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佐内贝克——这块雅致的墓地里,埋葬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的遗骸;走过一排排整齐的墓碑,不免感觉既敬畏又遥远。随着最后一名一战老兵的
过世,100年前爆发的那场战争已经由记忆蜕变为历史。但它的回音尚未消退——仍然在领土和地缘、人民和国家,现代战争的成因和后果中回响。
这 是泰恩摇篮墓地,世界上最大的英联邦公墓,它靠近伊普尔,也靠近帕斯尚尔战役泥泞的杀戮场。将近1.2万名士兵被埋葬在这里——其中8400名姓名湮没, 墓碑上只刻着“大战中的一名士兵,上帝知道他的一切”。尽管这个墓地规模巨大,埋骨这里的士兵人数还不到一战阵亡者总数的零头:作战双方总共损失了850 万将士,而这个数字又只是2000万重伤者的一小部分。
这是欧洲爆发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在二战爆发前被称为“大战”(Great War),除军人外,还有700万平民丧生。
但是,在这里以及西线沿途所有村庄修建的墓地和纪念地,不只让人想起那场杀戮的巨大规模。一战也开启了这样一个传统:有名有姓地纪念普通士兵,把他们埋葬在他们长官的旁边,这是经历了大屠杀创伤之后,对个人的追悼。
第 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始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当时,一个怀揣大塞尔维亚梦想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索菲(Sophie)。随后的4年半中,战火燃遍欧洲、中东和亚洲,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世界。
这 场战争摧毁了国王、皇帝、沙皇和苏丹;瓦解了帝国;引入了化学武器、坦克和空投炸弹;它让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加速了她们获得合法投票权的步 伐。它让乌克兰、波兰等国和波罗的海国家获得了独立,在中东建立了一些边界划分随意的新国家;它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革,比如让人们对战争心理学,对“炮弹 休克”(shell shock)和创伤后障碍有了新的了解。
美国也在一战期间,迈出了它作为全球性大国的第一步。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总统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抱负最终未能实现,他坚持停战,支持定义不明确的“自决”,这些做法引发了很大的混乱。而美国迅速从欧洲撤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二战的 爆发埋下了种子。
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历史学家们仍然争论不休。一些人继续把它归咎于德国,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形势使然:对抗、结盟、焦虑与 担忧——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衰落,德国和俄罗斯的力量日益壮大,令人们忧心忡忡——相结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即便宣战事由会 有所不同。
但这场战争留下的感情印记,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各不相同。对法国而言,这场战争不管多么血腥,都是对入侵的必要反击。第一次马恩河 战役旨在阻止德军攻入巴黎,事关要自由还是被奴役。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终于有了美国士兵助战,它是德国人走向战败的开始。一战对法国是一场“好的战争”,而 二战则是令人尴尬的崩溃,存在大量通敌行为。
对于德国而言,他们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巨大,所以几乎无法理解一战的失败,这也为后来的革命、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屠杀埋下了祸根。奇妙的是,战争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说,德国如果没有开战,本可能在20年内成为欧洲经济的主导者。
“1914年最讽刺的事情是,欧洲很多统治者都严重高估了军事的力量,严重低估了经济的力量,”黑斯廷斯说,如今他在与中国将军交谈时也会强调这一点。德国人也仍然困扰于过往的历史,对于目前应该在欧洲发挥多大的经济和政治作用没有把握。
对 英国而言,就连他们是否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至今都仍然存在争议。但他们确实参了战,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曾志愿参军,直到阵亡者累积如山。到1916年时,英 国终于开始强制征兵。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交火的第一天里,2万名英国士兵阵亡,4万受伤,60%的军官丧命,这场战役烙印在英国人的意识中,成为了“无谓屠杀”的代名词。
“在英国的许多讨论中仍然存在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参与这场战争是徒劳和毫无必要的,”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战争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说。
有些人质疑1914年或1939年留下的教训今天是否仍然适用。我们是否只吸取了1939年的教训——克制的代价十分高昂,却忽视了1914年教给我们的东西——克制本来可以避免战争?
