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MATTHEWS
日期：2015年9月10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對鄭宇碩的攻擊從去年7月開始。最初是在香港兩家人們普遍視為北京喉舌的報紙接連刊登一系列的頭版報導，指控該支持民主的學者剽竊和在申請護照時說謊。
接著，在籌備去年的佔領中環抗議活動期間，鄭宇碩開始幾乎每一天都收到匿名電話和信件，罵他“賣國賊”，“走狗”，“境外敵對勢力”的奴才。鄭宇碩的太太認為，有人在街上跟踪她。
一組為數大約10名的“愛國”活動人士甚至來到他的住所，打起橫幅要求大學對他所受的剽竊指控作出調查。
香港城市大學，即鄭宇碩出任政治學講座教授的高等教育機構，對他的著作展開廣泛調查，並最終在今年較早時候，距離鄭宇碩於6月退休前的幾個月，把他降職為普通教授。
鄭宇碩說，大學認為他沒有剽竊，但是他的著作並未“逹致最高標準”。這不是鄭宇碩第一次遭受剽竊的指控：他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經受過同樣的調查，儘管調查結果是他所受的指控無法證實，時任院長的鄭宇碩還是被降職。談到比較近期的調查時，鄭宇碩堅稱自己沒有做錯，而大學則拒絶提供有關該個案調查結果的資料。但是，鄭宇碩認為，他所受到的攻擊，以及某些媒體對其個案異乎尋常的關注，都是出於政治動機之舉：他是爭取在香港實行普選的團體聯盟—真普選聯盟的召集人。
在一家香港的咖啡店接受《時代高等教育》訪問時，鄭宇碩問："假如我只是一個[被指控]剽竊的學者，為什麼會連續3、4天成為頭條新聞？"
一些香港學者說，鄭宇碩的案例反映出，香港—中國唯一一個大學和學者在傳統上享有大陸所無的自主權的地方—正面臨更廣泛的學術自由損失。
對於香港的特別、模糊現狀遭受中國政府攻擊的恐懼促使超過10萬人走上街頭，市內主要商業區被佔領了幾個月。抗議的直接觸發點是北京在2014年8月宣布，一個批評者認為將會充斥向北京效忠人士的提名委員會，將會對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的參選人進行篩選。
到了12月，抗議人士的帳幕城市都被清除，一些人在佔領高峰期擔心的天安門式屠殺並沒有發生。但是，那城市依舊政治化，而且對大陸侵蝕甚感焦慮。
在香港，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得到法律的保證。可是，一些並非"政治正確" 的學者—即是對北京太多批評的人—認為，他們不是成為了親共報章媒體誹謗運動的目標，找工作時被推搪，就是被向北京效忠的大學委員會阻止出任高級管理層職位。
一月時，對鄭宇碩提出指控的那兩份報章—文滙報和大公報—聲討香港大學法學院前院長兼支持民主的活動人士陳文敏，指責他導致該學院在即將到來的研究質素評核中表現欠佳。
陳文敏在另一家報章撰文回應，他為學院的研究紀錄辯護，並質疑"政府上層梯隊"是否和媒體合作來攻擊他。他質問那些親北京媒體如何在研究評核結果公開之前取得那些機密資料。
文匯報也攻擊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廷耀，其有關親北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研究結果往往不太好。報紙上的文章質疑鍾廷耀的研究方法，又質問香港大學那由鍾廷耀領導的民意研究計劃有沒有得到美國情報機構資助。鍾廷耀大力否認那些指控，強調他的研究方法公正透明，並呼籲其批評者停止使用“文革式”攻擊。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也同樣被親北京的爪牙盯上。成名憶述，他在四年前公開批評北京對被被查禁的宗教組織法輪功的鎮壓，親北京的報紙刊登超過20篇文章作回應，當中包括把他免職的要求。
這些火熱的批評是否不過是進入香港政治的公開戰場所必要面對的後果？經常在媒體上評論當地政治的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系主任盧兆興說，假如學者“選邊站”，他們的觀點“必然會有政治爭議”。盧兆興說，這使得涉足政治的學者無可避免的“成為反對他們的陣營的目標。”
但是，成名說，那些攻擊太“凶狠”太頻繁了，遠遠超出平常的公眾辯論範疇。和鍾廷耀一樣，成名認為我們正在見證的攻擊方式“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使用過的伎倆相類似”，他又補充說，那些攻擊近來“更趨激烈”。
香港大學的陳文敏對於學者在香港的生活起了變化這一說法表示同意。他對《時代高等教育》說，“我們是在過去幾年才看到對學者的直接攻擊。攻擊的不再是你的觀點，而是你本人。”
鄭宇碩認為，報紙對他的攻擊既“集中”又“顯眼”，有可能是由負責對據稱活躍於香港和台灣的非共產黨組織施加影響的中共統一戰線部門作統籌。《時代高等教育》無法聯絡該部門作回應，而文匯報和大公報則沒有回應查詢。
鄭宇碩說，城市大學接下來對其著作的調查是試圖“教訓我，並且對其他”在政治上活躍的人“殺雞儆猴”。“我認為，大學裡有人想要取悅中國當局，但是我無法證實。”城市大學並未直接回應這一指控，而是說對鄭宇碩的剽竊指控由兩個獨立的委員會調查。
