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贲
我这一辈中的许多人最难以割舍的就是对知青往事的回忆。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是性格、知识、价值观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记忆研究发现，人对十几、二十岁时发生的事件有最为持久的记忆；一般人对经受的困苦、磨难、创伤，尤其是精神创伤，有着特别顽强的记忆。这类记忆与“教训”有相当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这样的记忆可以使人们容易、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危险和创伤的事件。在人的下意识里，这样的记忆“顽强地记住对生命有危险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是什么原因、谁为此负有责任，能增加我们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
对于个人来说，知青记忆虽然珍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变得模糊、黯淡、零碎而不连贯。许多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知青往事、回忆，包括作家所写的知青故事，其实都是借助了某种叙述的形式，把零碎、片段的记忆碎片拼合起来。出于完整叙述的需要，空白的部分必须用“推导”来加以填充。这样的推导虽然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在回忆人那里毕竟缺乏确实感，也会有许多不实之处，因此需要由他人的回忆来印证或核实。知青和同学们的各种聚会、饭局、同学会等等对后知青特别有吸引力，他们也特别需要这种碰头相聚的机会，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唠嗑往事的时候，个人或共同的记忆能得到某种确认、保持和更新。通过与他人联系来保持记忆，这是人的一种心理和情感的需要，对于大多数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来说更是如此。
一 “后知青”零碎的个人记忆
“后知青”们对知青时期的个人记忆虽然重要，但不足以形成可以与他人，尤其是与后代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长期记忆。心理学家耐舍尔（Ulric Neisser）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
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文革”文学、知青文学、回忆录、历史记叙等因此成为重要的记忆载体。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 如纪念馆、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知青记忆的主要内容，知青生活、经历、感受构成了知青意愿的主要语义，但是，知青的“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部分，所有，“文革”也必然成为知青记忆的语义内容。
在我头脑里常常浮现的知青往事中，有几位在“文革”中已不幸去世的知青熟人朋友，其中有一位我印象最深，因为他和我一样，在下乡的时候对学习外语有爱好。他的名字叫滕小平。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右派分子，为了躲避世人歧视的目光，他后来改从母亲的姓，名字也改了，换了“杜德”这个名字，但与他相熟的朋友还是叫他滕小平。
我和滕小平既非同学（我是市三中68届高中，他是市二中67届高中），插队也不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都在昆山插队，但离得相当远，他在昆山县北面的城北公社，我在昆山最东面的陆家公社。他与我往来完全是因为有共同爱好。在我以前的印象里，他是1972年去世的，后来我发现这一记忆并不确实，因为这个年份是我从别的事情“推导”出来的。我记得那是美国尼克松访华后的事，因为他跟我说起过尼克松访华时的英语演说，好像不久后就听到了他的去世的噩耗，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说是他在农村修桥，走过桥的时候，栽进水里。他不会水，口里、肺里呛满了河泥，就这样死了。后经查证，他是1973年8月4日去世的。
在插队的时候，我一共到他队里去看过他两次，每次都是借我村子里一户农民的自行车去的。这户农民父子俩都是木匠，是手艺人，所以日子过得比其他农民富裕一些，是村里极少有自行车的人家之一。第一次我去看他后的印象是，他非常用功。农村烧饭用的灶头里烧的是稻草、麦秸，人必须在炉膛前不住地打草把，一个一个塞进去，一面用火钳挑起火来。他做饭的时候，在灶膛前添火，手里还拿着一本书。他告诉我，他父母带着他的弟妹全家下放苏北，家里一年养肥一头猪，买了100元钱，全给他了，他用钱到上海外文书店买了一本韦伯斯特大辞典，花了50元，剩下的买了一部英文打字机，这在当时学英语的知青中可以算是顶级“发烧友”干的事了。
我第二次去看他，骑自行车都已经走了一半路，但就是走不了了。那天是雨后不久，农村的小路非常泥泞，自行车的两个轮子被泥裹住，动不了了。我一次又一次提着自行车，把车轮在路边的小河里甩动，想用水冲掉裹住轮子的烂泥。但上路不一会儿，又被裹得严严实实。我最后只好作罢，打道回府，谁知道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在我的感觉里，这好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每次想起，都令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我不能释怀于对他的记忆，虽然没有多少是可以回忆的，但总觉得他是我知青生活的一部分。如今我已经步入老年，每每想起他，都觉得想要多了解他一些。我向他两位相熟的朋友打听他生平的事情，我把他们告知我的事情记录在这里，聊以告慰我这位不幸朋友的亡灵。
二 肖晓达的回忆
(苏州第二中学68届高中学生，在吴江县金家坝公社幸福大队插队)
滕小平是六七届高中生，他身材瘦小，圆脸上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走路挺胸，见人微笑。我和滕小平都就读于市二中，他比我高一级。他本来应该上苏高中的，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不用说具体什么问题，只说“历史问题”就够了—— 给刷了下来。在校园里从点头之交很快成了熟人。开始我对于他见任何人都低头哈腰的样子很讷闷，这使我连想到世故，圆滑甚至奸诈等小人之举，直到有一天去他家见到他父亲对我施以同样的低头哈腰之礼我便明白了一切。滕小平属于那种有思想，珍惜时光的青年。断不至为走卒，奴仆，甘遭庸夫驱驭者。他表面上低声下气，内心却刚强自信。
