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協會本周在北京落下了帷幕。與往年一樣，作為“橡皮圖章”的人大和“政治花瓶”的政協，代表和委員們的發言都被預先導演，了無新意。但是人們卻在有形和無形之中感到了與往年有些不同的政治氣氛。官員們空前的謹慎態度、網絡上驟起的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現像的強烈不滿、以及習近平本人顯而易見的沉重表情、與其他領導人在大會上鮮有互動的反常現像等等，這些使得中國當前的政治氣氛似乎成為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最詭異的時刻。
稍微有一點中國共產黨歷史知識的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習近平在二零一六年的政治處境與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頗為相似。一九六二年，由於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破產，中國的經濟遭遇到極為嚴重的困難。在困難環境下，當的高級官員們對毛的路線產生了動搖和懷疑，毛澤東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像征性地進行自我批評。此後，毛與他的戰友們的關系越搞越僵，直到公開決裂，引發了為期十年的“文化革命”。
二零一六年的習近平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困難。雖然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與五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經濟困難的復雜和頑固程度卻絲毫不亞於當年。身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和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和他的經濟顧問班子在中國宏觀經濟決策中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引起人們的非議。他與負責日常經濟管理工作的總理李克強之間的責任不清和相互不滿也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人物們茶余飯後的主要談資。由於李克強被普遍認為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權力最受限制的總理，人們將不滿都理所當然地集中到了習近平身上。
除了宏觀經濟管理的能力遭受非議，以及選擇性反腐所引起的黨內其他派別的強烈不滿，兩會之前發生的一些社會和政治事件，也進一步將習近平推向風口浪尖。一是中國官方傾力推動的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浪潮，已經達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二是中國宣傳系統對大嘴“紅二代”商人任志強的思想圍剿遭到了社會層面和一部分高級官員的憤怒反抗，三是春節期間中央電視台強行用僵化的意識形態宣傳取代社會在節慶期間對傳統娛樂的需求，這一在敏感時期對大眾文化需求的公然蔑視激起了舉國上下的義憤。
實際上所有這些政治事件都是圍繞著習近平展開的。個人崇拜被看作是投機者們投其所好；對任志強的圍剿是因為任志強敢於挑戰習近平關於“黨媒姓黨”的教義；春節聯歡活動的政治化更是與習近平近來對意識形態的加緊控制一脈相承。在很多人眼裡，一個既無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經濟困難、又無法統領黨內不同派系同舟共濟的領袖，卻正在設法爬上讓十四億人頂禮膜拜的“政教合一”的神龕，由此引起的官僚系統的抵制和社會大眾的不屑乃是人們預料之中的。
一個集權的領袖是依靠集權的政治體制生存的，當這個政治體制的精英們目標一致精誠團結的時候，他們有力量鎮壓社會大眾的反抗，保護精英集團的利益。但是當這個精英集團內部面臨經濟和政治困難開始互相推卸責任的時候，尤其是當這個集團的相當一部分人缺乏安全感和對最高領導人失去信任的時候，他們就會開始分裂。這就是一九六二年的毛澤東和二零一六年的習近平所面對的共同的問題。
可以說，一九六二年的那場大會是毛澤東的“滑鐵盧”，執政黨的精英對他的管理能力產生公開懷疑，他也在被迫進行政策調整之後，對那些背叛的精英感到極端憤怒，直到最後不得發動了“文化革命”，開始了大規模地政治清洗。習近平對現實的遭遇將會采取什麼對策呢？他目前似乎正在不得已地放緩個人崇拜的步伐，減輕通過選擇性反腐來打擊政敵的力度，但是他會從挫折中吸取教訓嗎？抑或像毛澤東那樣索性繼續前行，在中國政壇掀起更大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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