有 些人看到了德国和俄罗斯为争夺对欧洲的掌控,延续着过往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有所展现,今天仍在继续,而且不光是在乌克兰。一个世纪前,乌 克兰人曾分成两派发动战争。另外一些人看到一战爆发于萨拉热窝,把它看成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而与此同时,在波黑、科索沃和更多地方,南斯拉夫冷战后的解体 以及它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模式的崩塌仍在为欧洲带去难以解决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长期存在于北爱尔兰,爱尔兰始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不完全革命 造成了北爱尔兰今天的局面。
考虑到目前的中国和中东局势,还有一些人提到了衰落中的大国面对新崛起国家时的危险。在中东,叙利亚内战和伊斯 兰武装分子对巴格达的挺进,正在破坏法国和英国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所划定的殖民地边界。这份协定签署于1916年一战期间,得到了俄罗斯的认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正在瓦解。加里波利战役塑造了现 代土耳其这个继承国家的民族身份,对于奥地利更是如此。
即使是宣布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也是在一战期间的1917年签署的。
对百年纪念活动感兴趣的悼念者、游客、学生和亲属从伊普尔那尚未消亡的战场走过,那里时不时地仍然会出土一些遗骸和未引爆弹药。他们从泰恩摇篮一排排灰色墓碑之间精致的草坪上走过,献上鲜红的罂粟花。
如 果泰恩摇篮是英联邦最大的军人墓地,那这就是最小的美国军人公墓。墓碑上讲述着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让人联想起欧洲大陆,那个他们的 父母曾经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远离的地方。当他们最终归来时,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比如宾夕法尼亚的二等兵朱塞佩·斯帕诺(Giuseppe Spano)、西弗吉尼亚的二等兵安杰洛·马扎雷拉 (Angelo Mazzarella)、蒙大拿州的二等兵埃米尔·P·维泽(Emil P. Wiser)、威斯康辛州的二等兵奥利·奥尔森(Ole Olson),以及俄亥俄州的一等兵约翰·久津斯基(John Dziurzynski)。
“曾在这里的逝者,现已作古,”历史学者G·M·特里维廉(G.M. Trevelyan)在自传中写道,“他们的故乡不再记得他们,只属于今天的我们。然而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真实,我们明天也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阴影。”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6月27日。
翻译:王湛、土土
这 是泰恩摇篮墓地,世界上最大的英联邦公墓,它靠近伊普尔,也靠近帕斯尚尔战役泥泞的杀戮场。将近1.2万名士兵被埋葬在这里——其中8400名姓名湮没, 墓碑上只刻着“大战中的一名士兵,上帝知道他的一切”。尽管这个墓地规模巨大,埋骨这里的士兵人数还不到一战阵亡者总数的零头:作战双方总共损失了850 万将士,而这个数字又只是2000万重伤者的一小部分。
这是欧洲爆发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在二战爆发前被称为“大战”(Great War),除军人外,还有700万平民丧生。
但是,在这里以及西线沿途所有村庄修建的墓地和纪念地,不只让人想起那场杀戮的巨大规模。一战也开启了这样一个传统:有名有姓地纪念普通士兵,把他们埋葬在他们长官的旁边,这是经历了大屠杀创伤之后,对个人的追悼。
第 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始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当时,一个怀揣大塞尔维亚梦想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索菲(Sophie)。随后的4年半中,战火燃遍欧洲、中东和亚洲,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世界。
这 场战争摧毁了国王、皇帝、沙皇和苏丹;瓦解了帝国;引入了化学武器、坦克和空投炸弹;它让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加速了她们获得合法投票权的步 伐。它让乌克兰、波兰等国和波罗的海国家获得了独立,在中东建立了一些边界划分随意的新国家;它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革,比如让人们对战争心理学,对“炮弹 休克”(shell shock)和创伤后障碍有了新的了解。
美国也在一战期间,迈出了它作为全球性大国的第一步。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总统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抱负最终未能实现,他坚持停战,支持定义不明确的“自决”,这些做法引发了很大的混乱。而美国迅速从欧洲撤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二战的 爆发埋下了种子。
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历史学家们仍然争论不休。一些人继续把它归咎于德国,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形势使然:对抗、结盟、焦虑与 担忧——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衰落,德国和俄罗斯的力量日益壮大,令人们忧心忡忡——相结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即便宣战事由会 有所不同。
