客岛”所言，参会规模庞大至少可以说明3点，一是会议内容非常重要，二是会议内容非常紧急，三是会议内容不再以文件传达的方式层层转发，以减少中间层级的信息消减和曲解。
我认为，第三点才是习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动机。
为何要开视频电话会议发布讲话？
世界皆知，自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就隐瞒武汉疫情开启政治甩锅第一回合之后，“谁有权公布疫情”成了追责主题。人们发现，疾控中心专家们是知情者，但他们发表论文的热情远高于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紧接着甩了一批超级政治大锅，声称他不是第一批去的专家，其学生则代老师甩出去三口锅：第一批专家，包括在20号发布疫情之前说“可防可控”的王广发；点明CDC（疾控中心）早就上报给国家卫健委；早在12月地方就开始行动，处理了李文亮等八位“造谣者”。
一时之间，甩锅之举齐飞，追责之声共舞。国内媒体当然不敢多说什么，但国外不少媒体凑热闹，指周先旺是甩锅给习近平，因为只有习近平有权决定何时、用何种方式公布疫情。群言汹汹之下，《求是》杂志不得不于2月15日，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讲话的第一段，罗列了习近平在1月7日，1月20日、1月22日就武汉肺炎疫情做过的重要指示。后面两次因为由官媒高调宣传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段话上。有两种猜测：一是根本没有就疫情做过讲话，二是认为可能有讲话，内容就是要求瞒报。多位有心者查阅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对2月3日常委会都有篇幅不小的内容报道，但没有一个字与湖北武汉的疫情相关。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谢玮恰好在2月14日，发表了一篇《蒋超良的45天：从首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到其被去职》，详细记载了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的日程表。我查了一下，从1月7日开始，直至19日，只有两次谈到疫情：1月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武汉疫情病源；1月11日-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期间无通报新增病例——也就是说，在习近平1月7日政治局常委就疫情作出指示之后，湖北省委书记没有动作。
这种情况只能作如此猜测：习近平就算对疫情做了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比如，要高度重视疫情的防范与控制，但也需要兼顾春节期间的祥和气氛，不要引起社会恐慌性情绪。总之，作了原则性指示，至于如何才能达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能由执行者去体会了，按照中国官场惯例，自然是对疫情保密，不引起公众恐慌。
视频会议要点是全国复工
甩锅竞赛之后，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自然恚怒，他当然知道，周先旺并非将锅甩给皇上，而是比自己层级高的官员。比如湖北省常委、国务院主管副总理，但无论如何，他治下的官场变成这样，让他深觉权威受损：官员吃党的饭，这样砸党的锅，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如此，就开个县团级以上规模浩大的视频电话会议，让他们亲聆天听，以免被中间层级扭曲圣意，于是有了这个17万人参加的视频会议。
习近平的万言指示面面俱到，既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又提醒与会者“但仍要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针对防疫及复工分别提出7点及8点要求，重点是：1、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2、力保北京： 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要守住入京通道第一道防线，……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其他省份也要加大支持力度；3、除湖北、北京之外的各省区要复工，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
习近平在万字讲话中，强调自己“时刻关注着疫情防控工作，每天都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这次有17万县团级及以上官员亲聆圣训的电话视频会议，“减少中间层级的信息消减和曲解”相当成功，不同于《求是》文章所载1月10日御口亲言指示只有几十人亲聆。此举无异于总书记习近平向全党宣告：17万大小官员都听到我在说什么，每个层级都需要自负其责，再玩周先旺开启的甩锅游戏，后果自负。
但是，细观规定且考虑以下三点：1、武汉肺炎的无症状传播特点导致病毒流播世界30多个国家；2、春节前后中国已经发生多起群聚感染事例，国际社会发生钻石公主号与韩国新天地教会的群聚感染；3、中国的复工所在地区均有病例——万字讲话中谈到：“全国有1396个县（区）无确诊病例（占46%），还有一些县（区）累计病例很少、基本没有新增病例”。但那恰好都不是复工所在地，多是劳动力输出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就会发现，此时复工，风险虽然低于春节之后马上复工，但还是早了十天半月，可能导致群聚感染。
电话会议成了《二十二条军规》中国版
在不合适的时候强行复工，万字讲话虽然面面俱到，但其不可执行性有如美国小说《22条军规》（Catch-22）。该书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代表作，写于1961年。作者参加过二战，因痛苦回忆而写作此书。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二战末期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美军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于该岛，约束他们的军规充满荒谬的矛盾。比如按规定，飞满规定次数（最初为25次）的飞行员可以回国；但却又规定，无论何时，必须执行司令官命令做的事情。飞行大队的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是个官迷，他一次一次增加飞行任务，远远超出一般规定。按规定，飞行员受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因为精神失常而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申请者并未变疯，因为能理性思考，对自身的安全表示关注。
此后，“第22条军规”进入英语辞典，用来描述人们处在一种荒谬的两难困境。如工作招聘时往往要求有工作经验，这样一来，求职者无法获得第一次工作经验，因而也就不能得到工作。
习近平这个万字讲话就如同“第22条军规”，既要让湖北、北京之外所有地方复工，又要保证防疫成功；而复工就得群聚，谁也无法保证工人当中没有无症状感染者，因而无法保证防疫成功。
中国的官员与企业家们都精于算计利益得失，对万字圣训仔细琢磨之后，会想明白一个道理：两会因疫情没开，北京必须要保，危急时还得全国勤王救北京。难道我们这些藩属之地就命贱些，不惧感染？对不起了，复工问题虚应故事，拖个十天半月，病毒无眼，找上门来不好玩。
半个月后，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各地的复工及疫情就会明白，这个电话会议的效果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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