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银行年报的发布，市场上也在盛传高层正在讨论进行万亿债转股的事。只不过这次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同，上次基本上都是财政买单，这次要市场化处置，其初衷其实是财政将较少参与，财政资金和央行再贷款可能不会像上次很容易的到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里。
2015年银行业年报发布，舆论的评价是惨不忍睹。前几年中国的银行业还是暴利机器，动辄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而目前已经掉到1%以下，今年业绩进入负增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五大行的业绩下跌速度惊人，中行利润增速从8.08%猛跌至0.74%超过10倍。农业银行不良率远超其余四大行突破2%“生死线”高达2.39%，相当于建行交行不良贷款总和，中国银行业目前有12744亿不良贷款，还有数目更为庞大的关注类贷款。而建设银行则更让人大吃一惊，拨备覆盖率暴跌71.34%距离监管红线150%仅差0.99%，而其利润增速仅仅只有0.14%，农行拨备覆盖率跌幅高达97.1%。
银行业如何从不久前的繁花似锦中专项目前的惨淡经营，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官员，统一的说法是，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业承担了经济衰退的成本，尤其是中国是一个主要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融资模式主要是银行贷款导致企业负债过高，企业不能在负债和资产之间做很好的权衡，最终在经济下行周期形成庞大的不良资产。
这种认识只是说出了中国国有银行体制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往往是有意忽略的，那就是国有银行体制。中国的银行业以五大国有银行占绝对地位，国有银行的股东是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他们代表国家持股。股份制银行尽管不是中央持股，也都是国有企业作为股东（除了民生银行），国有企业的股东也是财政部，而一些较小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股东也大多是地方政府。
而在中国的实体领域，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占主体，其中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国有五大行包括股份制银行的贷款主体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股份制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占比相对较高，但是大家统一的经营思路都是向大型国企做批发，这样成本小，收益高。这些企业往往是国家做最终的担保者，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风险较低。
这种国有金融对应国有实体的中国经济结构，很大的问题就是预算软约束，产权不清，没有最终为自己的亏损和倒闭买单的 人，从而在经营过程中，形成追求短期利益，疯狂放贷，形成不良后，最终的买单者仍然是广大的纳税人。中国经济就在一轮又一轮处理不良资产扩大和处置的循环中震荡，对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危害。
银行业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后果很严重，因为银行业的贷款必须以其资本作为其资产扩张的基础，不良资产占比过大，就会侵蚀资本，导致银行贷款能力下降，从而让本就已经在下滑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最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
因此，最近政府正在酝酿对债转股，其实就是贷款换不了了，银行去做股东，不过这次提出的口号叫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在这个市场里的参与主体必须是产权清晰的不同法人或者自然人，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对自己参与交易的资产负全责，自己承担损失。
而我们再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除了少量的民营企业外，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刚刚论述过了，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国有银行的股东也是国家，而代表国企实行债转股的都是国家的代理人，比如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等，比如农业银行的股东是财政部，而某央企的股东事实上也是财政部，这是自己在跟自己交易，价格如何谈判？亏损了谁来负责？如何市场化？
这种所谓的市场化，其实是很难推行的，既然国家已经要搞债转股了，那就把银行欠款赖一下，该还的账也不还了，国有银行成为股东了，或者另外成立的所谓持股公司成为股东了，这对市场参与各方都有好处，最终的受害者是整个国家的福利，因为他们不知道进行谈判博弈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因此没有一个好的管理和好的模式，债转股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
目前银行业的债转股应该首先是面对现实的，应该是充分披露资产质量，然后用改革的方式去盘活这些资产，比如将这些不良资产进行重组，让不同的市场参与主体参与竞购，从而引入外资或者民企这些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这样既收回了银行贷款，也对国企资产进行了改革，国企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
这其中，互联网技术的推进，可能是此次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个绝好契机。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必然要引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这就会导致金融管制和隐性担保退出，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金融的底层要素，包括渠道、数据和技术，其重要性也显现出来。互联网企业从事的金融，丰富了现有金融体系，也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互联网企业还可以和金融机构携手做金融，前者帮助后者提高在渠道、数据和技术上的竞争力。其结果是整个行业生产率的提高，金融生态的丰富化，和金融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这就是互联网 金融的商业逻辑。
