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ylar
为什么个体会欣然服从一些“更高的权威”，甚至在权威的要求与大多数人所珍爱的道德和伦理价值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依旧选择服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家都在试图解释发生于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的恐怖事件，当时最流行的一种答案是认为“德国人的人格里存在一种非同寻常的东西”，理论家们从人的自身特质的形成上去理解大屠杀事件，指出：德国人的家庭教育模式中，对儿童的严格训练，是使其生成不宽容、保守思想的直接原因。这种训练令个体产生被压抑的恐惧和敌意，最终需要一些释放，而这种释放被错位的表现出来了——变成了对少数族群和“与众不同的群体”的敌视。
《权威主义人格》的作者西奥多·阿多诺认为：诸多人格特质与易于相信反民主或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之间具有相关联系。
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并不完全一定。至少它的预设是错的，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情境比个体性格更为有力地左右着行为的发生。它在假定“恶行”一定是“恶人”所为。
政府架设GFW，以“安全”为借口封锁信息，身处大陆的网民被剥夺获知的自由，你有没有提出强烈反对并积极突破坚持翻墙？当你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一致认为电梯杀人事件的主题是“母爱伟大”，因为那位遇难的母亲在最后一刻救出了自己的孩子，你有没有秉持追责的立场并尽力反驳他们？……或许你认为上述情境太小儿科了，“宁可得罪人”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不成问题，那么我再换一个情境：如果你是一位纳粹军人，给你的任务是驱赶犹太平民进入毒气室，你会不会抗命？1961年被处以绞刑的前高级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境。
假设将一个人置身于一种足够强大的社会情境中，人们的行为或将有悖于自身的性情。阿伦特目睹了艾希曼的庭审，令她惊讶的是这位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的恶魔竟然是那么的普通，甚至有点迟钝。艾希曼面对犯罪的控诉，均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来回答。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称其为“恶的平庸”——这并不代表认为艾希曼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指：恶行通常是系列行为的最后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承担全部责任，当责任分摊在更多的个体之间的时候，服从命令则变得更加容易。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称之为“社会组织的恶”：没有一个人对某一行为负全部责任。
人类生活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中，似乎是进化偏差的结果，孕育了一种天生服从于权威的可能，这种进化的趋势与社会结构和特定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产生了具体的服从个案。当个体选择服从的时候，自身便转变为一种“代理状态”——一种不再认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理状态。
对于米尔格莱姆的情境范式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不同社会中的成员服从权威的程度存在文化差异，因为人们明显是在不同权威结构中被社会化的。米尔格莱姆的实验在德国慕尼黑重复时，服从率高达85%，而在美国纽黑文的尝试结果是只有20%的服从。但毕竟都不是100%，永远有一部分人尊重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坚持反对不道德的行径。这里面个体性情的确起到了作用。
即便在二战时期，依旧有很多人拒绝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其中在历史中留存下的典型不止有大家熟悉的奥斯卡·辛德勒，还有两位瑞典外交官，他们利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权发放假瑞典护照，从毒气室门口救出了十万名匈牙利籍犹太人；德国牧师彭霍费尔因在教堂进行反纳粹布道而被处死……今天发生在中国的那些因宣讲普世价值观被解职的教师、因发表政治异议观点被辞退的员工、因网络表达反极权立场而被惩治的网民等数不胜数的案例，简直和法西斯时代异曲同工——极权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方式营造并强化这种令人们不得不机械性服从的社会情境。
如果你熟悉历史，一定会了解当年纳粹德国意识形态宣讲的无处不在、对媒体管制严格的史无前例、对政治异议的史塔西式监控掘地三尺、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纳粹化改造……如果你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一定熟悉满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海报、新闻机构笔下频繁出现的“习大大”和“中国梦”、看不到纽约时报和知名美剧也用不了谷歌的网络生活，遍地的抗日神剧和“主题片”，还有无处不在的朝阳群众、举报按钮和黑头套……你有没有觉得历史和现实是那么的相似？没错，这就是培植“法西斯人格”的社会情境。
当身边的人都在抢着入党、争着评职称的时候，你会不会坚持表达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当圈子里的友人都换上了国旗头像、赞美阅兵仪式的时候，你会不会继续持政治反对立场批评政府的“伪爱国绑架”？你可能会被踢出圈子、没人愿意跟你做朋友，也可能失去就业推荐的机会，被周围人当瘟疫一样的躲避……最近一段在朝鲜国内秘密拍摄到的视频曝光了，画面显示两名朝鲜男子因偷看和拷贝美国电影，以”被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洗脑”的罪行遭到公审。多家中国媒体报道说，为防止民众偷看西方电影，金正恩上台后组建了100多个监视小组，以防止民众挑战他的威权。社会团体在对付那些“异端分子”方面是很有一套的，对属于群体性动物的人类来说，剥夺其归属需求和认同需求，甚至谋生渠道和人身安全，杀伤力非常大。从众和服从都是集体主义社会文化中被称颂的行为，隐忍被视作为“老练、明智”的处世态度。
非民主体制的规范性社会压力让人们难以在短期内中断对权威的服从，当背叛被发现是危险的时候，人们为了自保宁可夸张的“表现服从”去取悦权威，不管他们内心有多么大的反感。米尔格莱姆的实验证明，令个体感知压力持续快速的加大、和个体丧失自身行为责任感，是导致他们持续服从错误的权威指令的重要条件。
当你意识到非法的管制和监控在频繁升级、对政治异议的抓捕在扩大化的时候，当你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反对立场甚至转向讨好极权的时候，当你认为换个国旗头像没什么至少还可以继续混圈子抢红包的时候，当你感觉藏好自己的索尼相机就可以安心出门跟大家一起砸别人的日本车时……请注意，培植“法西斯人格”的社会情境正在高速发挥着作用。
个体并非永远无法对团体形成影响，如果团体真的能全面有效并永远抑制反抗和异议，那就没有体制的变化了。少数人能带动多数人的关键在于“能保持的一致”：持少数观点的人必须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表达相同的观点，且少数群体内部彼此认同。前者是为面向大众形成印象（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异议者个体坚定立场的需要，即便仍然有别于大团体，但拥有同盟同道也能够帮助个体抵抗至少是减弱来自于规范性的压力。
全部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清晰的判断和纯净的思考、认同并秉持作为人类基础需求的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才能免于被错误的社会情境、团体一致性所绑架。
当你在回顾人类漫长而阴暗的历史时，你会发现，因服从之名而犯下的罪恶，远比因叛变之名犯下的罪恶要多。——C.P.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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