但这场战争留下的感情印记,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各不相同。对法国而言,这场战争不管多么血腥,都是对入侵的必要反击。第一次马恩河 战役旨在阻止德军攻入巴黎,事关要自由还是被奴役。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终于有了美国士兵助战,它是德国人走向战败的开始。一战对法国是一场“好的战争”,而 二战则是令人尴尬的崩溃,存在大量通敌行为。
对于德国而言,他们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巨大,所以几乎无法理解一战的失败,这也为后来的革命、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屠杀埋下了祸根。奇妙的是,战争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说,德国如果没有开战,本可能在20年内成为欧洲经济的主导者。
“1914年最讽刺的事情是,欧洲很多统治者都严重高估了军事的力量,严重低估了经济的力量,”黑斯廷斯说,如今他在与中国将军交谈时也会强调这一点。德国人也仍然困扰于过往的历史,对于目前应该在欧洲发挥多大的经济和政治作用没有把握。
对 英国而言,就连他们是否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至今都仍然存在争议。但他们确实参了战,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曾志愿参军,直到阵亡者累积如山。到1916年时,英 国终于开始强制征兵。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交火的第一天里,2万名英国士兵阵亡,4万受伤,60%的军官丧命,这场战役烙印在英国人的意识中,成为了“无谓屠杀”的代名词。
“在英国的许多讨论中仍然存在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参与这场战争是徒劳和毫无必要的,”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战争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说。
有些人质疑1914年或1939年留下的教训今天是否仍然适用。我们是否只吸取了1939年的教训——克制的代价十分高昂,却忽视了1914年教给我们的东西——克制本来可以避免战争?
有 些人看到了德国和俄罗斯为争夺对欧洲的掌控,延续着过往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有所展现,今天仍在继续,而且不光是在乌克兰。一个世纪前,乌 克兰人曾分成两派发动战争。另外一些人看到一战爆发于萨拉热窝,把它看成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而与此同时,在波黑、科索沃和更多地方,南斯拉夫冷战后的解体 以及它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模式的崩塌仍在为欧洲带去难以解决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长期存在于北爱尔兰,爱尔兰始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不完全革命 造成了北爱尔兰今天的局面。
考虑到目前的中国和中东局势,还有一些人提到了衰落中的大国面对新崛起国家时的危险。在中东,叙利亚内战和伊斯 兰武装分子对巴格达的挺进,正在破坏法国和英国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所划定的殖民地边界。这份协定签署于1916年一战期间,得到了俄罗斯的认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正在瓦解。加里波利战役塑造了现 代土耳其这个继承国家的民族身份,对于奥地利更是如此。
即使是宣布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也是在一战期间的1917年签署的。
对百年纪念活动感兴趣的悼念者、游客、学生和亲属从伊普尔那尚未消亡的战场走过,那里时不时地仍然会出土一些遗骸和未引爆弹药。他们从泰恩摇篮一排排灰色墓碑之间精致的草坪上走过,献上鲜红的罂粟花。
如 果泰恩摇篮是英联邦最大的军人墓地,那这就是最小的美国军人公墓。墓碑上讲述着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让人联想起欧洲大陆,那个他们的 父母曾经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远离的地方。当他们最终归来时,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比如宾夕法尼亚的二等兵朱塞佩·斯帕诺(Giuseppe Spano)、西弗吉尼亚的二等兵安杰洛·马扎雷拉 (Angelo Mazzarella)、蒙大拿州的二等兵埃米尔·P·维泽(Emil P. Wiser)、威斯康辛州的二等兵奥利·奥尔森(Ole Olson),以及俄亥俄州的一等兵约翰·久津斯基(John Dziurzynski)。
“曾在这里的逝者,现已作古,”历史学者G·M·特里维廉(G.M. Trevelyan)在自传中写道,“他们的故乡不再记得他们,只属于今天的我们。然而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真实,我们明天也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阴影。”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6月27日。
翻译:王湛、土土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40704/c04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