一些學者對於針對學者的攻擊深感關注，在二月時發表公開信呼籲親北京媒體收斂它們的“惡意”攻擊，並“小心維護它們作為自尊自重的公眾媒體的聲譽”。至今有超過1,000個來自香港各間大學的學生和職員在公開信上簽署。
另一些學者認為，香港政府以及北京正在以滲透大學管理層的方式來侵蝕學術自主。香港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個在抗議者眼裡忠於北京而非香港的可恨之人—自動成為香港各大學的校監。梁振英對各大學校董會成員的任命權力不一。以香港大學為例，梁振英有權對其負責任命校長，成員人數最多可達24人的校董會任命主席和6名成員。
而在城市大學，行政長官可以任命23名校董會成員中的15人，其中7人可以直接任命，另外8人則依照委員會的提議任命。他也可以任命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司庫。在2012年，梁振英任命商人兼其政治支持者胡曉明為校董會的主席。雖然獨立富商躋身大學校董會這本身並不罕見，但鄭宇碩說，他們在大陸的商業利益使他們不太可能抵抗北京的影響。他說，“幾乎無一例外，富商都非常政治正確。”
這種大學校董會控制權爭奪戰在香港大學成為了公開的戲碼。在8月初，校董會決定繼續押後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那個決定在新聞界掀起了重大爭議。據說，校董會的決定背離了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的意願。
校董會解釋說，押後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是因為要等新的首席副校長批准，而首席副校長一職目前懸空。校董會主席梁智鴻在一份聲明中說，“香港大學尊重並且捍衛學術自由。我們在過去堅定不移的保護和保持學術自由，今後也會繼續如此。”馬斐森對《時代高等教育》說，作為校董會的成員之一，他接受校董會的集體決定，但是他希望“校董會可以解決爭議，不要再拖延”。
梁振英對大學的權力並不止於校董會；他也任命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成員，而這個委員會就大學的撥款和方針向政府提出建議。
感到擔憂的學者說，媒體的攻擊和對校董會的控制是針對香港民主運動中最著名學者的首選武器。但是另一些人認為，香港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也開始影響到日常教學和研究的氣氛。
《時代高等教育》訪問了同樣感受到這種微妙壓力的香港大學政策、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部助理教授Liz Jackson。她正在埋首一份以爭取民主的佔領中環“雨傘示威”為主題的特刊。她說，她的工作引起一些同事的注意，他們認為“那刊物的目的就是要支持雨傘運動。”
她解釋，在他們眼中，“光是說那運動存在就是賦予它所不配有的正當性”。一位科學系的教授向Jackson表示他要在那特刊中寫一篇文章，不然“那特刊將會充斥後現代的廢話。”
明愛專上學院客座教授何芝君贊同說，“施加壓力的方式可以很微妙”。在籌辦一所新的教學中心時，有人接觸並提醒她小心，把雨傘運動納入中心的簡介可能會使大學高層認為，中心的研究方向在 “政治上敏感”。
香港大學法律教授Michael Davis認為，“假如你打算舉辦一個談論敏感議題的會議，你的同事會認為你應該小心…又或者‘高層’會不樂意撥款贊助。”
先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Davis認為，看起來平平常常的任命也會受影響。他相信，他延續教職至60歲後的申請被拒絶是因為他公開批評了北京的香港政策。“負責決定是否延長聘用的人告訴你，‘他們的上級不喜歡看到你在傍晚的新聞節目中出現。’”
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女發言人表示，大學不評論個別事例，但補充說沒有證據支持Davis的說法。她說，延續教職至退休年齡後的申請由大學、學院和學系的相關委員會審批。
Davis承認，在一個存在猜疑的環境下，自由派學者在事業上的失意總是可以歸因於政治歧視，不論這看法是否有證據支持。“一般來說，你不會找到明確的證據”，但是，香港高等教育界 “有威懾” 的氣氛。
至於鄭宇碩，儘管他自己有一些不快經歷，他認為香港對於從事純粹研究的學者來說還是“很安全的”。可是，他補充說，“現在，大部份同事參加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政治活動時受到很大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對於希望取得終身教席的年輕學者來說就更為尖銳。
直至去年為止都是香港大學高等教育教授的Bruce Macfarlane所有這些憂慮在多大程度是真實的抑或不過是誤會都不是重點。“一旦開始害怕，不論對他們事業的威脅有多真確，學者都會自我審查。”
