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毓民掟杯案，纏訟四年，終於獲判上訴得直，無罪釋放。法官宣判時，旁聽席掌聲不絕，有人大叫「打倒梁振英」。所有媒體在報道這消息的網絡留言中，幾乎一片歡呼。有稱「公義得到伸張」，有稱「香港贏了」、「大快人心」，甚至有稱這是「回歸後香港最光明的一天」。
這種反應，給我的感覺毋寧是「悲哀」。因為這只是一個正常的判決，是暗黑中透露的一線光明。在一個正常、文明、三權分立的社會，立法會內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爭吵，議員對行政的監督以至對抗，是平常事，屬行政部門的律政司無法律權力對立法會內的事務作干預。發生在立法會內的這樣小事，居然也用上大量公帑去檢控、訴訟，歷時四年，說明政府、律政，都處於不正常狀態了。獲上訴得直，只是法院回歸正常的一次裁決。
正如早前行李門的司法覆核，空勤人員總工會獲判勝訴而幾乎全城歡呼一樣，如果我們為一個小小扭轉不正常的裁決而歡喜若狂，所反映的正是這個城市淪落的悲哀。
因為已經發生的許多不正常的裁決，包括立法會議員進入會議廳被裁決非法集結並判刑，包括以新的「釋法」去追溯之前的宣誓行為，包括在警民衝突中為理想而抗爭的年輕人被判重刑，更包括政府以「紅線」代替《基本法》去定義市民權利。我看不到香港向「三權合作」傾斜的整體不正常，會因為一兩次稍正常的裁決而有根本改變。
行李門和掟杯案的裁決，很可能反映梁振英失權失勢：不僅在香港無職無權，而且也失去了中共對他的倚重和信賴。他對香港的「三權合作」已毫無影響，他發律師信，不停做鍵盤戰士，激烈反港獨，都是一種乞求中共注目的掙扎表現。
在掟杯案中，法官質疑梁振英的供詞。梁供稱案發時意識到自己可能受傷，「企喺度」、「freeze（僵）咗」，但法官翻看閉路電視，發現由玻璃杯着地一刻，梁一直沒有回頭觀看，亦沒做出任何動作檢視自己有否受傷。這已經足夠裁決襲擊罪名不成立。直接地說，就是指梁振英供詞不可信，是不誠實證人。事實上，所有看過閉路電視的人，都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在前年掟杯案審訊期間，竟然沒有一個當時親眼目睹事件的議員為黃毓民作證。而黃被提出檢控後，立法會就連連發生倒插國旗案、搶文件案、非法集結案等司法介入立法會事件。不管不願意為他作證的議員怎樣評價這掟杯案，但黃毓民為此案付出的精神和金錢代價，所得到的裁決結果的確可以為日後議員的抗爭造成先例，議員可以恢復在議會中抗爭而毋須再戰戰兢兢。
對政治惡勢力妥協，其後果就是令「紅線」、惡行成為「正常」。比如，你在講支持言論自由之前一定要念一個「我反對港獨」的符咒，你事實上就是肯定了言論自由要有「紅線」。你不是支持言論自由，而是參與製造寒蟬效應。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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