尤其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条件下，引入一些互联网企业对国有银行进行互联网的文化改造，引入互联网企业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进行互联网化，这些都是可以探索的方法。这样不仅仅是对不良资产的一个有效的处置模式，也是对目前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国有银行体制的一个绝佳的改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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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银行业年报发布，舆论的评价是惨不忍睹。前几年中国的银行业还是暴利机器，动辄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而目前已经掉到1%以下，今年业绩进入负增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五大行的业绩下跌速度惊人，中行利润增速从8.08%猛跌至0.74%超过10倍。农业银行不良率远超其余四大行突破2%“生死线”高达2.39%，相当于建行交行不良贷款总和，中国银行业目前有12744亿不良贷款，还有数目更为庞大的关注类贷款。而建设银行则更让人大吃一惊，拨备覆盖率暴跌71.34%距离监管红线150%仅差0.99%，而其利润增速仅仅只有0.14%，农行拨备覆盖率跌幅高达97.1%。
银行业如何从不久前的繁花似锦中专项目前的惨淡经营，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官员，统一的说法是，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业承担了经济衰退的成本，尤其是中国是一个主要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融资模式主要是银行贷款导致企业负债过高，企业不能在负债和资产之间做很好的权衡，最终在经济下行周期形成庞大的不良资产。
这种认识只是说出了中国国有银行体制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往往是有意忽略的，那就是国有银行体制。中国的银行业以五大国有银行占绝对地位，国有银行的股东是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他们代表国家持股。股份制银行尽管不是中央持股，也都是国有企业作为股东（除了民生银行），国有企业的股东也是财政部，而一些较小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股东也大多是地方政府。
而在中国的实体领域，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占主体，其中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国有五大行包括股份制银行的贷款主体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股份制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占比相对较高，但是大家统一的经营思路都是向大型国企做批发，这样成本小，收益高。这些企业往往是国家做最终的担保者，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风险较低。
这种国有金融对应国有实体的中国经济结构，很大的问题就是预算软约束，产权不清，没有最终为自己的亏损和倒闭买单的 人，从而在经营过程中，形成追求短期利益，疯狂放贷，形成不良后，最终的买单者仍然是广大的纳税人。中国经济就在一轮又一轮处理不良资产扩大和处置的循环中震荡，对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危害。
银行业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后果很严重，因为银行业的贷款必须以其资本作为其资产扩张的基础，不良资产占比过大，就会侵蚀资本，导致银行贷款能力下降，从而让本就已经在下滑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最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
因此，最近政府正在酝酿对债转股，其实就是贷款换不了了，银行去做股东，不过这次提出的口号叫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在这个市场里的参与主体必须是产权清晰的不同法人或者自然人，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对自己参与交易的资产负全责，自己承担损失。
而我们再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除了少量的民营企业外，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刚刚论述过了，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国有银行的股东也是国家，而代表国企实行债转股的都是国家的代理人，比如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等，比如农业银行的股东是财政部，而某央企的股东事实上也是财政部，这是自己在跟自己交易，价格如何谈判？亏损了谁来负责？如何市场化？
这种所谓的市场化，其实是很难推行的，既然国家已经要搞债转股了，那就把银行欠款赖一下，该还的账也不还了，国有银行成为股东了，或者另外成立的所谓持股公司成为股东了，这对市场参与各方都有好处，最终的受害者是整个国家的福利，因为他们不知道进行谈判博弈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因此没有一个好的管理和好的模式，债转股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
目前银行业的债转股应该首先是面对现实的，应该是充分披露资产质量，然后用改革的方式去盘活这些资产，比如将这些不良资产进行重组，让不同的市场参与主体参与竞购，从而引入外资或者民企这些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这样既收回了银行贷款，也对国企资产进行了改革，国企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
这其中，互联网技术的推进，可能是此次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个绝好契机。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必然要引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这就会导致金融管制和隐性担保退出，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金融的底层要素，包括渠道、数据和技术，其重要性也显现出来。互联网企业从事的金融，丰富了现有金融体系，也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互联网企业还可以和金融机构携手做金融，前者帮助后者提高在渠道、数据和技术上的竞争力。其结果是整个行业生产率的提高，金融生态的丰富化，和金融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这就是互联网 金融的商业逻辑。
尤其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条件下，引入一些互联网企业对国有银行进行互联网的文化改造，引入互联网企业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进行互联网化，这些都是可以探索的方法。这样不仅仅是对不良资产的一个有效的处置模式，也是对目前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国有银行体制的一个绝佳的改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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