目前在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出任高等教育教授的Macfarlane指出北京擁有的另一個潛在籌碼。北京目前正在資助香港和大陸的交流項目，而即使那些項目立意良好，那些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人還是可能會被剝奪參與的機會。自2012年起，每年有1,000名香港大學的學者和學者到大陸參加交流計劃和從事受資助的研究。
Macfarlane指出，文化交流也可以帶來大量來自大陸的研究生。“他們會成為日後的學者。”這將會導致他所說的“大陸化”—促成去年那些抗議的深層次恐懼之一。在2013-14年度，香港大學有57%的研究生來自大陸。
雖然中國大陸學生在香港各大學的入學申請在最近有所下跌，有評論員將之歸因於政治不穩，但是近年來，那樣龐大的大陸學生已經使一些學者不願意提及有爭議的話題。
Jackson承認，在課堂上，“我不想把中國說得太壞，因為這樣會使產生一個有敵意的環境。”她來自大陸的教學助理要求不負責教授任何有關中國的課題，因為大陸的學生期待她保持忠誠，不批判。如果她不符合大陸學生的期待的話，“她覺得他們真的很痛恨她”。事情的另一面是，Jackson覺得要在本地學生面前批評香港很困難。在演講廳裡，香港和大陸的同事都被預期要對各自的家鄉保持忠誠。 然而，其他接受《時代高等教育》採訪的學者大都表示他們在課堂上不覺得有這麼多限制。
說到長遠影響，有人憂慮校園裡日趨緊張的局面和對政治活動打壓的感知會使大學難以聘請最好的職員。舉個例，成名兩個目前在加州任教的朋友對他說，他們出於對政治壓力的恐懼，在“接受香港的終身教席時會格外小心。”成名認為，香港大學的陳文敏風波尤其可能會使有抱負的人不願意前來。
就如香港大學的決策停擺了那樣，更大的政治情勢也陷入了僵局。6月時，泛民主派議員反對了北京那個將會篩選香港行政長官參選人的選舉計劃，指責那是“假”民主。這意味著，在2017年行政長官將會由在2012年選出梁振英的那1200多個商界和政界精英選出。
更廣義上說，對於香港在長遠而言會否繼續為北京製造政治麻煩這個問題，教育和大學的影響力將會是個關鍵。佔領中環運動由學生組織領導，由香港大學法律副教授戴耀廷創立。那些抗議揭示了究竟有多少年輕人自認為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兼教務長陳清僑說，假如北京“現在不能控制大學生，在3，5，10年內也都控制不了他們。所以他們要控制大學，這個策略很清楚”，對香港院校來說，問題是，“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困局來了：北京為什麼對‘政治不正確’的人事施加更大的壓力？
針對香港“政治不正確”學者的壓力明顯升級了，背後有什麼動機？表面看來，北京是在回應去年的佔領中環抗議—1989年以來最大型的民眾反抗中國共產黨活動。
然而，報紙對城市大學的鄭宇碩和香港大學民調主任鍾廷耀的攻擊在抗議之前已經開始了。另一個解釋是，那些動作是習近平主席大規模清除異見嘗試的一部份。
據一些評論員說，那些在前任領導人之下得到容忍的對黨批評之聲現在不再可以接受。在習近平之下，公民社會組織，婦女權利活動人士和律師都遭受了更多的滋擾和拘押。
一封在2014年11月於一份黨通訊中刊登，寫給全中國大學教師的公開信指控其對象“眦必中國”，打響了針對高等院校內異見運動的第一槍。
在12月，習近平要求在大學實行更大的“意識形態控制”和更多講授馬克思主義。接下來的一個月，中國的教育部長袁貴仁聲言要禁止大學教科書宣揚“西方價值觀”，一位資深學者於是質疑這個禁令和至今仍然是中國憲法依據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到底要怎樣調和。
大學生和學者向來都是中國異見者的最主要源頭之一。儘管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抗議之後對大學管制加強了，它們仍然使執政黨感到憂慮。
在今年4月發表的一份論文為高等教育如何可能使中國民主化提供了一個難得一見的洞察。由哈佛大學的潘潔 (Jennifer J. Pan (?))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徐軼青撰寫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現，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比較可能會喜歡憲政民主和個人自由。
同樣是大局一部份的台灣，是北京希望最終會和大陸統一的地方。鄭宇碩認為，如果香港的大學在來自北京的壓力之下失去了自主，台灣反對重新統一的聲音可能會更大。在香港實行一個更為自由化的政策將會增加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鄭宇碩說，“中國為了收買台灣的人心花了這麼多錢，而[北京]正在香港做的事情當然對其台灣政策構成了很大的破壞。”
***
《時代高等教育》為誤譯，應作《泰晤士高等教育》。——譯者10月2日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