他于68年秋插队到昆山城北公社以前我几乎每天找他，或者他来找我。69年五月我也插队到了吴江。那年的11月份我心血来潮，决定去昆山看他。于是带了我的小提琴就上路。从周庄坐船到昆山，黄昏时分到达，上岸即从同是我们学校的知青那里打听到去滕小平插队的村庄。一路秋收景色宜人，到他那里正值撑灯， 当时农村没有电灯。他刚从田间收工回到他的小房间，见我突然到访，大喜，遂烧饭， 晚上吃什么菜已经忘了，只记得半夜上厕所见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可是我至今记得第二天一早他给我烧了稀饭然后在一个小奶粉瓶盖里放了七粒花生米作为小菜。 他有一瓶花生，可是为什么只给我七粒？问了他才知道他每天早晨自己只吃五粒花生米。由于我的到访，那天早晨他喝了白粥，把他的那一份，再加两粒给了我。
滕小平在他的生产队里得到很高的评价，因为他跟农民们干同样的活，从来没有拉过半天。后来他们选他做了小队会计。 他一直按照自己定下的规矩过着一种极为简朴的生活，到了年头分红拿到些钱就去买书。后来我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他遭遇不测的时候我还没有刑满。从我母亲那里得知他的死讯，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
三 王迎建的回忆
（苏州第一中学1968届初中学生，在昆山县城北公社同心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
杜德，原名滕小平，因崇拜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而改名杜德。高中毕业（比我略大几岁），于1968年底，由苏州市第二中学插队到昆山县城北人民公社同心大队第七生产队务农。1973年8月炎夏的一天，在七队后面的风雷桥（民间口传“杜德桥”）造桥工地做工，午饭前，他独自一人晚走了几步，由河北过便桥时不慎落水，溺亡。今寻故地，桥已不复存焉！
同心大队位于昆山县玉山镇锡苏太公路通城河桥北，沿着同心河西岸，紧挨河边，南北排列着四、五、七队三个自然村，七队在五队后面。当时，我插队在最南边的四队。在大队所有知青中，七队有三名知青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乡亲们称之为“杜德是整天翻砖头（厚厚的外文词典），两兄弟每天截树根（拉小提琴之喻）”，颇具幽默，且形象生动。
当时，由于家境不同，大多数插队知青都必须尽力做回自己的口粮，一是为生存，二是为“影响”，或曰“印象”。因此，对于要想学点东西的知青，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家务只得求简，继之以煤油盏下的夜读，就是我们每天的日课。在带玻璃罩的洋油灯尚属奢华的年代，我还曾为杜德用玻璃药瓶制作过一个煤油盏。
我们的交往并不能说多，起初，每月一次由大队贫协（贫农协会）召集的知青会就成了真正的“知青会”。可惜后来连这样的活动也不告而废。
当时的我，虽然没能上过多少学，涉世也不深，但由于从小受家庭影响，养成了“总得学点啥”的朦胧意识。因此，在与杜德的交往中，很是崇敬他的学识。他曾给我讲解过“兰姆酒”，跟我谈起过学外语的心得，都让我记忆犹新。记得1973年初的一次偶遇，我俩靠着大队部同心大桥西堍的桥栏端头，面对着马镇衍兄所作“农业学大寨”巨幅宣传画，交谈有时。当听说我在自学日语，他曾说过“日语不及英语用途广”，大有“学万人敌与学一人敌”之意。但仍然及时给予了鼓励，说：“应该多看原文。”还背诵了一段《五十音图》，问我发音准否。其实，杜德不仅自学英语，于法语、世界语（Esperanto）等也多有涉及。如果不是1973年夏天溺水身亡，“文革”后的首场高考（排除“家庭成份”的人为因素），定是受拔擢的英才无疑。此次偶遇，竟成永别，倏忽四十载，及此犹痛甚！
四 生者对死者的“不忘”
孟子说：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如今，到了这个年纪的前知青们，除了吃饭穿衣，还有许多不能忘怀的往事，对往事的“不忘”更成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慰籍。今天，常能听到有人用“广阔天地，终生难忘”来泛泛而谈“文革”中千百万年轻人的知青生涯，对此，有知青感慨道，知青为国家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终身难忘’，聊以自慰；‘终身不被忘’，足矣！” 诚然如此，对许多当过知青的人们来说，“不忘”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不被忘”。
“终身难忘”这个说法过于太空洞，并没有实质的内容。不同知青的“终身难忘”内容千差万别，云泥殊路。有的知青因为根红苗正、有家庭背景，早早入党提干、招工进厂或进大学当上“工农兵”大学生，开始了日后大好前程的始于足下之路；有的始终抱着“回城梦”——那个时候的“中国梦”——，拼死拼活， 苦熬死等；还有的则因为是“黑七类”，背着“成分不好”的黑锅，自知回城无望，心里绝了希望，但好死不如赖活，只能咬紧牙关，准备在农村了此一生。还有更惨的，那就是像滕小平那样，死在了农村。他们连日后感受“终生难忘”的机会都不曾有过，他们的生平，甚至姓名，现在都已经差不多被人们完全遗忘。
别人可以忘记他们，但是，我们这些在“广阔天地”里有过“终生难忘”经验的知青不可以这样。我们先是见证了自己知青同伴的死去，后来又眼看他们被世人遗弃和遗忘。对我们那些死去的知青伙伴，我们难道没有记住他们的道德责任吗？意大利犹太人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死去的和活着的》（又译为《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说，经历共同苦难的伙伴，活着的有义务记住死了的，他说自己是上帝从炉灶的炉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没有烧尽的柴薪，幸存下来不过是一个侥幸。中国的知青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人生机会、才能和才华被“文革”毁掉的一代，如果我们用与莱维同样的心情看待知青中少数人的侥幸“成功”，那么，在庆贺他们“后知青”成就的时侯，我们也会以一种别样的心情，用“不忘”来记忆我们那些不幸早逝的知青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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