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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新闻不断。一名自称是“资深金融人士，常年在中美加三地居客，在顶级投行工作10年，又投身互联网金融。我是交易员、投资人，也是作家，在新浪、彭博、财新设有专栏”的吴小平，在自媒体上发了一篇题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起中国舆论界热议。
文章不断被转发，删除。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官方媒体纷纷出文反驳。人民日报安抚私营企业：“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过河拆桥式的策略性利用。”中国高级官员也出口力挺私营企业。
从各方反馈看，这个吴小平并非一个很知名的人物。他的自我介绍，一眼望去，很有自吹自擂的风格。照理来说，这种语出惊人的自媒体文章，不至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这种反响是如此反常，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绝大部分中国人看到这篇文章，第一反应不是文章说得对不对，而是这是否中央在“放风”，即是否借一些人的口，说出中央大权在握的人不愿意说出的话。
放风作为一种舆论套路
“放风”是中国官方舆论战的标准套路。在毛泽东时期，一篇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发表在某个“角落”中的文章，可以引发一个大风暴。
最早的例子是1954年的俞平伯批判事件。俞平伯是研究《红楼梦》的权威，1952年他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广受好评。1954年，他在一个刊物上发表《红楼梦简论》，阐述自己对红楼梦的见解。两个年轻的古典文学爱好者李希凡和蓝翎，对此不以为然，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刊发在山东大学报刊上，认为它没有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即阶级斗争）分析《红楼梦》。
这篇文章被毛夫人江青看到之后，大为赞赏，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不少负责人对此不以为然，加以暗地抵制。最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猛烈批评“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于是全国展开批判俞平伯的风暴，一个多月内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
后来曾经暗中抵制的人被秋后算账，批俞平伯牵扯到批胡适（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批胡适又牵扯出更多的人。过后人们才看清，这是中共引蛇出洞的套路。
中共的另一种模式是主动找“放风”的人。1965年批《海瑞罢官》事件就是好例子。明史专家吴晗是北京副市长。19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便亲身上阵，写下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系列论述海瑞的文章与剧本。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但到了1965年，毛泽东一来要打倒北京市委（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刘少奇，而北京市委支持刘少奇），二来也认为吴晗写《朱元璋》含沙射影讽刺自己，于是要打倒吴晗。为此，毛泽东专门在上海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评文章是“大毒草”，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后来要求中央报纸转载，最终成为文革的导火线。
民众心理疲惫 政府就可推行政策了
到了邓时代，这类政治阴谋没有这么常见，但通过“放风”，不论是自己找人放风，还是把已有文章重新包装推出，来推行政策，依然是标准流程。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借助“专家”的口，提出可想而知会引起很大反对的意见，公众质疑，政府出面打圆场。然后再来一两次类似的操作，最后人们心理上已经可以疲惫了，政府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推行政策了。
到了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放风”就更容易了。各大中央级媒体下有自己的自媒体、挂靠智库、舆论频道。他们的文章是否体现这些媒体或者政府的意见，说是也是，不是也不是。对政府来说，真假难辨的“放风”是最有利的。大家不知真假，稍有风吹草动惶惶不可终日。政府“天威难测”，稳坐钓鱼台，舆论反击太大就推搪与之无关，舆论抵制声音没有这么大就正好亲身下场。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三年前，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李嘉诚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不爱国的行为。引发全民讨论，市场震动，李嘉诚不得不跑出来表忠心，面子尽失。
有专家认为只有“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上发文、接受采访、某个部门的主管官员或某个领域有分量的学者在某个场合和论坛、或者参与了某方面决策和课题研究的学者在自己的文章和采访中透露的信息，才算是中央有意放风。
这种说法既不完全正确，也更没跟上中共在自媒体时代的操控的形态。对于争议性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中央确实采取以上那些方式。对争议性太大的问题，找级别更低的方式先放风，对政府有利无害。当它们被转到“三报一刊”的时候，已经不是“放风”这么简单了。
“私有制退场”是现实的可能
因此，具体到“私有制退场”的问题上，笔者并不认为只凭发布人是谁而断定中央的意图。这个人确实名不见经传，但中国重新限制私有经济，在这几年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这篇文章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如果这样的文章放在十年前，可能无人问津（作者也不可能这样写）。放在现在，即便这真是“揣测上意”自发写成的文章，他会这样去揣测，大众也会这样容易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这五六年，中国政治风气左转、重新毛化、脱离邓小平规范等都是公认的事实。就在今年一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就在党媒发表文章称“共产党理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已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要求国企必须由党组织领导，上市私有企业甚至外企都必须建立党支部，做出重大企业决策时董事会应先听取公司党组织的意见。这明显是走向毛时代党委说了算的套路。中国又推行“混合制所有制改革”，要求大私企入股国企，或者允许国企收购私企股份。这带有浓重的1950年代公私合营的色彩。
官媒虽然纷纷抨击“私有制退场论”，但其逻辑均令人担心。以流传最广的人民日报时评《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与“长安剑”的《“私营经济离场”？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为例。
习近平两个不动摇
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三个没有变”的判断作为立论点。（三个没有变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但“三个没有变”是胡锦涛在2011年提出的说法，所谓“习近平明确提出”，其实只是重复胡锦涛的话。
习近平自己的版本是“两个不动摇”（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二、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当中有关私有经济的“第二个不动摇”，是照抄胡锦涛的说法。胡锦涛的理论对习近平来说有多不可动摇？而且无论中国如何强调“鼓励、支持、引导”，在中国看来，私有制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应该存在，而是中国政府的恩赐，也要受政府的指导。这从根源上就有倒塌的危机。
文章又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写入党章和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党章和宪法的效力有多大，这两年大家有目共睹。1982年的条文可以轻易修改，更何况1997年才加上去的条文？
文章又赞扬私有制的重要性：“民营经济创造了我国60%以上的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但这与习近平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矛盾。事实上，这几年不断有人认为公有制被私有制超越，已经不符合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了。
文章反复强调私有经济“有用”，即存在利用价值。但回头看在1950年代，中国国有化私人工业的三部曲，第一步就是“利用”私有经济，第二步是“限制”私有经济，最后是公私合营到国有化。谁能肯定不会重复此进程？
在中美贸易战当头之际，中国面临巨大困难。按照“一动不如一静”的理论，保护私有制是更好的选择。贸易战带来的另一种舆论是公有制“国家队”更能聚集力量击败美国“私人俱乐部”。特别是高科技领域，连美国都认为“国家队”是“不正当”的优势，要“打掉制造业2025”。这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影响？
因此，综合看来，认为中国完全不存在“私有制退场”的可能是武断的。下一波的“国进民退”正在进行时，只是松紧程度如何而已。程度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正所谓“天上的风往哪边吹，地上的草往哪边倒”。李嘉诚和马云都是中国最聪明的商人，他们都抽身离场，说明什么？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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