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016年 1月 4日
這是一個沒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這是一個人人感到重大事件即將爆發的時刻。這就是2016年到來之際彌漫在中國社會霧霾般的那種欲隱還顯的政治氛圍。當前，那個龐大的東方國度似乎平靜得不能再平靜了：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好像已經得到了確立，前幾年大老虎們一個個新鮮「出爐」所引起的國人的亢奮已經消失；經濟的減速已經成為無可奈何的事實，中央政府出台的對策至今鮮有成效；與東北和南海鄰國的領土、領海爭端已經跨出了地區的界限，世人還看不到結束這場糾紛的前景。
三大挑戰
要使人們相信中國正在朝著一個清晰的目標前行，而不是在一個虛無縹緲的「夢」裏漂流，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面對著三個重大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他能否重新確立最高政治領導人與中國官僚系統之間的「潛規則」，從而讓正在消極怠工的官僚集團為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出工出力。第二個挑戰是，已經將經濟管理大權攬在手中的最高領導人能否真正地阻擋正在發生的經濟的趨勢性下滑。第三個挑戰是，能否妥善地解決中國和鄰國的領土、領海爭端，並且開始兌現他正在向世界銷售的通過「一路一帶」來支撐全球經濟增長的承諾。
長期以來，在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人和從屬的官僚集團之間是存在潛規則的。要管理中國這個人口龐大、疆土遼闊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必須得到官僚集團的輔佐；同時，政治領導人則必須給予官僚集團他們想要的利益。這種狀況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更加明顯。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最高領導人容忍和甚至放縱官僚集團貪婪地瓜分國家經濟增長的紅利，換來了他們對維持共產黨統治和經濟繼續增長支持。這種潛規則的盛行一方面延緩了社會崩潰的速度，另一方面則使得民間的不滿和各種深層次的矛盾日益積聚。
習近平上台前後，面對著黨內高層的殊死權鬥，大膽地採取了「反對腐敗」的險招。他通過全民的義憤，迅速將最險惡的政治對手置於死地。但是，民眾對於反腐的要求是真誠的，而官場的腐敗又是普遍的。這使他無法在平息主要政敵之後立即收兵，而是不得延續和擴展反腐運動。而這種做法在本質上是撕毀過去中國最高領導人和從上到下的整個官僚集團之間互有默契的潛規則。沒有民心的官僚集團無法立即組織起有效的反抗，轉而採用消極怠工作為對策。這正是中國經濟減速、社會矛盾日益暴露的一個最重要原因。
只有徹底鏟除腐敗官僚產生和存在的政治基礎，中國最高領導人才能在這場與官僚集團對壘中有勝算。否則，他縱使手握生殺予奪大權，也是無法贏得這場戰爭的。毛澤東曾經發起對不聽話的官僚集團的大規模清洗，但是到頭來卻一敗塗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復辟了的官僚集團在身後盡情羞辱自己的老婆。習近平沒有毛澤東的政治威望和實力，在這個體制內部與官僚集團鬥爭，很有可能最終輸得更慘。他要想取得勝利的唯一勝算是，摧毀這個人民無法制約官僚集團的制度！
但是他似乎沒有這個見識，也缺乏這個力量。他正在重蹈毛的覆轍，即通過樹立個人威望和權力來迫使官員們臣服。在過去一年裏，他丟掉無法在體制內運作的「法治」的武器，求助於盛行江湖的「講規矩」的幫規；以「妄議中央」之類的不倫不類的理由裁撤省級大員；年終還發展到讓政治局委員們開會人人過關，以此立規，塑造他和其他政治局成員之間的君臣關係。這些做法，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正在與官僚集團的疲憊對壘中絕望並失去方寸，也表現了中國的官僚集團正在無言中慢慢地在政治上盡情地消費著最高領導人。這個格局的變化無疑牽動將著2016年中國的政局。
政策手段失靈
近些年來，由於多年累計的矛盾和隱形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本的日益外在化，經濟的下滑已經成為一個趨勢。過去的一年中，中國政府採用了五個政策手段試圖阻止這個勢頭：一是數次放鬆銀根，甚至試圖通過股市增長來刺激消費；二是放棄結構調整的初衷，轉而回頭繼續採用財政投資的方法刺激經濟；三是提出進一步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希望讓市場來挽救下滑的經濟；四是不斷宣傳「萬眾創業大眾創新」美麗夢想，希望稀釋青年失業對社會帶來的壓力；五是啟動「一代一路」的國際戰略，期冀國際社會幫助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
上述手段均非靈丹妙藥。中國經濟早已經對放鬆銀根的貨幣手段和政府投資的財政手段產生了抗藥性，由於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的所有制結構和行業結構，這些手段除了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之外，對經濟總量的有效提升並不能帶來多大的效果。而市場化改革和大眾創業創新都止於宣傳口號。因為對社會經濟的終極控制和對人類天然的批判性和創造性的壓制是中國的極權體制的本質所在，與市場化和民營經濟的創業和創新天然矛盾。因此「改革」和「創新」之類的口號除了給年輕人帶來短時的遐想之外，對經濟的實際推動力並不大。至於通過「一路一帶」來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不僅是不解近渴的「遠水」，考慮到相關國家的政治不確定性，最終可能是無法止渴的「毒鴆」。
至於中國的周邊關係，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糟糕。最高領導人除了在與那個被中國人厭惡的曾經攫取中國大量領土的俄國在國際上調情之外，中國和主要的周邊國家存在著大量的領土、領海爭端，其中包括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印度、還有中國南部海域的幾乎所有的國家。這些爭端早已存在，為了在中國國內政治權鬥種贏得民眾和軍方的支持，習近平有意採取了比前任更為強硬的態度，激化了這些業已存在的爭端。但是這種通過激化國際爭端來積聚民意和鞏固權力的做法是莽撞的，也是危險的。
說它莽撞，是因為它不僅無法得到原本沒有得到的領土，反而使中國在國際上變得日益孤立。在與日本的對峙方面，日本絲毫沒有改變起對釣魚島的態度，而中國卻不斷地軟化立場，先是拒絕與日本領導人見面，繼而又自下台階，同意無條件與對方見面會談。中日兩方領導人，一方如同小兒鬥氣，一方則以不變應萬變，其國際形像立馬分出高下。在南海方面，中國雖然面對諸多小國，但是國際輿論不在中國一邊；國家法庭也不支持中國的訴求；更重要的是，美國不斷地聯合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內的盟國，公然派遣軍艦和軍機前往爭端海域，對此中國至今尚無良策，大丟顏面。
上述三項矛盾能否在2016年得到有效化解，不僅對當今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前途至關重要，對於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和社會也至關重要。搞得不好，三項矛盾疊加在一起，官僚集團與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對峙將會持續，經濟會無以複加地螺旋似下墜，國際關係將不斷地處於緊張狀況並且消耗中國的財力和民力。這些都會反過來成為激化最高政治權利爭斗的借口。2016年也是中國為十九大進行高層人事凖備的關鍵一年，這一因素不僅不會緩解、反而會增加中國領導人解決上述矛盾的困難。對於2016年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筆者無法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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