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见证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此间北京举行的一场高层论坛上表示，在南海（南中国海）问题上，中美需要类似于《上海公报》或某种共识，“避免军事冲突”。
他认为，《上海公报》的实质是，双方都知道想达成一个说服对方的绝对性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宏观地、原则性地阐述立场的方式，达成公报。当前的南海（南中国海）问题正需要这么做。
自1971年参与中美正常化进程以来，基辛格都是中美调和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在中国政界的广泛人脉，其经营或代理的商业活动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而他也是极少数获准在中国大量出版著作的外国政界人物之一。依靠他的智慧和技巧，他将政治见解、商业活动和自身的经济利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在两国都获得巨大成功的罕见人物。事实上，他的观点对中美来说，都不无借鉴意义。
就如同此次它提出中美须达成类似于《上海公报》这样一种共识，其实在美国学界并不孤立，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蓝普顿早在习近平正式访美前就提出中美应缔结第四份联合公报以重新规划两国关系。尽管在后来的双边会晤中它并未成为现实，但它越来越成为美国各界所期待的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选择方向之一。在此问题上，基辛格的论点具有一定说服力，他说，“如果中美出现分歧，就无法实现构建世界秩序的目标。”他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问题，强调中美（在当前情形下），要在短期策略战术层面问题和长期战略目标之间的空白地带找到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推进双方关系发展。
不过，基辛格还有蓝普顿可能都低估了两国关系的严峻程度以及两国存在的分歧越来越深刻和难以调和的现实，就两国关系或者南海问题缔结新的共识可能暂时缺少现实基础。
这首先是由于南海问题只是中美之间冲突的一个“附着物”，不仅不是全部，也不是两国关系实质之体现。表面上看，中美在南海的冲突是孤立的。美国并不是全面在中国周边展开军事部署，在南海如此集中、大范围、持续地展示军事力量，是目前的罕见举措之一，也是美国真正将“重返亚太”战略付诸实施的标志性事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国在南海的分歧和对立最直接、问题最突出，而且美军的行动受到周边国家迫不及待的支持。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相关的军事部署，促使美国认真对待亚洲局势的发展，考虑并具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应对。
其次，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和外交理念、政策的深刻变化与转型，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和不可避免。中国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受华盛顿待见，就表明，美国无意按照中方的意图行事，将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层面的根本对立置诸一边而只从功利主义层面处理两国关系，尽管它们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毕竟它们能带来切切实实看得见的利益。
但我认为，美国的国际责任感和价值观荣誉感始终是阻碍中美向“新型大国关系（中方定义）”发展的根本障碍之一。美国意识到，在中国将政治安全作为前提进行利益交换的外交原则下，是其不可接受的。正因如此，它才会借南海冲突激化之机，连续不断地向南海部署军事力量，最近美菲军事合作进一步发展，美军获许在菲律宾的四个军事基地派遣部队。
也正因如此，趁着朝鲜核、导计划实施，它正在全方位增兵东北亚，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与日俱增，包括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的部署列入日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甚至将搁置已久的“美印日澳”四国军事同盟重新作为美国的战略选项之一。
各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跨越“临界点”，进入“次冷战”，双方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和对抗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和具战略性的。在其中一方选择放弃或者双方未在重要领域进行妥协之前，双方达成新的共识协议不具有现实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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