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6 September 2018

“视而不见”的轻松(完结篇)

有人转了我《“视而不见”的轻松》,有个作家在推上留言:“前几年读了很多相关资料,此后。。。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了。他还能写出来,我都不知道说啥,总之。。。还是不知道说啥。”
我揣摩:因为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残忍,所以无法“形容”;又因为这种残忍我居然还可以用文字还原,所以我有着异于常人的更残忍。假如这种揣摩成立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我是一个因为镜像神经元系统发育不完善或受损的人。这位海外女作家所具有的人类共情(empathy)使得她有关西藏的研究颇有建树,这也似乎是一个作家共有的感情“工具”。
前阵子,有个作家来我处小住,谈到写作,他怂恿我写长篇,系统地写。“以我的经验,所谓写作靠才气确实是一个误区。几千字或可靠,但万字以上也许就不行了。尤其重要的是,长文、长篇和系统性的书籍,才可以锻炼一个人的‘学术思维’——不一定是真的学术,但这种思维很重要。当然,这一点也只有经历过的方有切身体会。”他指控我对写作是“怀有野心”,这一点我当时很吃惊。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写作的看法是“野心”使然。我解释道:开了书店,你才知道天下的烂书有多少!如果每本书的印量都是一片树林的倒伏,一条河流的几千米的泡沫的代价的话,每一个烂书的作者都是罪犯。我不想为了名利犯这种罪。只有哪一天我觉得我的短文篇篇都是珊瑚、绿松石、玛瑙、蜜蜡、九眼天珠等,我才可能用你的“系统”绳子串成一挂“项链”。他指责我的“精英意识”,我则坚持认为写作是我的爱好,如果我把这种爱好当做工具,这种爱好将不复存在。“我老了,吃喝嫖赌之类的爱好太短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韭民草根,都爱好这个,我就不跟他们争了。”我结束了这个话题。
但这只是话题的此时结束,在彼地,我的这位朋友发推说:“有写作愿望和写作野心的,往往都是眼高手低,尤其满足于短短的所谓才气横溢的小文章。一千篇‘才气横溢’的小文章也抵不过一本书规模的思维训练。”我问道:是在说我没才华还是在说我浪费才华?他呵呵,拒绝回答。

我自认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才华”是什么?汉典解释:表现于外的才能。这里的“外”,应该指“公认”。我有吗?连一本书都没出过。范进还能中举,疯了的举人还是举人。我是什么?一个不合格的高中生。“爱好写作”?你也配!
且慢,我还真只配“爱好写作”。早在一笼汤包我想了多少年都没办法吃上的少年,我就知道惟有读书才能教会我如何面对这个操蛋的世界,惟有写作才能使我学会如何抵抗这个操蛋的世界。选择读书是因为我可以借了还,而钱不行;选择写作是因为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因为成本最低,所以我选择。
我不是为了顺应这个世界而活着的。一个操蛋的世界,你学会和他共处你也是操蛋,你活得如鱼得水那是你有更操蛋的“才华“,这样的“才华”,我真的没有。

回到“镜像神经元系统”这个话题。科学证实镜像神经元系统发育不完整或者受损的人无法感受他人的痛苦。很多罪犯就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系统问题而在实施犯罪时残忍无比。如果这个科学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就不是神经元系统发育不完整或者受损的人,正相反,我可能是发育得太好了,所以,在我写作食人、饿殍、杀戮、虐待等残忍时,我的状态几乎是窒息。
语言几乎是人类独有的工具。任何写作的人,在用语言表达体验时都会面临一种困境:选择含义具备公共性的词语可以使我们的体验获得广泛的理解,但获得广泛性理解的体验又大多不具有写作的价值,因为缺乏本己性和独特性——烂书就是这么蜂拥的;而写作者如果追求更丰富、更具个性、更复杂的符号来准确地传达经验,他只能祈求上帝找到知音了,这也是我对买书者取走我心仪的书总是存有感激的原因之一。更具“国情”的困境是,在语言成为“管制刀具”的国家,语言表达历史都可能是犯罪,这种现状下,写作者面临的不仅是困境而几乎是绝境。在这种绝境下能够风生水起的写作者,大多出笼的不仅是烂书,而且是坏书。
“20世纪的语言学家们早就达成共识,不是人的思维用语言去描述世界,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语言塑造着人的思维。并不存在思维与世界之间以语言为中介的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思维、语言、世界处于同一个层面——世界不是由所有外在客观对象构成的集合,世界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被我们用语言描述的那样,而这些感受只能通过语言的描述才能被理解。这并不是一个唯我论的观点,因为语言不是私人的产物。”(让·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序言 杨小刚)我曾问过很多高学历的人:你们在十年义务教育里有过逻辑训练吗?你们学过政治学(而不是“政治”课)吗?你们在大学里学过思想史、观念史、宪政史吗?没有!甚至有人告诉我:从来没听过还有观念史这一说。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梁漱溟。得到儿子肯定回答的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当我们的校园里斧钺了逻辑、政治学、思想史、观念史、宪政史等学科,校园还剩下什么?当然是“我们”——扎米亚京的“唯一国”——一种奇妙的逻辑:“分配的方法就是,把权利给与吨,把义务给予克,而从一无所有到至大至尊的自然途径,就是忘记自己是一克,而要认为自己是一吨的百万分之一。”(扎米亚京《我们》)
你坐在每晚七点让电视塑造你的思维,我每晚枯坐灯下寻找、写作同一种发音却是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根本的区别:你是“吨”的百万分之一——你自豪;我是“克”的百分之百——我悲悯。

我是一个写作上不折不扣的倒霉蛋。第一次手写体变成铅字,我二十年以后才知道(在那个年代,铅字可以改变命运。我曾为朋友写过几首诗,他署上他的大名发在当地的文学杂志上,不久就成为那个小城市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学会上网在“一五一十”网站混,网站被关了;朋友替我在“影响力中国”网站开专栏,也被关;在“简书”上混,十篇文章至少五篇“北京”,我不高兴,“取关”了;才开了一个公众微信号,三篇文章又被“北京”一篇,加上在书店微信公众号的其中一篇,三分之二阵亡。

我还得写。如果我这倒霉蛋时来运转,不再“北京”了,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唯一国”不再是唯一;二是我把写作当成了获取“嫖资”的工具。
我还得写。为了第一个可能。
我还得写。如果是第二个可能,请和我一样“可怜”的,喜欢我文章的人用唾液把我溺死。
拜托!


from 磨蹭到老、到死 https://qiumazha.blogspot.com/2018/09/blog-post_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